從西南夷到益州郡

更多考古發現證實西南邊疆

融入中華文明的歷史進程

2000多年前，古滇先民生活在現在的昆明滇池周邊區域。《史記》記載，面對漢武帝的征討，滇王舉國投降，“請置吏入朝”。2021年，考古人員在晉寧河泊所遺址發現了“益州太守章”、“滇池以停行”等封泥及簡牘，證明早在西漢時期，中央已經對云南行使治權。4月25日，2024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結果公布，云南晉寧河泊所遺址入選。多件考古實物證實，尋找了多年的益州郡郡治就在這里。這是近年來西南邊疆考古取得的最新成果。

這片土黃色的瓦當，乍一看和常見的漢代云紋瓦當非常相似，但是仔細看瓦當的頂部，小篆書寫的“益州”二字躍然而出。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蔣志龍：“益州這個銘文瓦當就是實證，這個地方就是益州郡郡治所在地。”

在漢代，只有官署能使用標志性文字建筑。“益州”瓦當的發現，是一個最直接最有力的證據。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蔣志龍：“益州最早就是在現在的云南昆明晉寧區上蒜鎮所在地，我們所在的河泊所遺址的上蒜第一小學片區，益州后期很多人叫四川，實際上最早是在這里。”

位于滇池東南岸的河泊所遺址總面積約12平方公里，東北距出土“滇王之印”的石寨山古墓群僅700米。此前，史學家認為古滇國地處西南，是從戰國甚至更早時期一直延續到漢代的區域性政權，雖然《史記》中有漢武帝“以為益州郡，賜滇王王印”的記載，但除了1956年石寨山古墓群出土的滇王印之外，沒有更多的實物能夠證明西漢與古滇國之間的關系。

2019年，考古人員在河泊所遺址發現了一枚“滇國相印”封泥，證明漢武帝在古滇國設立了滇相。2021年開始，在國家文物局的支持下，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繼續對河泊所遺址進行考古發掘。截至2024年12月，累計發掘面積10000平方米，出土各類遺物9000余件，發現了包括建筑遺跡、有“益州”銘文瓦當、封泥、有字簡牘等重要遺物。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蔣志龍：“今年，我們在益州郡城址的發現方面有些突破。”

益州郡最早見于《漢書·地理志》記載：益州郡，武帝元封二年開。莽曰就新。屬益州。戶八萬一千九百四十六，口五十八萬四百六十三。縣二十四。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蔣志龍：“益州郡下轄是24個縣，涉及益州郡24縣，我們目前發現了有20個縣的封泥，另外從簡牘來看，簡牘里面涉及益州郡24個縣的縣名，全部都出來了，這個是非常好的一個實證。”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蔣志龍：“在灰坑和水井里，我們都發現了封泥和簡牘，尤其是封泥里，很多是官印封泥，就證明在這些建筑里面，原來住的都是官府的人員。”

考古人員還發現了春秋至魏晉時期連續疊壓的城墻、大型木構遺跡，揭示了城內主干道路、高等級建筑區。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蔣志龍：“我們把這條道路解剖了一下，它是分幾次鋪筑的，原來建設的路基就在這上面，這就是第5層，我們現在發現最早建的就是這個，這個第5層對應的是戰國到漢。”

這條貫穿河泊所遺址的漢代道路，目前探明呈T型，長度達260米左右，最寬處12米，是城內西南部的一條道路。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蔣志龍：“道路非常關鍵，它涉及城中心的中心道路，道路的盡頭就是城門，我們希望將來我們順著這條道路能夠找到益州郡的城門。”

更有意思的是，在河泊所遺址東部，發現的全部都是有關漢代益州郡治的線索。而在河泊所遺址西部，發現了居住區、祭祀區、手工業區等多種功能分區，文化面貌與石寨山文化關系密切，這個區域極有可能是古滇國的都邑。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蔣志龍：“公元109年以前，這里是古滇國所轄的一個地方，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滇文化的范圍，西漢置益州郡以后，同時還賜滇王王印，同時我們在河泊所遺址還出土了滇國相印，去年我們還發現了滇王相印，同時我們還發現滇廷等這些封泥，這些都證明了我們云南在西漢中期就已經納入了中央王朝郡縣制的管理范圍以內。”

河泊所遺址的重大考古發現，證實了西漢中央王朝在云南實施了較為靈活的雙重政治架構和柔性羈縻治理策略，在加強中央集權的同時，也促進了邊疆地區的穩定和發展，是西南邊疆從“多元”融入中華文明“一體”格局歷史進程的典型案例。

記者：陳璐 郭威

編輯：董桂英

責編：唐鶴嘉 王云

主編：廖菲

終審：柏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