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我在中國的六十年》（金詩伯著，秦亞青譯，北京出版社2018年7月版）

01

1968年10月9日，一道命令傳來，讓我們這些“牛鬼蛇神”回家取鋪蓋衣物，然后到教學樓去。從此以后，我們必須住在教學樓里，理由是如若回家，勢必受到外界影響，不能一心一意寫檢查。現在給我們一個機會，以便集中思想、集中時間、集中精力。

聽起來冠冕堂皇，實際上純屬囚禁，只不過這種禁不經審訊、沒有罪證，也等不來判決。囚禁到何時為止無人可知。

要是平時，我們一定會抗議這種非法囚禁。而此時此地，我們只好聽命。因為我們無處抗議、無處申訴、無處尋求保護。

還有命令，不準我們離開教學樓，不準和家人接觸。這，自然也是為了集中精力。

我們的新居是一樓的一間大教室。剛去時是在水泥地板上鋪個草墊子過夜。后來天冷了，我們也享受到雙層木床。這間教室里住了我們二十個人，女的住在同一層樓的另一間教室里。

這間教室名曰“牛棚”，因為“牛鬼蛇神”四字之中“牛”字打頭，我們住的地方也就簡稱為“牛棚”了。

02

牛棚里的日子和進牛棚前無大差別。我們在樓里樓外勞動；我們一沓一沓地寫檢查；我們天天早上請罪認罪；我們參加政治學習；我們低著頭走路，挨罵受辱；我們到大飯廳，吃最便宜的菜。

這些和從前沒啥兩樣。然而，日子卻百倍地難熬，痛苦卻千倍地難忍，因為我們回不了家，見不到親人，聽不到他們的安慰，得不到他們的支持，也不知道他們的處境。我們成了囚犯，雖不這么叫，實際上就是如此。我們不知道等待我們的是什么命運。

白天還好過點兒。一到夜里，愁思、疑惑、焦慮、痛苦就一起襲來。夜，真難熬啊。

哨音一響，“牛鬼蛇神”上床。整10點鐘，個個都已躺在草墊上了。有的倒下就睡著了，可對大多數人來說，卻又是一夜不眠。我，睡不著。

牛棚里不準關燈，因為值勤的紅衛兵有時要進來查房清點人數。

牛棚的夜充滿了各種可怕的聲音：嘆息、呻吟、咳嗽、嗚咽。在這些聲響之中，心寬福大者的鼾聲顯得特別響亮。

我仰面朝天，睜眼躺著。左右的“棚”友也是同樣的姿勢。有的在抽煙。我1966年年初戒了煙，現在也不想重新開戒。

我在思索。大腦從未這樣急劇地工作過。我極力呼喚我的親人，可是漆黑之夜，哪里有他們的影子？

有時，我感到絕望。我的命運會是什么？妻子孩兒的命運會是什么？國家、人民、黨的命運又會是什么？我輕聲嘆息，但我的嘆息很快就停止了。

我深信自己沒有反黨反人民，沒有人能證明我反黨反人民。我相信黨，1949年，是黨領導中國人民戰勝了強大的敵人；60年代初，是黨領導中國人民戰勝了天災人禍。這樣的黨、這樣的人民，一定會撥亂反正，一定會使備受磨難的中華重新安定下來。我的祖國，馬列主義、社會主義的堡壘，光明幸福的象征。在您的大地上，黨的旗幟一定會重新飄揚。

我漸漸地平靜下來。

我不斷地看表。難道才2點？離起床還有四個小時。4點了，從校園墻外的小村子里傳來了公雞的啼聲。我喜歡雄雞長啼，這聲音總是那么親切，這聲音總是報道黎明。

這也是紅衛兵常來查房的時間。重重的腳步聲近了，他們當然無須放輕腳步。他們圍著草墊子轉了一圈，查查人數不少，就離開了房間，重重的腳步聲又漸漸地遠了。

只有一次，有個“牛鬼蛇神”不見了。這是位又矮又胖的老教授，夜間他總喜歡把自己裹在幾床棉被里面，小將們沒有“深挖細找”，竟然一時未能發現。

突然，有個人起床了，他嘆了聲粗氣，就匆匆奔向廁所。我盯準時間，一分一秒都不敢大意。因為我剛升任牛棚副棚長，若是這群“牛鬼蛇神”出了事，自然饒不了我。過了一會兒那人回來了，呻吟幾聲，又躺到床上。

