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美國片面追加關稅等貿易保護主義舉措再度升級，尤其以對華征收的畸高稅率為標志，這種“關稅數字游戲”不僅加劇了全球經濟碎片化風險，更暴露了美國霸權邏輯的深層危機。

在此背景下，紅旗出版社《美國世紀的終結與世界體系的未來》一書的現實意義愈發凸顯——它以歷史唯物主義的視角，剖析了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內在矛盾，并論證了全球體系重構的必然性。

美國近期關稅政策看似強勢，實則加速了其主導秩序的衰變進程。而《美國世紀的終結與世界體系的未來》的價值，正在于幫助讀者穿透貿易摩擦的表象，理解資本主義擴張邏輯與全球化內在張力的本質沖突。當特朗普宣稱“讓美國再次偉大”時，這本書卻揭示了一個更深刻的歷史可能：全球體系的未來不屬于任何單一霸權，而在于多元主體通過規則演進與技術共享，構建更具韌性的共生網絡。

《美國世紀的終結與世界體系的未來》

作者：白鋼

出版社：紅旗出版社

自 16 世紀以來由西方主導的世界體系，已經歷兩次重大的內部霸權轉移，即荷蘭霸權向英國霸權的轉移 （以 1815 年《維也納條約》的締結為標志） 和英國霸權向美國霸權的轉移 （以1945 年二戰結束和聯合國成立為標志）。目前，美國主導的世界體系正面臨日益嚴重的危機，進入加速失效進而失序的過程中。美國盡管仍是一個在當今世界諸多領域擁有決定性影響的核心國家，卻已經不再作為以引領全球為標志的霸權而發揮作用——它由霸權退化為“非霸權支配”。

就霸權結構及歷史而言，隨著20世紀的結束，美國霸權及以其命名的“美國世紀”事實上正在走向終結，而在剛剛開始的 21 世紀中，一種新的世界體系的構成及走向尚未確定。同樣未定的是，中國和世界其他主要國家在其中如何定位、如何自處、如何作用。因而作為 20 世紀的斷裂性與連續性的共同繼承者，21 世紀，一種極為獨特的時空體，注定是漫長的。

白鋼

1977 年 3 月生，浙江杭州人。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學士，德國特里爾大學古希臘語文學碩士（主專業）、拉丁語文學碩士與哲學碩士（副專業），德國柏林自由大學印度—日耳曼歷史比較語言學博士。現為復旦大學思想史研究中心秘書長，中國世界政治研究會特聘研究員。

專著：Semitische Lehnw?rter im Altgriechischen（《古希臘語中的閃米特語外來詞》），《東西方古典語言與文明比較研究》《古波斯語教程》。

合著：《大道之行：中國共產黨與中國社會主義》《中國道路與馬克思主義》《天下為公：中國社會主義與漫長的 21 世紀》。

主編：《思想史研究第六輯：希臘與東方》。

研究領域：世界文明史、世界宗教史、世界體系學說、歷史比較語言學—語文學、早期希臘與西亞文化關系。

精彩試讀

2011年9月17日，紐約華爾街遭遇了一場大規模的游行抗議。盡管每年在美國都會發生數以千計大小不一的各類游行，但有兩個重要因素使這次抗議活動體現出不同尋常的意味：

其一，此次游行直接針對的是作為美國乃至世界金融資本標志的華爾街，并以“Occupy Wall Street”（占領華爾街）為目標；

其二，游行中，明確出現了“Abolish Capitalism”（消滅資本主義）的標語，游行者甚至呼喊出“現在就革命”的口號。

這對于無數曾經懷有或至今仍留戀美國夢的中國人而言，盡管時隔數年，依然構成巨大的心理沖擊。

這一事件，似乎在應驗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學者阿文德?薩博拉曼尼亞(ArvindSubramanian)于同年出版的著作《黯然失色：生活在中國經濟主導地位的陰影下》(Eclipse:Living in the Shadow of China's Economic Dominance)開篇中描述的場景：

2021年的某日，美國總統前往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簽署一份與該組織的中國籍總裁商討達成的救助貸款一攬子協議。這無疑是某種帶有警醒性質的預言，不過如同該書作者在接受《華爾街日報》采訪時所言，的確存在這種可能性，美國經濟陷入那種不得不向以中國為代表的外界力量尋求援助的困境。

美國統治的技藝與局限

作為在二戰后主導世界秩序的最重要政治體，美國無疑具有諸多支撐其霸權地位的要素：

完備的產業體系與研發機構，極為充盈的教育-科研資源，對于學科建構與課題設置的主導地位，引領科技創新的能力；

遍布全球的帶有美國背景的經濟-金融機構、文化機構和非政府組織、以及軍事-情報機構，構成了三位一體的美國利益在全球的延展-實現機制；

一種有關美國之民主、自由市場制度以及在通過個人奮斗改變命運的被稱作美國夢的意識形態，被塑造、傳播為“普適”價值，從而使美國得以占據道義高點，保持對于全世界各國優秀人才的感召吸引。

相對于民主國家這一美國國家意識形態的自我指稱，更符合其實際的標識應該是混合政體的帝國形態。

美國的帝國本質，是其保守派絲毫不憚于承認甚而津津樂道的事實，依照這樣的一種譜系學說，美帝國是羅馬帝國-英帝國的唯一正當繼承者，從而得以分享共同的歷史經驗與統治技藝。

混合政體的特征意味著，在美國的政治體制中兼具君主制、貴族制和共和制的要素，粗略而言，總統制、參議院、眾議院分別可視作上述三者在現實政治中的對應。

依照西方傳統政治學傳統中亞里士多德與波利比烏斯對于混合政體的描述，它相較于任何一種單一政體都更為穩定健全。美國建國兩百余年的歷史，恰好可視作對于這一古老論斷的應證。

