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長的人類閱讀史中，閱讀這一行為總是與尋求意義的活動相關聯，而且意義——無論是宗教意義、哲學意義還是科學意義——總是通過提供對真理的洞見來獲得自我實現。而一旦閱讀的對象和內容讓渡于承載它的媒介，閱讀本身將陷入一場空前的危機。

作者 |吳靖

圖源 |圖蟲創意

教育學者朱永新曾說過一個著名金句：“一個人的精神發育史，應該是一個人的閱讀史；而一個民族的精神境界，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全民族的閱讀水平。”

要想更深刻地了解閱讀的力量，反思當今時代的閱讀困境，我們必須深入閱讀文化的內部，去探索和思考人類的閱讀史，玩味其中能發現的一條條重要線索。

在這一方面，英國著名社會學家弗蘭克·富里迪所著的《閱讀的力量：從蘇格拉底到推特》一書堪稱個中典范，這部西方閱讀文化領域里程碑式的作品引領我們深入閱讀歷史的長廊，撥開關于閱讀的層層迷霧，對各種功利主義閱讀和工具主義的讀寫能力觀予以深入批判，并呼吁重建一種“以尋求真理和意義為旨歸”的閱讀文化觀，為當今深陷閱讀困境的時代提供了種種深刻的洞見。

《閱讀的力量：從蘇格拉底到推特》

[英]弗蘭克·富里迪 | 著

徐弢 李思凡| 譯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20年11月

口語vs寫作

從知識和文化的生產與傳播角度看，人類歷史經歷了口傳文化、印刷文化和互聯網文化3個重要節點。當人們為互聯網時代閱讀文化的衰落感到擔憂時，回顧2000多年前蘇格拉底與柏拉圖那場關于口傳文化與書寫文化的紛爭公案，或許對我們今日的反思饒有助益。思想敏銳的富里迪正是以此為主題，拉開了這場漫長的閱讀之旅的大幕。

公元前四世紀初，柏拉圖寫下了關于愛情、美景與雄辯的對話體著作《斐德羅篇》，記載了雅典市民斐德羅與偉大的雄辯大師蘇格拉底散步時迂回曲折的對話，最后他們談及了書面文字。

蘇格拉底認為寫作會把健忘注入人的靈魂，帶給人的不是真正的智慧，而是智慧的偽裝。在他看來，通過口頭演說銘刻在學習者靈魂中的智慧詞句遠勝于用墨水寫下的字詞，對字母這一技術的依賴會改變人的頭腦，讓人們面臨變成淺薄的思想者的危險。而在幾乎同時期的孔子那里，也有著“述而不作”的傳統。

與雄辯的蘇格拉底不同，他的學生柏拉圖是一位寫作者。雖然柏拉圖也明白寫作以外部符號替代內部記憶的潛在危險，但他更看到了書寫能夠在人類智能方面為文明帶來的巨大益處，而這樣的裨益已然體現在他本人的寫作中——他為后世留下了24篇文章和4封書信，所有這些作品對人類文明史產生了極為重要而深遠的影響。二十世紀偉大的數學家、哲學家懷特海甚至斷言：“西方2000多年的哲學史只是柏拉圖思想的一系列注腳”。

對于蘇格拉底與柏拉圖的這段著名公案，富里迪援引著名傳播學者沃爾特·翁道出背后真相：“柏拉圖那種入木三分的哲學思維的養成，唯一原因便是書面寫作對思維過程產生的影響。”

隨后，他進一步闡釋道：“書面文化不光對科學的發展是必要的，對歷史、哲學、文學以及任何藝術都是絕對必要的，事實上，就連對語言本身（包括口頭語言）的解釋，也是必要的……書寫能力的價值是無法估量的，對人類更加完整的潛能的充分實現是必不可少的。”蘇格拉底和柏拉圖以其各自不同的方式體會到，由字母引發的革命對我們的語言和思維帶來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2000多年后，蘇格拉底和柏拉圖的這段公案似乎有了定論，蘇氏對書寫造成記憶喪失的擔憂看來只是杞人憂天，書寫文化為人類文明帶來的巨大進步象征著柏拉圖對蘇格拉底的全面勝利。

然而，二十一世紀的人類所面臨的境況顯然與蘇格拉底時代的人們不可同日而語，又一場關乎技術與文明的革命已然席卷全球，在柏拉圖身后輝煌了1000多年的書面文化正在被一種“網絡文化”或“數字文化”所取代，人腦中的神經回路又一次面臨著重新排布的命運。

朗讀vs默讀

古羅馬時期，閱讀和寫作被視為一種交流傳播的有效工具。尤其是閱讀，被當時的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視為一種用來增加個人財富的有效的和高回報的技能。不過，富里迪提醒我們注意這樣一個重要的事實，即“古羅馬時代的閱讀體驗完全不同于我們現在的閱讀體驗”。那是因為，當時的人們閱讀的是一種用大約20張紙莎草黏合而成的卷子，與后來出現的紙張極為不同。而且，羅馬人寫出的文本沒有單詞的拆分，這就使閱讀成為一種大聲地解釋文本的體力活動。