一聲哨響，新的一天開始了。“牛鬼蛇神”一躍而起，許多都是徹夜未眠、精疲力竭。

03

每天，總要有一兩位小將光臨牛棚。他們喊出一個名字，這個點到名的“牛鬼蛇神”就被押出去接受專案小組的審訊。

我不知別的“牛鬼蛇神”對這種審訊有何感想。就我自己而言，若是紅衛兵不叫到我的名字，我會覺得心神不寧，胡思亂想會出什么事，心想若是叫到我，至少能對自己的境地有個數。可是，一旦叫到我的名字，一種恐懼又籠罩在心頭。

一天晚上，兩個紅衛兵來“牛棚”提我。他們讓我跟他們走。于是兩位紅衛兵前面走，我低著腦袋后面跟。走廊上很黑，也沒有人，但我從未想到過抬起頭。當“牛鬼蛇神”的兩年，頭總是要越低越好。

他們領我上了樓，在一間屋前停下。門上有塊牌子，但我沒看清寫的什么。二人開了門，讓我走進了燈光昏暗的屋子。他們把我往屋中間一推，隨后一左一右在我兩旁站定。

從屋角暗處傳來一個使人心怵的聲音，問我叫什么名字。等我報過姓名，那聲音又問：“知道這是什么地方嗎？”

“不知道。”

稍一停頓之后，那聲音又響起來了，仍是那樣呆板冷漠。“你父親是個吸血鬼……他用中國勞動人民的血肉養肥了自己……他是個間諜……你也是個吸血鬼、寄生蟲……你一生無時無刻不在剝削中國人民……中國人民對你友好，你卻對人民犯下了滔天的罪行……你還從事間諜活動……”他一句一頓，加重語氣。

我真希望他提高嗓門兒對我咆哮、對我叫罵。沒有什么比這冰冷的聲音更令人難以忍受。這聲音簡直就像是法官在判。

“你犯下了嚴重罪行。你一點兒也沒有交代。你的同伙都已坦白了，只有你頑固不化。現在給你兩分鐘的時間，若是繼續對抗，可別怪我們手下無情。”

我感到恐懼。我呆呆地站著，渾身冒汗，手指僵直，憋得透不過氣來。我知道自己沒有犯罪，更沒有什么同伙。我知道這位審訊官也和我一樣清楚——我沒有犯罪，我沒有同伙。但是，我還是絞盡腦汁，極力搜索點幾什么填充一下這可怕的沉默。幾秒鐘過去了，屋里靜得連呼吸都能聽見。

“混蛋！”一聲大罵終于打破了沉寂。“4點以前把檢查寫好，聽見了嗎？！……帶走！”紅衛兵把我押了下來。

回到牛棚，我倒在床上，思緒紛亂。表針已指９點，離限定交檢查的時間還有七個小時。我的眼皮一刻都沒合上過，我的大腦在緊張地工作、搜索。黑夜中傳來了沙沙的響聲，每一聲都像鐵錘敲打鐵砧一樣，敲打著我疲憊的心。

我不時地看表，表針一圈一圈地爬，時間過得真慢。遠處，一只雄雞報曉了，我的心一下子又提了起來。時間快到了，他們會怎么處置我。3點35分……40分……45分……最后的幾分鐘猶如一個世紀。