混合政體得以良好維系運轉的關鍵，在于上述三種因素始終保持某種適宜的比例從而達到富于張力的平衡，這確乎是需要高度政治智慧的實踐，也正是有賴于此，保守封閉的中西部內陸與開放多元的東西部沿海都市得以有機共存，中央政府與各州達成較合理的權力分配，這都賦予了美國相較于歐洲更大的活力、更強的自我認同、更有效的政治決斷與組織動員能力。

在此意義上，美國的霸權地位絕不是偶然獲致的。

與曾經的羅馬帝國與英帝國類似，美國采取內外有別、內寬外忌的國家-國際戰略：

處于帝國之外的政治體，依照敵友原則進行嚴格區分，使自我陣營的其他成員服從服務于美國的整體國家利益，動員一切資源削弱乃至顛覆敵對陣營之政權；

對于帝國內部，在確立主流價值觀的情況下，實行較為寬松自由的統治，既可借對抗帝國敵人的名義凝聚共識，轉移視線，轉嫁矛盾，又會利用全球范圍獲取的超額利潤弭和內部利益紛爭，使國內的各類矛盾基本處于可控范圍內而不致激化。

與之前的帝國所不同的是，由于美國建國歷史較短，且成員來源復雜，故而在確立自我價值體系的過程中，相較于一般性的歷史-文化因素，對于政治共同體的認同被賦予了無與倫比的重要性。

這種政治認同的核心，在于這樣一種理念，即美國的成員，無論其出身于何種族群，都因認同美國這一政治共同體而放棄原有身份，成為美利堅民族的一員。

在此意義上，政治國家認同在時間上與理念上均優先于民族身份認同，這正是美國被稱作“各民族的熔爐”的要旨所在，也是美國對于政治共同體的創建史乃至政治共同體的締造者的絕對神圣化態度的思想根源。

這一政治認同的優先地位對于美國而言，可謂短處長處俱在于此。

一方面，它可以使得具有極為不同的歷史、文化、族群背景的共同體成員繞開上述差異，通過對現實存在的政治體的認同達成基本共識，這種共識伴隨著政治體的不斷成長壯大擴張而進一步得到強化，而這種強化的價值認同又會促進政治體的穩固與發展，從而構成一種良性的循環；

另一方面，由于對共同體的認同始終伴隨著現實政治體的擴張，一旦這一擴張停滯，則在政治共同體與政治認同間的循環將由良性轉化為惡性，政治體的虛弱會引致政治認同的降低，這一趨勢同樣會自我強化。這與具有悠久歷史-文明的國族在危急存亡之際反而特能凝聚人心、激發志士仁人為之獻身的情狀恰好相反。

金融危機的根源與實質

自南北戰爭結束后的百余年間，美國無疑是世界戰略格局中受益最多的國家，其認同循環機制的積極因素體現得極為充分，特別是在冷戰結束后美國取得一極獨霸地位的初期，這樣的一種認同達到了頂點。

盛極而衰，這是天理人事之必然，美國同樣無法避免帝國因其擴張停滯而陷入整體性危機的歷史規律，9.11事件是這一過程啟動的標志，2008年大規模爆發并至今仍在延續、深化的金融-經濟危機，正是這一過程持續深入展開的表征。

這場金融危機，其直接起因在于次級抵押貸款市場出現的嚴重違約，其誘因則在于由曠日持久的伊拉克戰爭與阿富汗戰爭所導致的巨額財政赤字，更可以追溯到1971年美國政府通過《史密森協定》事實放棄美元金本位制與1973年美元固定匯率制的正式廢止，以及由之引發的布雷頓森林貨幣體系的深刻變化（如果不把這看作是崩潰的話）。

美元與黃金脫鉤進而建立單一美元本位的核心國際儲備貨幣，這一事件的實質在于美元發行放棄了外部約束，從而使得對于美元主權信用的惡性透支成為可能。

這種信用可以無限透支的幻覺，既是資本追求無限自我復制與增殖之內在邏輯的意識產物，也通過資本邏輯被加以實現。

以資本統攝一切社會資源，以金融資本統攝產業資本，以正是建立在信用無限透支假設基礎上的資本邏輯不斷延展所必然達致的后果。而通過這種信用透支所帶來的現實物質財富增加、生活質量提高，本身又與美國社會的政治認同需要相契合，因而這種以超前消費和對資源的過度攫取為標志的生活方式，反被認作是美國社會之優越性所在而被賦予了正面甚而神圣的價值。

正是在這個過程中，通過金融虛擬化與經常性的貨幣超發取代實體產業的發展以維系國家核心競爭力，上升為美國的國家戰略，從而造成金融市場的急劇膨脹，美元也實現了從貨幣符號向具有獨立商品屬性-價值的實相化轉換。

以投行為代表的金融資本，不斷地放大所使用的杠桿比例并創立各類新型的金融衍生產品，以獲得超額利潤。

對照如此豐厚的投資回報率，自六十年代以來便已呈競爭力下降趨勢的美國制造業進一步喪失研發創新乃至自我發展的動力，從而造成整體制造業的持續萎縮與大規模遷移。

制造業的空心化與金融市場的過度膨脹共同導致美國家庭、產業、政府的多重赤字不斷延續、惡化：美國的政府債務上限逐年提升，其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也由八十年代初的40%左右上升到2013年的超過100%，并造成2013年10月1日起長達兩周的政府關門。而美國的整體債務更是達到了近80萬億美元、超過其國民生產總值的550%的駭人程度。

2008年的金融危機，是上述問題的集中爆發，也進一步造成各類紛繁復雜之矛盾的交錯與深化。

編輯|張 穎 監制|王曉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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