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00多年前，一支和親隊伍護送一位16歲的大唐公主，從長安浩浩蕩蕩出發，一路向西，跋涉3000多公里，抵達吐蕃。這條路就是被后世稱為“絲綢南路”的唐蕃古道。4月23日世界讀書日，上海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張安福帶著他的新作《跟著文成公主走唐蕃古道》，做客南方都市報“72小時閱讀馬拉松”直播間，與讀者朋友一起重走文成公主當年遠嫁吐蕃的旅程。

《跟著文成公主走唐蕃古道》，張安福著，嶺南古籍出版社2025年4月。

《跟著文成公主走唐蕃古道》，顧名思義，是一次追隨文成公主的足跡，探尋漢藏交融千年印記的人文之旅。張安福教授將其多年對唐蕃古道的田野調查、所見所感與史料記載緊密結合，考察了炳靈寺、日月山、倒淌河、貝納溝、小昭寺等見證漢藏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自然景觀和歷史遺存，回溯了文成公主進藏和親的故事。全書以生動的筆觸和詳實的描述，將散落在歷史長河中的絲路文化碎片系統融合，輔以近百幅考察圖全景式展現唐蕃古道的波瀾壯闊。書中歷史與現實情景交融，自然與人文交相輝映，讓讀者真切地觸摸到絲路文化的發展脈絡，感受到絲路文化傳承的源頭動力。

張安福，上海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西域史、絲綢之路文化研究，多年致力于在中國西部地區進行田野調查和歷史遺存整理。

對談——

跟著文成公主走唐蕃古道

南都：您長期深耕絲綢之路與唐蕃關系研究，為什么會選擇以“跟著文成公主”的視角切入唐蕃古道？

張安福：將唐蕃關系與絲綢之路結合在一起，一直以來都是我在認真思考的問題。目前學術界普遍傾向于將唐蕃關系置于民族史的研究視角之下，而絲綢之路的研究重點則更多放在綠洲絲綢之路上。選擇以“跟著文成公主”的視角切入唐蕃古道的研究，即沿著文成公主的足跡考察絲綢之路，以人物帶動歷史敘述，帶動沿途道路的走向和道路遺存的探尋。這一選題不僅豐富了絲綢之路和文成公主的文化內涵，更帶入了我個人沿途的所見所聞所感，融入了我的感情和認知。

我此前對于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一帶的研究著力甚勤，對西南地區尤其是青藏高原和印度，雖積累頗豐，但付諸筆端的成果尚不多。去年的《唐蕃古道——重走文成公主西行路》與今年的《跟著文成公主走唐蕃古道》的出版，意味著西南絲綢之路的研究與之前的西域史研究已經成為我學術研究體系中的“一體兩翼”，也算是在自己努力耕耘多年的學術田野當中又增添了一片肥沃的土壤吧。

南都：書中融合了歷史文獻、考古發現與田野調查，能否分享一個典型案例，說明三者如何相互印證？

張安福：在玉樹有一座文成公主廟，是非常有名的。2010年玉樹地震時，文成公主廟的安危牽動著很多人的心。這次我們去到貝納溝，親眼看到了文成公主廟，香客云集，真切感受到來自四面八方的信徒對于文成公主的虔誠之心。相傳當年文成公主在此處停留了3個月，留下了豐富的歷史遺存。無論是從文獻記載、考古發現，還是田野調查的角度，我在《跟著文成公主走唐蕃古道》這本書當中都對文成公主廟進行了深切的回溯與探討。

南都：近年來石渠縣吐蕃石刻的發現為文成公主路線提供了新可能——或經過四川，您如何看待這一考古發現對傳統路線考證的挑戰？

張安福：這一新發現充分體現出唐蕃古道并不是一條簡單的道路，而是從以長安為起點的中原地區通往高原的線路網絡。關于文成公主入藏的具體路線，學界同行歷來不乏思考與研究。不過，我認為在文成公主入藏的早期，她可能更愿意選擇一條相對便捷且易于行走的道路。因此，經四川入藏的路線，在我看來，更可能是唐蕃古道的一條支線。我在撰寫這兩本書的過程中對于這個問題有過思考，希望日后通過深入研究后再作切實的回應。