4點整，我豎起耳朵，走廊里仍是靜悄悄的。我看看房門，沒有人來，也沒有動靜。有人上廁所，我甚至聽到了他的小便聲。他出了廁所，腳步聲也漸漸消失了。

十分、二十分、三十分，三十分鐘過去了，窗外泛起了亮光，我提著的心卻仍未放下來。為什么沒有人來提我？為什么沒有災禍降臨到頭上？

是他們沒說讓我早上４點鐘交檢查？也許是下午４點？

一天過去了，上午沒有人來，下午也沒有人來。這一天竟是安然無事。

04

我時刻懷念妻子和孩子，渴望見到他們的心情，簡直難以表達。

機會幾乎沒有，可我并未放棄希望。

有一次，我見到了妻子，那是在教學樓外搭大字報棚的時候。我站在架子上，看見妻子遠遠走來。我知道她一定會看見我。妻子從架子旁邊走過，沒有抬頭看我。但我雙眼的余光發現她看到我了。這樣匆匆一見，真叫人又喜又悲。

只要能找到借口，我就給妻子寫個紙條，要點兒零碎東西。條子要通過紅衛兵轉交。第二天我即可收到所要的東西，有時里面還夾一張回條。

有一天，我寫了條子要塊白布，好在上面寫明自己的頭銜“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好幾天我一直猶豫不決，不知該不該告訴她這塊白布就要掛在我的胸前。最后我決定告訴她，不然她更不放心。

有時，我向妻子要點兒糧票，再不就要幾塊錢交飯費。可我從不多要一分錢，除了吃飯，我別無開銷。再說我知道她手頭十分拮據，當時我家每人每月只發十五塊錢生活費，銀行存款也被凍結了。

有一次，我寫了個條子要點兒咸菜吃。第二天紅衛兵把我傳到辦公室，把一罐咸菜塞到我的鼻子底下，厲聲喝道：“聞聞……”隨后又是一陣大罵。“你以為自己是什么人？”又是一陣罵。“你還自以為挺精呢……”還是一陣罵。

我接過罐子，頓時一陣香油味撲鼻而來。我明白了——一個“牛鬼蛇神”竟敢吃帶香油的咸菜，工人農民還買不起香油呢。同時，我更理解了妻子的心——她是用自己的巧手愛心，讓我享受一點“美饌”。

他們罵夠了，就劈手把罐子奪回去放在桌上。其中一個看看我的臉色，插嘴說：“算了，饒他一次。拿走吧，下不為例。”

趁他們主意未變，我急忙抓起咸菜罐，離開了屋子，伴隨著我的是香油的香……還有妻子的愛。

11月20日到了，這是我們結婚十八周年紀念日。我知道妻子多么思我、想我、需要我，正像我思她、想她、需要她一樣。我要想方設法見她一面。于是我告訴紅衛兵我的腎結石又犯了，疼得厲害，想到醫院檢查一下、要點兒藥。

他們同意了我的要求，派一名我從前的學生跟我同去，以防我拐到別處去。出來后，我告訴這個學生我的病歷在家里，我想順路回家一趟把病歷帶上。他稍一猶豫，我如坐針氈，最后他還是同意了。

踏上回家的路，我感到心在不住地跳，可又害怕押送我的紅衛兵看出破綻。

終于到家了。我敲門，開門的是妻子。看到我，她兩眼一亮，可是馬上又暗淡下來——她不知道我的突然歸來是兇是吉。

我進了門，那個紅衛兵跟了進來。兒子在屋里，他沒有抬眼看我，臉色陰沉沉的。

妻子幫我找病歷，翻完一個抽屜又翻另一個抽屜。這時，二女兒走進屋里，她仔細打量著我，可只一會兒，她那兩只忽閃忽閃的大眼睛就沉了下去。她轉過身，走了。

我凝視著女兒剛剛站過的地方，突然覺得心在流血。我的眼淚淌了下來，這是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第三次流淚。

