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聿銘：人生如建筑”展覽聯合策展人王蕾談貝聿銘與上海。(02:07)

一代建筑大師貝聿銘（I. M. Pei，1917–2019）祖籍蘇州，青少年時期曾在上海度過，上海的國際飯店是讓他最早萌生成為建筑師念頭的一座建筑。

2025年4月26日，在貝聿銘109歲誕辰之日，“貝聿銘：人生如建筑”將于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PSA）對公眾開放。展覽將其經典作品帶回上海，帶回這座見證他童年成長的城市，也帶回他建筑夢想的發源之地。澎湃藝術今天在展覽現場發現，展覽也串連展出了貝聿銘在哈佛設計研究生院碩士畢業論文的中華藝術博物館設計圖以及其后的上海華東大學校園設計規劃等，其中中華藝術博物館的選址在上海的新市中心。

貝聿銘肖像，攝于剛獲選設計馬薩諸塞州多切斯特的肯尼迪總統圖書館暨博物館之時，1965年。? John Loengard/The LIFE Picture Collection/Shutterstock

貝聿銘（I. M. Pei，1917–2019）在中國家喻戶曉，也是20世紀至今最具國際影響力的美籍華裔建筑師。他在1983年獲得普利茲克獎，從業七十年間，他主持的建筑項目橫跨遼闊地域，廣受矚目，包括華盛頓國家美術館東館、巴黎盧浮宮現代化改造計劃、北京香山飯店、香港中銀大廈、蘇州博物館、多哈伊斯蘭藝術博物館等地標性項目，奠定了貝聿銘在建筑史與當代文化中舉足輕重的地位。

4月25日下午，“貝聿銘：人生如建筑”上海站舉辦開幕儀式，這是貝聿銘在中國內地的首個全面回顧展，展覽以一副貝聿銘的圓框眼鏡為始，呈現逾400件展品，包含來自機構或私人收藏的繪圖手稿、建筑模型、攝影、影像及文獻資料，其中不少展品是首次在中國內地公開亮相。

展覽現場，貝聿銘的眼鏡，1960年代

展覽由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PSA）與M+聯合主辦（該展覽于2024年6月至2025年1月由M+主辦并于香港首展），由M+設計及建筑策展人王蕾和荷蘭鹿特丹Nieuwe Instituut （New Institute）館長兼藝術總監及候任倫敦Zaha Hadid Foundation總監陳伯康共同策展，獲得貝聿銘遺產管理委員會和貝考弗及合伙人事務所（該公司由貝聿銘共同創立）的支持。

對于展覽名“人生如建筑”，王蕾在接受澎湃藝術采訪時說，來自貝聿銘的一句話——人生如建筑，而建筑是生活的鏡子（Life is architecture and architecture is the mirror of life）。“我們通常很少將建筑與生活關聯。直到我讀到更多貝先生的生平和思考，才真正理解他對這一關系的獨到見解。他曾在旅行中與馬塞爾·布勞耶（Marcel Breuer）交流時提到，他看到城市中的人們如何生活、如何在城市中穿行，這種生活的方式，就像是建筑的一部分。”

“這是PSA第23個建筑展，貝聿銘的百年建筑人生不僅有輝煌的盧浮宮金字塔，還有更多不為人知和不被當時學院派理解的作品。”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PSA）館長龔彥說，“貝聿銘的建筑誕生在流動的文化中。疏離沒有淪為鄉愁，反而助力他以自己的方式應對生活和客戶需求。謙遜、務實、睿智、給予，是他的人生色彩，也是他建筑的文化底色。”

“貝聿銘：人生如建筑”展覽現場，2025年，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圖片由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提供

在“復調”中重回上海，看貝聿銘建筑的初始

貝聿銘尤其熱愛巴赫的音樂，他曾在采訪中說：“巴赫重復同一主題，但又包含無盡變化的可能，在形體、結構、顏色和空間上，音樂和建筑是融通的。”

走入展覽，如同進入巴赫的“復調”，穿梭于展廳，可以從不同視角感受作品的韻律變化，遠觀而近取，如同在一場“建筑交響曲”中漫游。同時，展陳設計師柯衛也借鑒了蘇州園林“借景”的手法，展廳內設置了形態各異的“取景框”，移步異景的設計巧思，為觀眾提供了如同在園林中漫游的多重視角。

