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進入到1949年下半年，戰(zhàn)場節(jié)節(jié)敗退、舉步維艱的老蔣除了將東南沿海的寶島視作自己最后的落腳點精心經(jīng)營外，大陸僅剩的一塊戰(zhàn)略基地也就聚焦在大西南地區(qū)了。

當年8月29日，老蔣飛赴重慶歌樂山參加“西南決戰(zhàn)”的軍事部署會議，與張群、胡宗南、宋希濂、楊森、劉文輝等中央和地方軍政要員們共商“大計”。

影視作品中部署西南決戰(zhàn)的國軍將領

在老蔣看來，國軍雖在三大戰(zhàn)役和渡江戰(zhàn)役后主力損失殆盡，但只要設法利用好這最后的幾十萬精銳保住西南半壁，等待國際局勢出現(xiàn)變化，一切就都會出現(xiàn)反轉。也正是基于軍事和政治上的綜合考量，老蔣才會毫不猶豫的嚴詞拒絕胡宗南與宋希濂的退守滇緬計劃。

這樣一來，就只有固守西南，與解放軍在此決戰(zhàn)這條唯一的路可走了。只不過，在關于決戰(zhàn)的兵力配置和部署上，眾人還需做一番詳盡周密的研究才是。

正當會議現(xiàn)場鴉雀無聲，陷入一片沉寂之時，時任西南軍政長官公署副參謀長的沈策主動站出來陳述了自己的“胸中良策：

“歷代兵家入川，多從川北而來，當然也有溯江西上的，但地形險阻，不便用兵。現(xiàn)川陜公路交通方便，易于共軍展開。因此，學生以為共軍將從川北過來。”

沈策是胡宗南的心腹愛將，他的發(fā)言自然得到了胡宗南的認可，當然，結合川北與川東的地形地貌以及我軍前期作出的“聲北擊東”故布迷陣操作，老蔣和劉文輝、楊森等人也都紛紛表示了贊同意見。

影視作品中的胡宗南

因此，會議形成的最終決議方案便圍繞著重點布防川北防線展開：一是嚴防死守秦嶺防線，不得擅自后退；二是沿白龍江、米倉山、大巴山一線構筑第二道防線；三是將羅廣文第15兵團迅速配置在南充、大竹地區(qū)，隨時做好向川北機動的準備。

不過，老蔣千算萬算，還是漏算了這一作戰(zhàn)計劃的幕后設計者、時任西南軍政長官公署代參謀長的劉宗寬。表面上他是國軍西南決戰(zhàn)計劃的“總設計師”，實則是長期秘密潛伏的我黨“紅色特工”。

就解放大西南戰(zhàn)役而言，劉宗寬的作用絲毫不遜色于淮海戰(zhàn)役期間的國軍作戰(zhàn)廳長郭汝瑰，用事后劉伯承的話來評價：

“劉宗寬同志對解放戰(zhàn)爭是有重大貢獻的，特別是西南所起的作用用過十萬雄兵，堪稱第一功。”

影視作品中的劉伯承與鄧小平

或許，從老蔣自信的認為“川北決戰(zhàn)”計劃天衣無縫的那一刻起，失敗的陰影便已然籠罩在他的頭上了。

但令人些許疑惑的是，既然這是劉宗寬提前設計好的說辭，又為何會讓自己的副手沈策代替轉述一番“真知灼見”呢？

歸根結底，還是劉宗寬在國軍陣營中一言難盡的經(jīng)歷所致。劉宗寬生于陜西蒲城縣，早年投奔陜籍將領楊虎城領導的“靖國軍”部隊，后在對方的準予下報考了黃埔軍校第三期，畢業(yè)后繼續(xù)回到楊虎城身邊任職。

出身黃埔卻不留戀中央軍的“招牌”，也算是劉宗寬獨樹一幟的風格了。此后，他又在楊虎城的保舉下進入南京陸軍大學深造學習，在抗戰(zhàn)全面爆發(fā)的1937年9月，以同期“武狀元”的第一名成績接受老蔣的臺上頒獎。

按理說同時擁有“黃埔”和“陸大”的履歷光環(huán)，只要劉宗寬表現(xiàn)積極，日后的前途一定是無可限量的，再加上老蔣也確實有珍惜和拉攏他的意思。

抗戰(zhàn)時期的劉宗寬

但劉宗寬性情秉直率真，屬于那種“道不同，不相為謀”的性情中人，更何況老蔣在“西安事變”后對待自己老領導楊虎城的態(tài)度已經(jīng)讓他寒了心，因而執(zhí)意要回歸自己的老部隊中去。

老蔣對此自然心有不快，也為日后劉宗寬的意外遭遇埋下了深刻伏筆。

回到西北軍后的劉宗寬被時任國民革命軍第38軍軍長的孫蔚如保舉出任少將參謀長一職。但好景不長，劉宗寬便在陜西地界上得罪了老蔣的“天子門生”胡宗南。

原來，被胡宗南任命為暫編15師師長的劉宗寬，在率部執(zhí)行黃河防務之際意外發(fā)現(xiàn)胡宗南安插在自己部隊中的親信竟然發(fā)起了“國難財”，涉及領域之廣令他瞠目結舌。