南都：唐代在唐蕃古道設立了一些驛站，如柏海、那曲，這些驛站遺址的考古發現揭示了哪些鮮為人知的歷史細節？

張安福：唐蕃古道上柏海、那曲等驛站是供唐朝使團休息和補充給養的地方，保障了唐蕃古道的暢通。史書記載，從中原前往吐蕃的使者一般會在那曲驛站的羊八井休整、沐浴。為什么呢？原來藏北高原天氣寒冷，使團一路車馬勞頓，而羊八井這個地方恰好擁有地熱資源，所以使團就在那里進行沐浴休整了。文成公主入藏后，每當唐朝的使者到訪，公主還會派人專門到羊八井迎接。我們這次去實地考察后發現，羊八井的地熱資源確實豐富。1975年，中國的第一口濕蒸汽井在這里出現，一年之后，利用這種天然地熱能源的中國第一臺地熱發電機也在此啟動，這與歷史記載是完全一致的。而在柏海驛站，鄂陵湖畔的迎親灘，便是松贊干布初見大唐公主的地方，其西20公里的扎陵湖邊至今仍留有當年迎親的行宮遺址，成為文成公主與松贊干布在此相會的重要見證。

南都：在青海日月山、玉樹貝納溝、西藏卡若遺址等考察中，哪一遺跡最令您震撼？

張安福：令我覺得最震撼的應該是卡若遺址。在我們的傳統印象當中，青藏高原通常被認為是生命的禁區，很難想象早期文明會在如此高寒且惡劣的環境中誕生。然而，考古發現表明，早在距今5萬至1萬年的舊石器時代，西藏境內就已有人類生活的蹤跡。卡若文化屬于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展現了西藏先民的原始生活狀態。遺址中發現的原始建筑對后世藏族建筑風格影響深遠，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遺址晚期的碉樓式建筑，堪稱藏地民居的鼻祖。此外，卡若地處川、滇、藏三省交界處，其社會文明與文化發展并非獨立存在，而是帶有不同地域文化相互滲透、融合的印記。卡若遺址出土的肩石斧、磨制條形石斧、凹背直刀石等器物，在甘肅馬家窯遺址中也曾大量出土；遺址中出土的粟，則可以印證當年卡若地區與黃河流域的農業文明交往的歷史。

南都：書中提到藏北草原流傳的文成公主傳說，這些傳說在歷史真實性與文化意義上如何平衡？您如何看待民間敘事對學術研究的補充價值？

張安福：民間敘事是史學研究的傳統，司馬遷《史記》面世之前，很多記載都是用神話故事來傳述歷史。文成公主入藏的故事，在青藏高原上也流傳著諸多神話傳說。我們在敘述的時候，會盡量把這些神話與現實聯系起來，探究某個神話是怎么產生的？它的現實基礎是什么？我認為，流傳于藏北高原的關于文成公主的神話傳說，都深刻體現了文成公主在青藏高原的影響，兩者是相得益彰的。舉個例子，日月山是地質運動形成的，但在民間敘事當中，它變成了唐太宗賜予文成公主一面寶鏡。據說公主可以在寶鏡中看到長安的景象以解鄉愁。而當公主在此地拿出寶鏡時，卻發現里面根本沒有記憶中長安的樣子，傷心的公主將寶鏡拋下山崖，寶鏡碎為兩半化作日、月二山。

南都：從女性史角度看，文成公主的和親行為如何突破傳統“弱女子”敘事？她在吐蕃政治中的實際角色是否被低估？

張安福：從女性史的角度看，我覺得文成公主的和親行為一定程度上展現了女性在歷史發展當中的作用，尤其是在促進不同民族交流融合方面的影響。譬如，文成公主摔碎寶鏡所化的日月山正好擋住了青海察汗草原上一條東流的河水，從此河水不再東流，轉而向西流去，后世由此稱這條河為倒淌河。如此一來，一個氣概非凡、比大丈夫還要偉岸的形象便油然而生。文成公主在吐蕃生活的時期，其對當時政治局勢的影響與作用或許并不顯著，但在她逝世之后，也就是進入“后文成公主時代”，她的形象越來越高大，對吐蕃的影響也越來越深遠。在我看來，她在吐蕃歷史與漢蕃關系中的實際角色沒有被低估，反而得到越來越恰當的評價。尤其是在“唐蕃一家”觀念形成以及元明清時期中央政府對西藏實現有效管轄的歷史進程中，文成公主成為中原和青藏高原合為一體、漢藏民族融合的形象代表，一個母體的化身。文成公主同時期的唐朝使者王玄策曾多次出使印度半島國家，并將印度的制糖、醫藥等技術通過青藏高原傳到中原。當時印度半島諸國林立，在最后一次出使時，王玄策遇到了中天竺內亂，隨行的士兵被射死，財物也被搶劫一空。王玄策只身逃往吐蕃，求救于文成公主。在文成公主的斡旋下，松贊干布發兵協助王玄策擊敗了中天竺國，造就了“一人滅一國”的傳奇故事，這是有歷史真實記載的。這其中，文成公主的作用不容忽視。