展覽入口，貝聿銘在麻省理工大學本科畢業論文設計的《中國戰爭時期與和平時期的標準化宣傳站》（1940）的復原。“貝聿銘：人生如建筑”展覽現場，2025年，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圖片由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提供

在“園林”入口，最為引人矚目的展品是《中國戰爭時期與和平時期的標準化宣傳站》（1940）的復原，這源于貝聿銘在麻省理工大學本科畢業論文中的設計。當時日本侵華戰爭已持續多年，山河破碎，民生凋敝。貝聿銘心中萌生出“實業救國”的使命感。他以易于獲取的竹材與低成本預制構件組裝而成的可移動的展亭（宣傳站），可以借由戲劇演出、電影放映和展覽的舉辦，向民眾傳播公共衛生知識和經濟發展的資訊。

貝聿銘，《中國戰爭時期與和平時期的標準化宣傳站：No. 3立面圖》，1940年，墨水紙本。由麻省理工學院博物館提供。? MIT Museum

而以建筑“實業救國”的理念，或來自那時“半殖民地”時代的上海：

貝聿銘與上海的情緣要追溯到1927年。那年10歲的貝聿銘隨家人從香港來到上海，先后就讀于上海青年會中學和圣約翰大學附屬中學。少年時期的貝聿銘在上海接觸了全新的建筑、藝術和生活方式——20世紀30年代的上海正經歷現代化與城市化的巨變，1934年竣工的國際飯店更雄踞亞洲第一高樓長達半個世紀。

貝氏家族于上海福開森路（現武康路）貝祖詒住宅（屬中國銀行所有）的花園中合照，后排：貝聿銘（左三）、貝祖詒（左六），坐者：貝聿銘祖父貝理泰（左五），1935年。?版權所有，由貝洽提供

在當時，這幢建筑有“遠東第一高樓”之稱，僅高級客房就有足足200多間。這讓貝聿銘感到無比震撼，他每個周末都會到現場，迷戀地看著大樓漸漸升高的建造過程。貝聿銘內心真正萌生成為一名建筑師的念頭，正是始于那時。“然而，我在研究中新發現他對國際飯店的興趣不只停留于建筑，還因為國際飯店的主要投資方是由華人精英創立的四行儲蓄會。且不在以歐美企業大廈為主的外灘，而是位于市中心。這對于當時華人來說，是一項巨大的成就。對貝先生來說，國際飯店的落成代表了新一代中國人投身到上海的城市發展之中，激發了他的家國情懷。他選擇從事建筑事業，也帶有一定‘實業救國’的情懷。”策展人王蕾說，“雖然彼時上海已經是一座國際化的大都市，但半殖民地的感覺，讓他感到不安。他們這一代人對中國文化和民族性的深刻意識，讓貝聿銘不僅僅把現代建筑視為西方的概念，更思考如何將現代主義融入中國的建設中。”

國際飯店舊影

貝聿銘在哈佛設計研究生院的碩士畢業論文設計了一座中華藝術博物館，選址在上海的新市中心。有別于當時盛行的飛檐翹角式大屋頂設計，貝聿銘構思出一座扁平方正的混凝土結構，外覆大理石飾面。博物館展廳圍繞景色優美的庭院而建，讓建筑和自然環境融為一體。

貝聿銘，《哈佛大學設計學院建筑碩士論文中“上海中華藝術博物館”設計的剖面繪圖》，1946年。由哈佛大學設計學院弗朗西斯·洛布圖書館提供。

他的導師格羅皮烏斯在兩篇聚焦其貢獻的期刊文章中，對這位昔日學生的畢業設計給予高度評價，認為貝聿銘設計的獨立庭院天井花園和素凈的中式圍墻，既凸顯“中國建筑的特色”，亦“無損前衛的設計概念”。