妻子把我領到椅子邊，遞給我一杯水。那個紅衛兵懂事地走到窗前，背過身去裝著朝院子里看。就為這一點，我一輩子都真心實意地感激這位學生。

最后，我和那位紅衛兵離開了我家，朝醫院走去。我仍在抽泣，根本無法控制自己。

那位紅衛兵不住地問到底是怎么回事，問我為什么哭。然而，有些事我是無法對他解釋清楚的。我只能說：“是我的錯……我對不起妻子兒女……我給他們添了麻煩……”

我在醫院檢查了病，要了點兒中藥。那位紅衛兵要到別的地方去，于是就讓我看完病哪里也別去，直接回牛棚。我，從命了。

我們夫妻結婚十八年了。像這樣度過結婚紀念日，十八年來還是第一次。

05

牛棚里集合了一群各種各樣的人。有黨總支書記、黨員干部、系主任、幾位老教授，還有一些資產階級右派分子。

文化大革命前，我們這些人關系并不密切。現在雖說身居同一牛棚，來往卻更少了。

每個人都忙著想自己的事、體會自己的感受、完成自己的交代材料。

有的常被帶走，痛打一頓，謂之幫其反省。這些人當然是一見紅衛兵的影子就心驚膽戰；其他人或是受苦少點兒，或是把苦藏得更深。打人總在二樓的隔音室里，干這種事，那可是個理想的地方。

秋天，就這樣一天天熬過去了。我們同室“牛友”已共處五十多天，卻仍未見一絲結束牛棚生活的跡象。這日子什么時候才算到頭？

12月初的一天，我們請示紅衛兵是否能讓大家洗個澡。第二天，紅衛兵同意了“牛鬼蛇神”的要求。

第三天，我們排好隊，到離學校四五里的澡堂去。“牛鬼蛇神”拖著沉重的步子，走在大街上，幾個押隊的紅衛兵前呼后喊地發口令。街上的行人用好奇的目光看著我們。

終于到了澡堂。洗澡的人多，我們只好在外面等。大家排成兩隊，站在澡堂樓外，每人手持一個臉盆和幾件換洗衣服。進進出出的人看我們、打量著我們，然后就轉身走開。

有的“牛鬼蛇神”洗得挺痛快，盡情地享受熱乎乎的水、熱乎乎的蒸氣、熱乎乎的淋浴。而我，我是一分一秒都在熬。我覺得全世界的眼睛都在盯著我們這些“牛鬼蛇神”。

幾天之后的一個中午，大部分“牛鬼蛇神”都在午睡，棚長寫了一早晨交代，此刻也已鼾聲如雷。有位老教授走出屋子。我看見他走了出去，心想他是去上廁所，也就沒特別在意。突然，我聽到走廊上有人呼喊。一個紅衛兵闖進門來，巡視一圈，就又沖出門去。肯定是出事了。

幾分鐘后，我被傳到紅衛兵辦公室，他們又罵又喊，倒也使我弄清了發生的事情。原來那位老教授從二層樓的窗子跳了下去。

我感到吃驚，卻更感到震驚。這個老教授已經自殺過一次了。那一回他從三樓窗口跳下去，幸而窗下有棵樹擋了一下，沒丟性命，只摔瘸了一條腿。這一次他只受了幾處輕傷。我沒有提防他出牛棚，沒有注意他出去這么長時間，所以招來紅衛兵的一頓臭罵。

對于辱罵，我似乎已經習慣了。這次挨罵也只當是陣耳旁風。但這位老教授尋死的決心使我陷入了沉思。雖說常常挨打，他也不該做出這種決定。難道他不知道，一步即去，終不能返？他怎么能對光明的未來完全失去希望，而想去結束自己的一生？他怎么能如此怯懦膽小？他真是怯懦膽小嗎？

我苦思冥想，設身處地地揣摩他的思想情緒。我心中明白，不論發生什么事情，我決不會走他這條路。

06

1968年12月21日，我收到妻子的一張條子，說二女兒要去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

