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華僑報》總主筆 蔣豐

4月24日，四頭雌性大熊貓即將告別日本和歌山縣“冒險世界”返回中國成都的消息，表面上只是一則普通的動物歸還新聞，但當人們了解到歸還后日本僅剩東京上野動物園的兩只大熊貓時，這一事件便超越了單純的動物保護范疇，成為觀察當代國際關系與文化外交的一個獨特窗口。大熊貓作為中國特有的“國寶”，自1957年首次作為國禮贈送給蘇聯以來，就扮演著特殊的外交角色。從政治禮物到科研合作，從商業租賃到文化象征，“熊貓外交”折射出中國與世界交往方式的深刻變遷，也引發人們對全球化時代文化符號跨國流動的深層思考。

回顧歷史，中國的“熊貓外交”經歷了三個明顯階段。第一階段是作為政治禮物的“熊貓外交”。冷戰時期，中國政府將大熊貓贈送給蘇聯、朝鮮、美國等國家，這些毛茸茸的外交使者傳遞著特定政治信號。1972年尼克松訪華后，大熊貓“玲玲”和“興興”抵達美國國家動物園，成為中美關系破冰的象征。第二階段始于1980年代，中國停止贈送大熊貓，轉而采取租借模式，強調科研合作與商業價值。1994年日本和歌山縣“冒險世界”與中國成都基地的合作正是這一模式的典型代表，永明和良濱不僅成為游客寵兒，更在科研人員幫助下成功繁育了16頭幼崽。第三階段則是近年來中國更加注重大熊貓保護與科研價值的趨勢，租借條件日益嚴格，歸還機制更加規范。三個階段演變背后，是中國從政治外交到文化外交、從情感表達到制度合作的轉變軌跡。

日本和歌山“冒險世界”的大熊貓歸還，揭示了當代國際文化合作中的復雜張力。前和歌山縣知事岸本周平曾專程赴華請求出借雄性大熊貓以繼續繁育計劃，但最終未能如愿。這一細節表明，即使在“熊貓熱”全球蔓延的今天，中國對大熊貓這一珍稀物種的管理權和控制力并未減弱。據統計，截至2023年，全球有64只大熊貓旅居海外，每一只的租借都經過嚴格審批，租借方需支付每年約100萬美元的費用，并證明具備專業飼養能力。這種“軟實力”的謹慎運用，反映了中國在文化外交領域日益增長的自信與規范意識。當西方國家習慣于通過好萊塢電影、流行音樂傳播價值觀時，中國選擇以憨態可掬的大熊貓作為文化使者，既避免了意識形態對抗，又成功塑造了親和形象。

然而，大熊貓歸國潮也引發了一系列值得反思的問題。日本民眾對“冒險世界”大熊貓的不舍之情是真實而強烈的——自1994年以來，這些黑白精靈已成為當地文化景觀的一部分，甚至帶動了區域經濟發展。類似情感在全球多個曾飼養大熊貓的城市都有體現。這提醒我們，文化符號的跨國流動雖然能夠促進民心相通，但也可能因政策變化造成某種情感斷裂。更深層的問題在于：當大熊貓成為高度政治化的文化符號時，其生物屬性與象征意義之間是否存在沖突？科學保護與外交效用如何平衡？中國野生動物保護協會數據顯示，得益于國內外合作努力，大熊貓野外種群數量已從1980年代的約1100只增長到1800多只，受威脅等級從“瀕危”降為“易危”。這一成就表明，當文化外交與物種保護形成良性互動時，能夠產生超越政治的多贏結果。

大熊貓的歸途不應被視為國際文化交流的退潮，而是新模式的開啟。隨著中國在全球治理體系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其文化外交也必然經歷從“可愛中國”到“可敬中國”的轉變。在這一過程中，如何既保持文化獨特性又促進平等對話，既維護國家利益又貢獻全球公共產品，成為關鍵課題。

當楓濱、彩濱等大熊貓踏上歸途時，它們帶走的不僅是日本游客的思念，更留下關于全球化時代文化如何交流互鑒的深刻思考。真正的文化影響力不在于擁有多少受人喜愛的符號，而在于能否通過這些符號傳遞包容、可持續的價值觀。中國“熊貓外交”的未來，或許不在于它們能走多遠，而在于能否通過這些黑白使者的眼睛，看到一個超越國界的共同家園——在那里，每一個物種的存續都是人類文明的試金石，每一次文化交流都是對差異的尊重與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