這一時期，古羅馬出現了由散文作家和詩人主導的誦讀活動，即公共文藝朗讀。作者和出版商把誦讀當作一種自我推銷的方式加以利用，但記憶和口頭交流依然在公共生活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因此，羅馬人能夠通過誦讀之類的口頭閱讀，即“以一種‘二手方式’來‘了解文本’”，并在這一意義上被看作是擁有讀寫能力的人。這種更加外在的閱讀方式，與我們所理解的現代閱讀觀相去甚遠。閱讀的歷史在靜靜地等待著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轉折點。

對此，富里迪寫道：“在閱讀史上，被人們講述最多的一個片段就是奧古斯丁同安布羅斯主教在公元384年的相遇”。奧古斯丁在《懺悔錄》中一個備受爭議的段落里，向我們報告了他在偶然遇到這位正在全神貫注地默讀一本書的圣人時所感到的巨大驚奇：“當他閱讀的時候，他的眼睛注視著書頁，他的心靈探究著意義，但他的聲音是靜默的，他的舌頭是靜止的。”至少在公元四世紀的西方，默讀依然是一種罕見的存在。

直到《懺悔錄》出版了幾個世紀之后，如今人們所熟知的這種由個人獨自進行的默讀才逐漸取得優勢地位。這一至關重要的閱讀方式得以在西方普及的技術前提，乃是對文本中的單詞進行拆分的技術的出現。這項技術可能起源于愛爾蘭，并在九世紀到十一世紀逐漸擴展到了歐洲大陸。對此，富里迪援引歷史學家保羅·桑格爾指出：“對單詞的拆分是‘早期中世紀對于西方的書面交流技術的發展所做出的一項獨特貢獻’。”

事實上，富里迪在書中所反復強調的閱讀改變人的自我意識的巨大力量，其實與人類的閱讀方式由朗讀向默讀的關鍵轉變密不可分。正是默讀這種在無聲狀態下進行的帶有解釋性的閱讀行為，極大地助長了讀者從外在世界轉向內在世界的傾向，這對于提升自學和個人反思的文化意義發揮了關鍵作用。中世紀后期，閱讀（默讀）通過“勾畫私人領域和公共領域之間的界限”，為個人的概念化提供了一種新的方式。

正是在這一時期，一種具有獨特的身份和文化地位的讀者形象開始出現，與之相對應的閱讀觀的特征就是：“把書籍看作一種用來確立自我意識和實現自我激勵的工具”。正是默讀，促進了人們對于想象和思考那些不可思議之物的探索，為人們提供了一種不必受到審查的交流媒介。

于是，一個新的世界出現了，它活躍著白日夢、性幻想、異端思想和顛覆性的觀念。可以說，沒有默讀，以及它所開創的這個新世界，就沒有哥白尼、牛頓和現代科學，也沒有莎士比亞、康德以及所有偉大的、革命性的思想和藝術。

泛讀vs精讀

深入審視和探究整部閱讀史，我們會發現只有少數關鍵性問題貫穿始終，其中一個就是泛讀與精讀的關系問題。直到今天，這依然是一個困擾眾多讀者的重要難題。在人類歷史上，公元前一世紀古羅馬的著名作家塞涅卡是最早關注并思考這一問題的人之一，這位斯多葛派哲學家或許不是第一位描述書籍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的人，但卻是最早發現閱讀對人類心靈具有強大影響的作家之一。

大約在公元前63年，塞涅卡在其著作中告誡新讀者，要當心那種從一個文本跳到另一個文本的誘惑，并避免因此而導致的分心。緊接著，他呼吁閱讀經驗有限的年輕讀者，要把注意力集中到思想大師們所撰寫的有限的經典書籍上。不難想象，塞涅卡對當時早期羅馬帝國所出現的公共朗讀“狂熱癥”嗤之以鼻，他一再呼吁讀者們不要忽視那條將精神秩序同道德混亂區分開來的邊界。

顯然，塞涅卡是精讀者的一個典型代表，這一群體主張閱讀少數大師的經典作品，并對泛讀這一形式保持高度的警惕。在隨后的歲月中，盡管關于書籍過多的抱怨一直存在，但真正讓泛讀與精讀的關系問題成為全社會熱議的焦點，乃是十五世紀斯·古滕堡掀起的“印刷革命”。

在此，富里迪援引安·布萊爾的研究評述道：“到十六世紀中期的時候，關于印刷紙影響力的評論常常會聚焦于印刷書籍龐大并且逐漸增長的數量。”于是，便產生了類似于閱讀指南一類的書籍，以此來和全面到來的圖書爆炸做斗爭。