自文化大革命以來，這消息對我的打擊最為沉重。誰都知道，幾個孩子當中我最喜歡老二。她那年只有十四歲，一個單薄瘦小的女孩子，在農村能干什么呢？

整整一天，我心緒不寧。我知道自己攔不住女兒下農村，我也可以猜出她為什么要走。在這所城市，她是“牛鬼蛇神”的女兒，整天忍辱受屈，她受不了。也許，她真的認為自己該受“再教育”。

我要求紅衛兵允許我和妻子說幾句話。第二天早上，我和妻子在紅衛兵辦公室里會面了。她坐著，我站著，兩人凄然相對。

后來，一個紅衛兵粗聲粗氣地讓我也坐下。要問的，要說的，有千言萬語。我們都想先安慰一下對方，可是紅衛兵就在身旁，豎著耳朵，瞪著眼睛。

過去，我多次在銀幕上見過妻子探監的場面，可從未細細想過獄中會面的心情。此時此刻，我親身體會到了這種心情。有多少重要的話要說、要講、要解釋。會見的時間分分秒秒過得飛快，可又無法把萬千思緒百般情感變成話語傾訴。

匆忙之中，我問了幾句，妻子簡簡單單地做了回答。談話完了，我該回牛棚去了。我們準備了多少話，可說出來的連十分之一也不到。

第二天，孩子離開了家。妻子極力勸女兒等到規定的年齡（十六歲）再下鄉，可女兒決心已定。她走了，我沒能為她送行。這是家里的事，是妻子兒女在文化大革命中經受洗禮的一段插曲。

07

文化大革命剛開始時，我這個“牛鬼蛇神”的頭銜還沒有影響到我的妻子。她本來可以參加大多數革命教師組織的戰斗隊。但她不愿參加。還有幾位老師也和五花八門的戰斗隊無緣，人們稱他們“逍遙派”。

妻子和這幾位老師一樣，只參加自己認為值得參加的活動。有時去開會，有時寫幾張大字報。

她到過北京，和成千上萬的革命戰士一起接受過毛主席的檢閱，看到毛主席坐在敞篷汽車里，在戰友的陪伴下從人群前駛過。她喊啞了嗓子，流出了熱淚。

后來，情況變了。她是“牛鬼蛇神”的老婆，必須參加專門為“人民敵人”的家屬辦的學習班。

學習班的任務是讓家屬們檢舉、揭發、批判我們這些“牛鬼蛇神”，因為他們最了解我們的底細。他們應該站在黨和人民一邊，不能讓私人感情干擾他們對革命事業的義務。

我不知道其他“牛鬼蛇神”的妻子對其丈夫抱什么態度，我的妻子堅信我一直緊跟著黨，從來沒說過一句反革命的話，從來沒做過一件反革命的事。她毫不隱諱這種想法，也從不改變自己的觀點，誰也無法讓她動搖。無論在我關進牛棚之前還是之后，妻子一直對我堅信不疑。

在那些日子里，妻子備嘗艱辛，酸楚之甚，言語無法描繪。她為我擔驚受怕，為孩子操勞費心；作為“牛鬼蛇神”的妻子，她忍辱受屈；經濟上也十分拮據。這一切她都挺了過來。為此，我終生感激我的妻子

文化大革命開始的時候，我大女兒上初中。她是個好學生，對社會活動也頗積極。文化大革命爆發后，她更積極了。我也遇到過一些中學生，可沒有一個比她的革命熱情更高，比她的心靈更純潔。她簡直是一團純凈的烈火，她在熾熱地燃燒。

上初二時，她決定到農村去，向貧下中農學習。她提出申請，要求在初中畢業之前就到廣闊天地里去。學校領導和老師批準了她的申請，鼓勵她，說她做了青年人該做的事。那年春天，她走了。妻子送女兒上車站，我卻沒能去為她送行。

