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關于南非和英布戰爭的著述有多種被譯介到國內，青年丘吉爾作戰被俘又孤身逃脫的傳奇故事，已為中文讀者熟悉。當時，丘吉爾25歲，身份是倫敦《晨郵報》特派記者。

1899年12月12日晚，當丘吉爾趁著夜色翻出比勒陀利亞戰俘營鐵欄的時候，他的隨身物品僅有25英鎊和幾塊巧克力；兩個月前從南安普頓港出發時，珍藏著一位美麗女子肖像的那個棕色皮夾子，已不知所終（關于這件皮夾子及肖像的奇特經歷缺乏記載，它們現在收藏在丘吉爾檔案中心）。

丘吉爾皮夾子里的素描

前幾年，《丘吉爾與二戰》的作者Fred Glueckstein（弗雷德·格魯克斯坦）寫有一篇《丘吉爾的偉大初戀：帕米拉·普洛登》，完整鉤沉了這段戀情。簡言之，丘吉爾在1896年11月于印度結識帕米拉，她父親是英國駐海德拉巴外交代表。丘吉爾幾乎立即陷入熱戀，但種種跡象顯示，帕米拉似乎別有懷抱。在奔赴南非戰場時，帕米拉的幾幀素描小影，一直珍藏在丘吉爾隨身的皮夾子中。丘吉爾的秘書約翰·科爾維爾在1981年出版的《丘吉爾及其密友》中披露，從南非脫險回國后，丘吉爾曾向帕米拉求婚，卻遭拒絕。總之這段感情無疾而終，代之以持續終身的友誼。丘吉爾于1965年去世，帕米拉則以利頓伯爵夫人的身份，于1971年辭世，享壽97歲高齡。

這段塵封的“八卦”值得中文讀者玩味之處，還在于利頓（Lytton）這個姓氏。對英語讀者來說，愛德華·布爾沃-利頓是一位過時的作家，這位中文讀者多半已不知曉的人物，曾與狄更斯齊名。國內翻譯出版過他的歷史小說《龐貝城的末日》，作者姓氏被譯為李敦。

小說家只是愛德華的一重身份，同時，他還是帝國的殖民地事務大臣，被冊封為男爵。

1902年，當帕米拉·普洛登小姐嫁入利頓莊園時，小說家早已過世。不僅如此，他的兒子，羅伯特·布爾沃-利頓伯爵也已離世。羅伯特是帕米拉的公公，生前曾任英帝國駐印度總督，卸任后冊封為伯爵。他的兒子，第二代利頓伯爵維克特，便是帕米拉的丈夫。

1873年，就在小說家愛德華·布爾沃-利頓男爵去世的同時，在遠東的中國上海發生了一件事，成為“中國人是何時開始翻譯介紹西方文學的”這一事件的重要起點：一部長篇連載翻譯小說出現在月刊《瀛寰瑣記》上，名字是《昕夕閑談》，作者未署名。雖然此前已經有一些西方小說譯介為中文，但如此規模的長篇譯作尚屬首次。那時候的中國讀者并不關心小說作者是誰，這部小說從1873年1月開始一直連載至1875年初，最終出版了單行本。很長時間內，似乎也沒人關心《昕夕閑談》究竟何人所作，直至哈佛大學的韓南教授揭開了這個謎底，他考證出原作者正是愛德華·布爾沃-利頓，《昕夕閑談》即是他1841年出版的長篇小說《夜與晨》。

無獨有偶，另一件事也說明愛德華·布爾沃-利頓小說當年流行的程度：第一部登陸日本的西方小說也恰是利頓的作品，在《昕夕閑談》出版后的1878年，長篇小說《歐內斯特·邁特瓦》以《歐洲奇事·花柳春話》為題在東京出版日文版。然而兩部譯作的命運不盡相同：《昕夕閑談》在中國讀者中并未掀起波瀾；而《花柳春話》卻大獲成功，一再翻印，利頓的其他小說也被相繼譯介到日本。經過一個半世紀的歲月淘洗，申報館初版的《昕夕閑談》早已是近代珍本，而《花柳春話》原本仍在日本售賣，要價也并不昂貴。

海隅

校對 王麗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