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滁州市來東縣發生一起交通事故致30歲的張某身亡。該事故責任重新認定后，2025年3月以來，辦理該起事故的民警被處分，兩名司法鑒定人也被行政處罰。

事發晚上，劉某騎二輪電動車載著女兒張某，沿無名路行至裕安東路，準備穿過裕安東路左拐。快到道路中間時，路對面駛來一輛貨車。見過不去，劉某折返，將要行駛到路邊時，被李某駕駛的拖車以63km/h～67km/h的速度撞上。

涉事車輛的路線示意圖

因此前錯誤認定劉某“左轉駛入逆行車道”等事實，2024年7月，來安縣公安局交警大隊重新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認定書》：劉某仍負同等責任，李某由“次要責任”變為“同等責任”，貨車駕駛員支某仍負次要責任，死者張某無責任。

澎湃新聞注意到，2025年3月，因該案辦理涉及的問題，來東縣紀律檢查委員會對來安縣公安局交管大隊一名中隊長、一名民警給予黨內警告處分。2025年4月，兩名司法鑒定人因對拖車安全性能（制動）進行檢驗鑒定時，未嚴格按照標準進行檢驗，被銅陵市司法局給予警告的行政處罰。

4月12日，二審滁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裁定書稱，《司法鑒定意見書》中兩位鑒定人員受到行政處罰，現滁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隊、來安縣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隊聯合組建執法監督委員會對《道路交通事故認定書》的合法性、公正性進行審查，尚未做出結論。故本案應中止審理，裁定中止訴訟。

死者張某的近親屬堅持認為，李某應負事故主要責任，而非同等責任；且事故中有人死亡，李某還應負刑事責任。他們將拿著前述處罰結果，繼續向上級相關部門反映。

重新認定后，拖車由“次要責任”變“同等責任”

來安縣公安局交警大隊2023年7月14日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認定書》稱，2023年6月3日20時9分，劉某駕駛二輪電動車，載著張某，向左轉彎駛入裕安東路逆向車道，與迎面駛來的李某駕駛的輕型非載貨專項作業車（注：即拖車）發生側撞。事故致劉某受傷，張某死亡。經調查，事發時，支某駕駛的重型自卸貨車與李某駕駛的拖車會車時，未按規定使用燈光。

認定書稱，劉某“在（李某）車輛臨近時左轉駛入逆向車道”，是事故發生的一部分原因；李某駕駛機動車超速行駛，是次要原因；支某駕駛機動車，未按規定使用燈光，影響對向來車的安全行駛，是次要原因。劉某負此次事故的同等責任，李某負次要責任，支某負次要責任，張某無責任。

該認定書描述的道路情況為：現場位于S210線2km+100m處，為瀝青路面，呈東西走向，限速40公里每小時，夜間有路燈照明。

“電動車左轉駛入逆行車道不是事實。”因認為認定書存在錯誤，劉某申請了復核。但滁州市公安局交巡警支隊審查后決定維持。

貨車駕駛員支某的詢問筆錄顯示，當時他看到電動車從路口出來，橫穿馬路，快走到路中間，看車流量大，就折返回去了。

“結果我對面來了一輛清障車（拖車），然后他們倆相撞了。”支某說。

事發當晚拖車司機李某接受警方詢問稱，電動車是走反道，從其“右手邊往左手橫穿馬路”。不過，李某所駕拖車行車記錄儀顯示，拖車連續從右側超車。劉某駕駛電動車由北向南橫穿裕安東路行駛，即將到路邊時，被拖車撞上。與李某所稱“電動車從其右手往左手橫穿馬路”剛好相反，也非前述認定書所稱電動車“與迎面駛來”的拖車側撞。

拖車行車記錄儀顯示，該車從右側連續超車后不久，超速與電動車相撞，撞擊點附近就是T型道口警示標志

前述認定書依據的重要證據——安徽公立司法鑒定所司法鑒定意見書顯示，事發時，拖車車身前部右側與前方“自左向右行駛”的電動車車身右后部及車上人體發生過接觸碰撞。該鑒定同樣證實電動車是往路邊而非路中行駛。

2024年5月，安徽省公安廳交警總隊向滁州市公安局交巡警支隊發出通知稱，總隊成立案件核查專家組。會議認為，該案件部分事實不清、證據不足，建議重新審查。此后，滁州市公安局交巡警支隊發出通知，要求來安縣公安局交警大隊補充調查，重新認定事故責任。

2024年7月2日，來安縣公安局交警大隊重新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認定書》，認定劉某負同等責任，李某負同等責任，支某負次要責任，張某無責任。

死者家屬認為拖車應負主要責任

對來安縣公安局交警大隊重新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認定書》，張某近親屬仍不認同。他們認為，李某應負主要責任。因有人死亡，其還應負刑事責任。

首先，警方認定事故地點路段類型為“普通路段”，而非“路口”。區別在于機動車通過“路口”要減速慢行。

警方材料顯示，事故地點向前150米處（李某來車方向），也豎有“注意行人”的交通標志

事發前，劉某騎電動車載著張某，從裕安東路南側的開放式修理廠出來。

來安縣新安鎮紅橋村王圩村民組出具的《情況說明》顯示，修理廠本是一條道路的進出口，沒有路名。修理廠一直是附近村民和車輛進出的重要路口。在內容相同的另一份《情況說明》上，有多名村民簽名和摁指印。