結果不言而喻，治軍嚴謹、剛正不阿的劉宗寬當即嚴懲了這些投機倒把的軍官，但也因此得罪了老蔣身邊的“紅人”胡宗南。最終，在西北國軍中“一手遮天”的胡宗南將劉宗寬撤職查辦，并密報老蔣對方與楊虎城的存在的特殊“裙帶”關系。

西安事變前的楊虎城

老蔣本就因西安事變而結怨楊虎城，得到胡宗南的小報告后，不由分說的下令將劉宗寬押赴重慶，交軍委會審查辦理。可問題在于，劉宗寬查處“違法亂紀”軍官合情合理，而胡宗南歸罪對方卻完全是“莫須有”，一時找不出有力證據(jù)的審判機關也只得草草判處對方有期徒刑13年。

而這樣的結果，還是他昔日恩師、好友多方奔走后爭取到的最“寬大處理”結果，又怎能不讓一心整軍報國的劉宗寬失望至極？

對國軍的失望乃至絕望，從另一角度來看，也預示著對我黨政策方針的期望。經(jīng)歷兩年牢獄之災的劉宗寬被同僚保釋出獄后進入陸軍大學擔任教官。在恩師韓兆鄂等人的介紹下，劉宗寬加入了民主黨派“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即日后農工民主黨的前身。

自此之后，劉宗寬得以隨韓兆鄂、章伯鈞等人與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的周恩來等人有了頻繁深入的接觸，并最終在抗戰(zhàn)勝利后的重慶行營參謀處長任上接受我黨的合作建議，在掩護民主人士開展活動的同時，為民主革命事業(yè)提供有價值的情報信息。

國民政府重慶行營舊址

自此之后，劉宗寬便正式成為秘密戰(zhàn)線中的一員，與我黨攜手展開了密切深入合作。及至1949年春，原重慶綏署改稱西南軍政長官公署，劉宗寬繼續(xù)擔任公署副參謀長，因兼任參謀長的參謀次長肖毅肅隨張群往來于南京、重慶之間多有不便，因此劉宗寬便在西南軍政長官張群的指派下代理參謀長一職。

也正因這次的機緣巧合，促成了劉宗寬在解放大西南戰(zhàn)役中的“第一功”。

作為西南軍政長官公署代參謀長，國軍在西南的防御計劃制定自然要經(jīng)由劉宗寬之手。在最初的方案制定中，他便有意為第二野戰(zhàn)軍挺進川東預留出一個缺口，同時對外大造輿論聲勢，使我軍沿用三國時期“鄧艾入川”的戰(zhàn)略“不脛而走”，吸引國軍將主要兵力布防于川北一線。

當然，作為副手的沈策在其中發(fā)揮了“關鍵”作用。一來自己此前與老蔣和胡宗南之間生出裂痕，再由自己闡述這一計劃難免引起二人的懷疑；二來沈策既是胡宗南心腹，又急于在老蔣面前表現(xiàn)，倒不如借此送對方一個順水人情。

影視作品中的劉宗寬與地下工作者場景

最終，劉宗寬將會議形成的決議內容，連同兵力、火力配置和具體設防地點在內的信息一并交由地下工作者房顯志，層層傳遞到二野劉鄧二人手中。

當胡宗南在陜南被一野大軍打得手足無措之際，劉宗寬借機將原本作為“預備隊”北上布防的羅廣文兵團調至川西北一帶支援，而羅廣文前腳剛走，川東旋即形勢告急，無奈，羅廣文兵團又硬著頭皮返回川東“救火”。

一來二去，羅廣文這支精銳之師硬生生被拖成了疲憊之師，面對合圍而來的二野大軍，主力幾乎喪失殆盡，最終在大勢已去的情況下選擇陣前起義。

得益于劉宗寬的情報“及時雨”，我軍不僅消滅了胡宗南的嫡系主力第一軍，也順利實現(xiàn)了由川東入境繼而解放重慶的戰(zhàn)略目標。而劉宗寬本人也在重慶解放前夕借故脫離崗位，隨慶祝重慶解放的民眾一同夾道歡迎人民解放軍的到來。

重慶各界歡迎解放軍入城場景

正因劉宗寬在重慶解放前舉足輕重的貢獻，劉伯承才會由衷的給予“勝過十萬雄兵”、“西南解放第一功”的高度評價，稱得上是實至名歸。

值得一提的是，晚年的劉宗寬始終將“入黨”之事視為自己一生的夙愿，并多次向組織提出申請。盡管這一程序未及完成他已溘然長逝，但身后卻得到了追認為“共產(chǎn)黨員”的殊榮，也算是圓了他“參加中國共產(chǎn)黨之日，才是我真正開始聞道之時”的錚錚誓言。

一個人的一生很漫長，但只要專注于做成一件事，他便是一個“大寫的人”。就這點而言，劉宗寬恰如其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