但這顯然是不夠的。在整個十七至十八世紀，最重要的思想家們都曾探討如何進行良好的閱讀。著名哲學家伊拉斯謨和康德等人向讀者提出的建議是：要有選擇性地閱讀，以避免閱讀過多的書籍。這不由讓人想起中國古代先哲老子在《道德經》中的告誡：“少則得，多則惑。”無論如何，這股閱讀的大潮開始向社會各個階層蔓延，對于閱讀的熱情在十八世紀早期的英國已非常顯著，法國很快趕了上來，德國也緊隨其后。

按照德國歷史學家羅爾夫·恩格爾辛的界定，十八世紀出現的大眾化閱讀以及閱讀公眾的日益增長被稱為一場“閱讀革命”。直到十八世紀下半葉之前，大部分具備讀寫能力的人仍在精讀：閱讀并反復地閱讀數量很少的書籍，尤其以《圣經》最有代表性。而在十八世紀中期到晚期之間，人們的閱讀方式以及人們體驗這種活動的方式發生了一次實質性的轉變，即從精讀向泛讀的轉變。

從精讀到泛讀的轉變，意味著人們不再像過去那樣進行苦思冥想式的閱讀，轉而通過對不同書籍和報紙加以淺嘗輒止的瀏覽，來進行更加實用和更具選擇性的、以尋求信息和知識為目的的閱讀。日益增強的時間觀念也加速了這一轉變，人們逐漸將時間視為一種寶貴的商品。約翰遜博士曾這樣反問：“一本書可能沒有任何益處，或者僅有一點點值得了解的內容，那么我們為何還要把它讀完呢？”顯然，他代表了泛讀者的立場。

從此以后，如何在泛讀和精讀之間掌握一種精妙的平衡，成為一個優秀讀者所必備的條件。面對不斷爆炸的人類知識，如果只是精讀少數古代大師們的經典作品，顯然不能滿足成為一個現代人的基本要求；而面對浩如煙海的書籍世界，僅僅是淺嘗輒止地跳轉與瀏覽，也無法形成深度閱讀所要求的探究性、思想性以及批判性思維的訓練。當然，這一切在如今這個極易分心的碎片化時代，變得更加困難了。

媒介vs內容

二十世紀以來關于閱讀的諸多迷思中，媒介與內容之爭最引人關注。為此，富里迪以“脫離內容”這個醒目的標題作為全書的結語，來提醒讀者這個時代的閱讀危機中存在的最大問題。

1960年代以來，一種執著于新技術和新媒體之影響的思想傾向在文化景觀中產生了重大影響。加拿大著名傳播學家麥克盧漢最為系統地闡釋了這種技術決定論的觀點，他認為真正重要的東西是媒介，而不是內容，并且把“內容”描述為“竊賊手中的一塊美味多汁的肉，其用途是干擾和分散‘心靈的看門狗’的注意力”。

這個令人悲哀的結論將印刷文化中形成的內容——知識、智慧和文化遺產——統統變成新媒體的附庸，而后者徹底喪失了權威性。在此，富里迪悲涼地提醒讀者：“我們所在的時代是一個信息的時代，而不是一個思想的時代。”如果說十八世紀的啟蒙運動時代，閱讀被作為一種增長知識、促進理性和提升審美趣味以及實現自我完善的媒介，而在媒介壓倒內容的當今時代，閱讀的意義和價值變得十分可疑，甚至是無足輕重。

在漫長的人類閱讀史中，閱讀這一行為總是與尋求意義的活動相關聯，而且意義——無論是宗教意義、哲學意義還是科學意義——總是通過提供對真理的洞見來獲得自我實現。而一旦閱讀的對象和內容讓渡于承載它的媒介，閱讀本身將陷入一場空前的危機。對此，富里迪清醒地指出：“閱讀一旦喪失了尋求真理的潛能，便會淪為一種平庸的活動。閱讀一旦淪為了工具性的技能，它的作用便會局限于對文本的解讀和對信息的獲取。”

令人擔憂的是，富里迪所描繪的閱讀景觀正在日益成為一種社會現實。無論是刻意吸睛的“標題黨”，還是碎片化的“微博體”，抑或對各類文本尤其是經典文本的隨意的刪減或閹割，都是對內容本身的輕視甚至無視。就這樣，當人們習慣了3—5秒一個刺激點時，深度閱讀和思考的能力將會永久性退化，而意義也成為了一種隨意性的東西。詩人約翰·彌爾頓曾指出，讀者的力量和真正權威都是通過他們自身的判斷力而獲得的。如今，判斷力成為了一種非常稀缺的資源。

這正是我們時代所遭遇的關于閱讀的悖論。一方面，閱讀活動最令人興奮和最具轉化力的一個方面就是：在讀者進行解釋并獲得意義的過程中，他們可以學會如何進行批判性地思考并最終做出自己的判斷。而另一方面，種種功利主義的、工具性的乃至脫離內容本身的平庸化閱讀卻可能降低和損害讀者的判斷力，從而在事實上剝奪了讀者的權利。正是在此意義上，富里迪在全書結尾處寫道：“通過培養讀者的判斷力來重新發現閱讀的價值，是當今時代面臨的最重大的文化挑戰之一”。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