展覽現場，上海中國藝術博物館，場地平面圖等，1946年

“上海中華藝術博物館”（1946）模型，2024年M+與香港中文大學合作為“貝聿銘：人生如建筑”制作的模型。

不僅如此，貝聿銘在職業生涯初期還參與過關于上海的另一重要項目，即上海華東大學的校園設計。這是格羅皮烏斯第一個亞洲項目，由貝聿銘母校上海圣約翰大學附屬中學背后的機構——中國基督教大學聯合董事會于1946年委托設計。格羅皮烏斯邀請當時在哈佛大學設計學院任助理教授的貝聿銘參與，方案署名為“I. Ming Pei & The Architecs Collaborative”（貝聿銘及聯合建筑事務所，注：聯合建筑事務所由格羅皮烏斯于1945年聯合創立）。

法國建筑雜志《今日建筑》第28期文章《華東大學》，1950年2月出版

雖然華東大學的校園最終沒有建成，但從留下的規劃圖來看，很能看出貝聿銘式的思考。他不是把建筑獨立看待，而是在校園布局上讓建筑和自然環境高度融合。

展覽中，有關華東大學的文獻資料

1949年后，原華東大學籌建方邀請貝聿銘主持中國臺灣臺中東海大學的設計。貝聿銘當時仍在紐約的韋伯奈普公司工作，為此特別邀請建筑師張肇康和陳其寬負責在地的設計細節和施工管理。貝聿銘在規劃時，就有意將思義堂打造為東海大學建筑群的核心建筑，且校園室內與室外空間有機滲透，體現貝聿銘對“建筑與自然共生”這一中國傳統營造理念的現代表達。

東海大學路思義教堂，右為路思義教堂室內設計概念草圖，貝聿銘建筑師事務所，約1956年，紙本水彩

展覽中一封陳其寬寫給貝聿銘的信，問及女生宿舍的設計，可見貝聿銘為東海大學的設計付出的心力。

展覽現場，陳其寬致貝聿銘的信，提及女生宿舍的設計，1957年

陳其寬（繪圖師），貝聿銘建筑師，《東海大學（1954–1963）女生宿舍庭院內透視景觀，臺中》，約1955年，復印本。圖片：M+，香港，獲授權數碼復制。? Pei Cobb Freed & Partners

正如貝聿銘后來回憶：“我被它（國際飯店）的高度深深吸引，從那一刻起，我開始想成為一名建筑師。”彼時貝聿銘時常往返蘇州上海，穿梭于具有特定歷史和文化的江南庭園建筑與國際大都會現代景觀之間。這些早年的多元文化空間體驗為他帶來啟發，令他致力于在跨文化和現代環境中探索和演繹地方性和歷史原型。

貝聿銘在蘇州獅子林湖心亭的一座橋上，約1930年代。由貝考弗及合伙人事務所提供。

“一案一策”貝聿銘的博物館設計

盧浮宮的改造項目無疑是貝聿銘建筑生涯中最為標志性的作品之一。1981年，法國總統弗朗索瓦·密特朗宣布將改造盧浮宮博物館，并任命埃米爾·比亞西尼為項目負責人。比亞西尼對貝聿銘設計的華盛頓國家美術館東館印象深刻，建議直接委約他負責此項目。

貝聿銘走上華盛頓國家美術館東館的樓梯。? Marc Riboud/Fonds Marc Riboud au MNAAG/Magnum Photos

當時，盧浮宮存在入口狹窄、動線混亂、展覽空間不足等問題。在最終接手項目前，貝聿銘進行了四個月的現場勘查，以提出將現有多座建筑物整合為單一建筑群的設計。這個方案不但需要將財政部搬離盧浮宮北面的黎塞留館，還要開挖停車場來創建兩層的地下空間，并在拿破侖庭院中央建造一座玻璃金字塔為新的主入口，地下設有中央大廳，連接博物館的三大展區，并新增儲藏室、文物修復實驗室和觀眾服務設施等。

大盧浮宮計劃中金字塔的初步概念草圖。

然而，貝聿銘的盧浮宮改造方案曾引發軒然大波，在1984至1985年間遭遇輿論的強烈抵制。法國媒體為爭議推波助瀾，不僅將新設計的盧浮宮比作古埃及墓室，戲稱其為“亡靈之家”，更把密特朗比作剛愎自用的法老。為此，貝聿銘還須說服法國民眾，接受他用驚世駭俗的設計，改造深受他們喜愛的地標。