女兒常來信，信總是樂觀、充滿激情。信里說她住在貧農家里，干活兒肯出力，學到了很多東西，貧下中農都喜歡她，她也很高興。

有一次，一個貧農病重，需要輸血。女兒自愿獻血。當她自己的150毫升血流進了貧農的血管里，我女兒感到很幸福。

后來，我們得知她插隊的村里少說也有十五個麻風病人。文化大革命一開始，這些麻風病人也造了反，從附近的麻風院逃出來跑到村里。有些麻風病人就和我女兒一塊兒干活兒。她和這些病人在一起，也不知有多危險。

我們給她寫了信，讓她多多注意。女兒回信說，別的農民能和麻風病人一起生活工作，為什么偏偏她特殊。

最后我們終于把她轉到另一個地方去了。很快她就得到了“鐵姑娘”的稱號。她和小伙子干一樣的活兒從不知疲倦，也從不嫌苦叫累，在全縣都出了名。縣革命委員會還把她樹為典型，號召全縣年輕人向她學習。

文化大革命中，我們一家人她算比較愉快的了。但是，從某種意義上說，她同樣是個受害者。她失去了上學的機會，失去了受教育的機會。為此她終生感到后悔。這種損失確實是很難彌補的。

我的二女兒下鄉時剛滿十四周歲，是學校里自愿要求下鄉的學生中年齡最小的一個。老師和工宣隊的師傅都勸她先別去，讓她上完高中再說。但她決心已下，不肯改變主意。

我覺得，她下這般決心，與幾天前班里發生的事情不無關系。那是快下課的時候，一個非常革命的教師宣布她和幾個學生屬于“黑五類”子女，其他同學必須和他們這幾個“黑五類”子女劃清界限。

這位教師也許并無惡意。可是，他在我女兒和其他幾個孩子心靈上留下了久久不能愈合的創傷。從那天起，女兒變了。她已不再是從前那個愛說愛笑、靈巧活潑的小姑娘了，她變得深沉內向。她參加了“戰斗隊”，在同學們中成了有名的“小老虎”，勇猛、堅韌、百折不撓。

二女兒到農村去了。同行的十一個年輕人都比她年齡大。下鄉的地方離濟南幾百里路。那里還不算窮，只是十分落后。村里似乎根本沒人知道他們要來的消息，對知識青年下鄉落戶也沒啥興趣。他們進村時正值午夜，連個歡迎的人影都沒有，只聽見幾只狗在黑夜里沉悶地叫了幾聲。

十二個知識青年漸漸安頓下來。可那地方有個習慣，不準婦女同男人一起下地干活兒。婦女們的本分是待在家里，給男人燒飯洗衣。我女兒和其他幾個女知識青年要下地干活兒，卻讓社員們趕了回來。

為了爭得勞動的權利，幾個姑娘斗爭了好幾個月。姑娘們勝利了。我女兒后來成為知青小組和生產大隊的一個棒勞力。她還學了針灸，給當地農民治病祛疾。后來，她去教小學，成了一名出色的民辦教師。

正是那個時候，她開始學英文，做了大量練習，寄回家讓我和妻子給她改正。她那工整秀麗的書法、清晰干凈的作業，使我們由衷地感到欣慰。

她在農村受了四年的再教育，比同組的知識青年待的時間都要長。這當然是因為她是我的女兒，是“牛鬼蛇神”的女兒。再說她年齡小，自然也不必急著離開農村。

我的二女兒過去是斗士，現在仍在拼搏。沒有任何風暴能把她擊垮，也沒有任何障礙能阻止她實現自己的目標。

文化大革命開始那年，我的兒子剛滿九歲。這年齡已經能嘗到痛苦的滋味，只是還不知道痛苦的來由。

因為“牛鬼蛇神”的爸爸，孩子受欺負受侮辱，這傷了他的心。兒子盡力自衛，可他不明白為什么痛苦全要他來品嘗。

有一天，老師和他談話時問到了爸爸。孩子沒有回答，卻流下了眼淚。

正當孩子需要父親的時候，他的父親卻被奪走了，這不能不使他的成長受到影響。孩子變得有點兒乖僻，他沉默寡言，抑郁憂悶。然而，我并不太為兒子擔心。我了解他，知道他是個誠實正直的好孩子，能腳踏實地地工作。我相信他會努力上進的。