對此，民事訴訟一審的庭審筆錄顯示，李某的代理律師表示，電動車所行駛的路面（無名路）并非正常道路，并不能因??的多了就變成合法道路。

不過，拖車行車記錄儀顯示，拖車與電動車碰撞點旁，就豎有一個“T型道口標牌”。

來安縣公路運輸管理服務中心2024年5月31日出具的《情況說明》表示，前述“T型道口標牌”是提醒駕駛人員前方有路口（修理廠進出口），減速慢行。

張某近親屬認為，事發路段若認定為“T型道口”，雖然路口裕安東路中間劃有黃實線，但標志標線應配套使用，而道口無禁止左轉彎標志。標志效力高于標線，若無標志，晚上視線差，會誘導違法。因此事發地電動車可以左轉。

事發道路并未限制非機動車通行。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在沒有非機動車道的道路上，非機動車應當靠車行道的右側行駛。張某近親屬認為，據警方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碰撞點位于裕安東路路邊0.8米處。可見，劉某已最大程度完成避險義務，卻被無視道口警示標志、從右側連續超車、超速50%以上，在十幾米外就看到電動車、碰撞處還有T型道口警示牌、卻未減速的拖車撞上。很明顯，拖車責任大于電動車，應負主要責任。

拖車的行車記錄儀顯示，事發當天18時6分53秒，拖車拐入裕安東路。拖車18時7分2秒從左道變更到右道開始超車，到7分11秒連超兩車。僅6秒后，事故發生。

事發當晚李某的詢問筆錄顯示，“對方（電動車）距離我十多米的時候，我看到的”，“看到對方后，我踩了剎車、按了喇叭，向左邊打了方向”。“對方車輛行駛距道路右邊一米多”。不過，警方現場勘驗顯示，未發現緊急剎車痕跡。

由此，張某近親屬懷疑李某操作不當就沒有踩剎車，或者拖車的剎車系統存在問題。

安徽公立司法鑒定所2023年7月2日作出的司法鑒定意見書顯示，事發時，拖車行駛速度為63km/h～67km/h；拖車安全性能（燈光、制動）處于有效狀態。對此，張某近親屬質疑，該鑒定只稱拖車制動處于有效狀態，卻未按照鑒定程序和安全技術標準要求檢測燈光、制動性能的各項技術參數，未明確拖車燈光、制動性能是否符合國家標準。他們認為，若拖車燈光、制動效果不符合國家安全技術標準，李某至少應負主責。

警方拍攝的事故現場照片顯示，事發后，拖車在道口停了下來

對此，李某向澎湃新聞表示，拖車沒有買任何保險，這和事故的發生無關。事發時拖車剛買一年，制動效果肯定沒有問題。對于為何現場沒有緊急制動痕跡，李某表示“這個我就不清楚了”。

李某表示，目前涉事拖車已經取出來，自己仍在開著干活。

涉事民警和司法鑒定人被處罰

2024年11月19日，來安縣人民法院作出一審民事判決書。

法院采用了來安縣公安局交警大隊重新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認定書》。判決書顯示，根據庭審查明的劉某負交通事故同等責任、李某負同等責任、支某負次要責任等事實，法院酌定劉某承擔25%的賠償責任，李某承擔40%的賠償責任，支某承擔35%的賠償責任。

最終，法院判決：李某賠償張某近親屬因張某死亡造成的損失336967.8元，豆某（拖車所有者）賠償75000元，中國人民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武漢市分公司（支某所駕重型自卸貨車交強險投保公司）賠償150000元、中國人壽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武漢市中心支公司（支某所駕重型自卸貨車不計免賠商業三者險投保公司）賠償272971.83元等。

一審庭審筆錄顯示，對事故責任的劃分問題出庭民警表示，事故認定書中有說明原因、案件事實和法律法規。對案發時拖車是否應當發現電動車？民警拒絕回答。

張某近親屬不認可警方的責任劃分，由此也不認可前述一審判決，向滁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2月14日，該案二審開庭，進行了審理，未當庭宣判。

警方拍攝的事故現場照片顯示，拖車前車窗右前部碰撞處粘連有頭發

澎湃新聞注意到，因這起交通事故，涉事司法鑒定人、民警均被處罰。

銅陵市司法局2025年3月17日作出的行政處罰決定書顯示，安徽公立司法鑒定所司法鑒定人張某2、孔某在辦理來安縣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隊二中隊委托的鑒定事項“對皖MQ****號輕型非載貨專項作業車安全性能（制動）進行檢驗鑒定”，未嚴格按照《機動車運行安全技術條件》（GB 7258-2017）標準進行檢驗，分別被給予警告的行政處罰。

4月7日，來安縣公安局答復顯示，因該交通事故辦理問題，3月18日，該縣紀律檢查委員會已對來安縣公安局交管大隊中隊長李某2、民警韋某給予黨內警告處分。

4月12日，滁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裁定書稱，庭審中，原告（張某近親屬）提供證據證明《道路交通事故認定書》依據的《司法鑒定意見書》中兩位鑒定人員受到行政處罰，“現滁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隊、來安縣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隊聯合組建執法監督委員會對《道路交通事故認定書》的合法性、公正性進行審查，尚未得出結論”。故本案應中止審理，裁定中止訴訟。

4月24日，張某近親屬向澎湃新聞表示，他們將拿著相關處罰結果，向上級相關部門反映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