保羅·史蒂文森·歐雷斯（繪圖師），貝聿銘及合伙人事務所，盧浮宮計劃（1983–1993）中拿破侖庭院金字塔入口的白天效果圖，巴黎，1984年，鉛筆紙本。圖片：M+，香港，獲授權數碼復制。? Pei Cobb Freed & Partners

展覽以如同金字塔的三角形搭建出展板，講述貝聿銘改造盧浮宮的始末，而一張在盧浮宮前松弛又躊躇滿志的照片，似乎預示著貝聿銘改造最終的劃時代意義——不僅解決了盧浮宮的功能性問題，更賦予這座歷史悠久的博物館以新的生命力。

展覽現場，盧浮宮改造計劃相關陳列。

“他的設計也重新建構了盧浮宮與城市的關系，比如與塞納河對岸的連通關系。可以說，貝聿銘把盧浮宮當成一個‘城市工程’，他對盧浮宮的改造已經不只是建筑本身的問題，而是如何塑造公共空間、影響城市結構的深層設計。”王蕾說。

貝聿銘與盧浮宮改造計劃模型

在日本美秀美術館，貝聿銘構建了一條“曲徑通幽”的路徑——就像陶淵明筆下的“桃花源”，緩緩引導觀眾進入。“他不是因為喜歡中國風格而這么設計，而是因為理解到這座博物館的精神性，需要營造出‘進入圣殿’的儀式感。”

從美秀美術館（1991–1997）大堂看出去的景色，可見最左邊的是“天使之喜”鐘塔頂部，滋賀縣信樂町，2021年。攝影：米田知子。M+委約拍攝，2021年。? 米田知子

到了多哈伊斯蘭藝術博物館，貝聿銘根據在地需求選擇了埃及開羅一處早期的清真寺作為靈感來源，以一種更普遍、更融合的視覺語言，展現開放、包容、多元的設計。

從公共海濱長廊望向伊斯蘭藝術博物館（2000–2008），多哈，2021年。攝影：穆罕默德·薩姆吉。M+委約拍攝，2021年。? Mohamed Somji

而在故鄉蘇州，貝聿銘在蘇州博物館的設計中注重體現蘇州的歷史文化和人文精神，通過建筑的形式和布局，向人們展示了蘇州悠久的歷史和獨特的文化底蘊。?他將傳統園林元素進行抽象化處理，墻體采用江南古典民居的疊落山墻式設計，色彩上以灰白結合，呈現出文人水墨的氣息。

這種“一案一策”，正是貝聿銘作為建筑師最獨特、最深入的地方。

蘇州博物館（2000–2006）大廳框起了花園中的石景等主要景觀，蘇州，2021年。攝影：田方方。M+委約拍攝，2021年。? 田方方

展覽現場，在出口處回望。 “貝聿銘：人生如建筑”展覽現場，2025年，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圖片由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提供

在展覽開幕當天，還舉行了圓桌討論《反思、偏見、實踐：貝聿銘與中國》，圓桌由展覽聯合策展人兼M+設計及建筑策展人王蕾主持，丁沃沃、黃文菁、劉克成、柳亦春、林兵、柯衛結合他們作為建筑師、教育家或評論家的切身經驗，圍繞貝聿銘的建筑作品或方法論等具體議題表達見解。

“貝聿銘：人生如建筑”展覽現場，2025年，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圖片由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提供

據悉，作為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PSA）和M+簽署合作意向書后的首個共同項目，此次展覽亦是“2025上海西九文化周”的重點節目。作為“2025上海西九文化周”的一部分，M+和PSA將于6月19日共同主辦一場公共講座，邀請貝聿銘之子、貝聿銘建筑師事務所合伙人兼創始人、建筑師貝禮中和藝術家徐冰展開對話。講座將在王蕾的主持下，深入探討貝聿銘對其同時代藝術的興趣、他所接觸到的藝術實踐，以及他在建筑設計的過程中與藝術家展開的合作。展期內還將發生一系列富有啟發的講座與探討。

此次展覽將持續至7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