南都：唐蕃古道正在推進聯合申遺，您認為其核心價值應如何提煉？

張安福：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如果能把唐蕃古道列為世界文化遺產的話，我認為其核心價值在于這條道路所承載的不同民族之間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一位女性離開繁華的都市，不遠萬里來到遙遠的邊陲，而且開辟了從中原到拉薩、從拉薩到印度的道路。這條古道的繁榮體現了古代人們對未知世界的探索精神，對不同文明的向往以及尋求民族交融與文化交流的意愿，這是人類社會發展前進的重要動力。正如大航海時代是對未知世界的探索一樣，文成公主入蕃也是對于西南邊境絲綢之路以及南亞絲綢之路的探索。在我看來，這一歷史事件的歷史文化價值是非常突出的。

南都：在寫作過程中，哪些歷史細節因文獻或考古資料缺失而成為遺憾？未來是否有計劃通過新研究填補這些空白？

張安福：如果說有遺憾的話，那就是在包括《舊唐書》《新唐書》和《資治通鑒》等諸多歷史文獻中，對文成公主的記載一直是被動和間接的描述，缺乏對其主觀視角的深入刻畫。譬如在關于助力王玄策“一人滅一國”的歷史記載中，王玄策作為唐朝使臣，能夠從吐蕃借兵擊敗中天竺國，宣揚大唐國威，其中文成公主功不可沒。但文成公主在吐蕃的日常生活是怎么樣的？對于中原和吐蕃的關系，她又是如何考慮的？現有的漢文史料能夠提供的細節非常有限，未來我們希望通過如《賢者喜宴》等藏文文獻尋找更多線索，進一步豐富文成公主的內心世界，讓文成公主更鮮活、立體地呈現在世人面前。

歷史研究如何與AI共生

南都：在數字人文興起的背景下，AI技術對傳統歷史研究范式帶來了哪些根本性挑戰？

張安福：對于我們從事田野調查的研究者來說，實際上非常歡迎AI技術。以唐蕃古道為例，只要我們提供足夠多的信息，AI技術就可以非常清晰地將古道進行還原。它充分利用了遙感技術和自然地理已有研究成果，把我們人類無法跨越的、無法到達的一些地方顯示出來，繪制出相應的三維圖像。在我看來，這既是挑戰也是機遇。

南都：您認為制約AI在歷史研究中深度應用的核心技術瓶頸是什么？

張安福：AI技術本質上是人工智能的一種體現。它的能力上限很大程度上受限于當前人類學術研究的水平和能提供給它的知識與數據。如果我們人類學術界還沒有到達某一水平，那么AI也很難企及。換言之，AI能把世界上或者是學術界當中最先進的水平向我們展示。有人做過用AI識讀甲骨文的測試，正確率還不到一半。所以說，完全相信和依賴AI技術，還是存在很大風險的。

南都：對于“文成公主入藏路線”這類存在爭議的歷史問題，AI的證據鏈整合能力能否提供新的考證路徑？

張安福：我覺得是可以的。因為我們的自然地理環境是相對穩定的，包括山的高度、山脈的隘口、河流的走向等等。古人行路通常會選擇沿河流山谷、地勢相對平坦的路線，哪怕翻山越嶺也會選擇最低的隘口。AI強大的數據處理與整合能力可以幫助我們在極短時間內知道，在廣袤無垠的唐蕃古道上，哪些道路是近代以來發生改變的，哪些是基本保持原貌沒有改變的，并在沒有改變的道路中辨別哪些道路是當年可以通行的。這樣一來，哪怕文成公主入藏路線有千萬條，我們也能推測出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下，她最可能行走的那一條。結合遙感、空中無人機拍攝及衛星導航等先進技術，山川地理的分布與河流的走向等信息，得以一一展示在我們面前，我們就不用再像探險者一樣拄著登山杖一步一步地去調查、考察，大大提高了研究的效率和準確度。

南都：當AI能快速處理海量史料時，歷史學家的核心競爭力是否轉向“提出問題”而非“處理數據”？這對歷史研究的“人文價值”意味著什么？

張安福：我覺得AI技術雖然日益成熟，但它的角色依然是輔助性的。即使我們提出問題，AI給出答案之后，還是需要研究者理性地去選擇和使用這些信息，而不能一味地依賴AI技術，它只能是作為一個工具來使用。AI技術豐富了我們的視野，幫助我們從更加多元的角度來認識和思考問題。借助AI技術，可以省去很多重復性的勞動，譬如在唐蕃古道研究當中，有助于使路線的判定更精準，對相關遺存的梳理更完整。然而，歷史研究不再是純粹地閱讀文獻，而是越來越呈現出跨學科的研究趨勢。人類獨有的情感共鳴、生命體驗與哲學思考是AI難以突破的“壁壘”。

采寫：南都記者 周佩文 實習生 何夢怡

圖片由嶺南古籍出版社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