有一天，院里的門房跑進我家，說我兒子偷黃瓜，叫農民抓住了。這真叫人難以置信，可是……我們向窗外一看，一個農民正領著他朝我家走來。那個農民一口咬定我兒子伙同一群孩子偷了黃瓜。那群孩子都跑了，只抓住他一個人。

我經過一番調查，弄清了事情的真相。原來那群孩子確實到菜地里偷走了一些黃瓜。我兒子想去勸他們別偷東西。既然兒子自己沒偷，當然也無意逃走，所以就叫到場的農民抓住了。

08

第二天，我們又是照例行事：認罪請罪、政治學習、檢查交代。

據宣布，一個“牛鬼蛇神”徹底坦白了自己的罪行，得到了“解放”。同時也號召我們向他學習。可是能交代的問題，我已全部交代了，還怎么向他學習呢？我的心胸像個剛出母腹的嬰兒一樣，潔白無瑕。

五個星期過去了。1969年2月9日，我的專案組把我傳去，審問還是老一套：什么時候、什么地方、和什么人聯系、有什么目的？我盡量答復。其實好多問題早已問過多次。

稍停了一會兒之后，專案小組的成員——兩個學生和一名年輕的打字員——交換了一下眼神，打字員開口了：“所有無關痛癢的問題，你都交代了。但對最重大的問題，卻至今避而不談。別以為我們不了解，我們知道得一清二楚。你所有的罪證全在我這里……”他半開了抽屜，知道我也不敢往里面看。

“好了，現在你回去，繼續考慮問題。你休想混過去！”我明白他是在唬我，也就沒放在心上。

下午，他們通知我把過去兩年的交代寫成一份綜合材料，要簡明扼要，只寫重大問題。我費了整整一下午和一晚上才完成這份材料。

第二天早晨，我被帶進一間會議室，全系師生都在場。紅衛兵把我帶上講臺，大會主席—一個學生——讓我向大家交代自己的罪行。

我開始講了，心里出奇地鎮靜。我一面講，一面把胳膊肘支在講桌上。這是我給學生上課時的習慣。一個紅衛兵拉了拉我的衣袖，讓我把胳膊放下來。我聽見坐在前排的一個學生對身旁的人說：“嘿，瞧他的眼睛，大得嚇人！”

我剛講完一半兒，主席就讓我別太啰唆。我停下來，不知如何是好。剛又試著說了幾句，主席不耐煩了，他打斷了我的話，說了句：“夠了，你可以走了。”

當天，竟然正式宣布我不再是“牛鬼蛇神”了。

整整兩年半的時間，才證明強加于我的種種罪名都是莫須有的。我不是牛，不是鬼，不是蛇，不是神，我是個人。雖然我還不敢說自己是一個革命者，但我絕不是人民的敵人。

這一章篇幅雖短，但我還是急于結束它。記述艱難歲月，猶如經歷艱難歲月一般；回憶痛苦，同樣也是一種痛苦。

作者簡介

金詩伯原名薩姆·金詩伯（Sam Ginsbourg），1914年9月21日生于蘇聯赤塔，系俄羅斯族人。他一歲隨父母來到中國，由滿洲里、哈爾濱而上海。1932年在上海震旦大學肄業；1947年3月從上海到解放區煙臺，參加了革命工作，擔任煙臺英文報社編輯，后擔任膠東區外事組教員；1948年10月至1951年2月在華東大學俄語系任教；1951年3月至1985年6月在山東大學外文系、公共外語教研室執教，先后晉升為講師、副教授、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并擔任外文系俄語教研室主任、山東大學公共外語教研室主任。因病于1993年10月4日在濟南逝世，享年80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