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近現代歷史的長河中,有這樣一位人物,他的名字與晚清的風雨、民國的變革以及新中國的曙光緊密相連。他,就是張元濟,一位跨越三個時代的文化巨擘,一位在政治、文化、教育領域都留下深刻印記的杰出人物。
而更令人稱道的是,張元濟不光跨越了三個時代,還曾跟這三個時代的最高領導人都有過對話。他曾跟慈禧、光緒、孫中山、袁世凱、蔣介石、毛主席、周總理、朱德都交流過,可以說是當之無愧的“活著的史書”。
在這些諸多對話當中,最為世人所熟知的自然是他跟毛主席的那次交流。
當時正值新中國建國前夕,毛主席邀請張元濟同游天壇,并在這次會面中向張元濟提出了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問題:“你見過幾次慈禧?”
而張元濟的回答可以說是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引得在場的所有人哈哈大笑,那么他到底回答了什么呢?
一、晚清的風雨
張元濟,字筱齋,號菊生,出生于浙江海鹽的一個書香世家。
他自幼聰穎過人,熟讀四書五經等中國傳統經典,在光緒十年(1884年)與兄弟一同中了秀才。
五年后,他更是在鄉試中名列全省第十,與汪康年、汪大燮、蔡元培等近代名人一同中榜。
光緒十八年(1892年),26歲的張元濟考中進士,被選入翰林院深造,從此開啟了他的仕途生涯。
張元濟的仕途起步于刑部主事,后因成績優異被選為總理衙門章京。
一日,張元濟與同僚陳昭常、張蔭棠等人聚于京城一隅,他們圍坐于一張破舊的木桌旁,桌上擺滿了英文書籍和報紙。
張元濟目光堅定,他說道:“當今世界,西學東漸,若我們不學無術,何以立足天下?”
同僚們聽了張元濟的話,都頻頻點頭,表示了對他的贊同。
之后,在張元濟的主導下,他們成立了一個學術團體,名為“健社”,以“約為有用之學”為宗旨,共同學習西方的先進知識。
不久后,他們又設館授讀英文,吸引了越來越多的求學者。
隨著人數的增加,張元濟等人在英文學堂的基礎上聯合集資籌建西學堂,后依嚴復的建議改稱通藝學堂。
在通藝學堂,張元濟親自為學堂制定章程規劃,課程首先設英文和數學,待英文精熟之后,再分科學習兵、農、商、礦、格致、制造等。課目設置全面、精細,希望能擴展學員的新學知識。
張元濟此舉推動了西學在中國的傳播,他自己也成為了一位精通外語、學貫中西的人才。
當時的張元濟懷揣著一顆赤子之心,他深信通過推進西學的傳播,可以使國家富強,擺脫被列強欺凌的困境。
他常常在書房中自言自語道:“西學之精粹,若能為我所用,何愁國不強盛?”
然而,甲午戰爭的戰敗如同一記重錘,狠狠地擊碎了張元濟的幻想,這令他意識到國家所欠缺的,不僅僅是科技,更是法律與政體的革新。
于是,張元濟開始與康有為、梁啟超等人頻繁接觸,他們常常在張元濟的書房中徹夜長談,討論著國家的前途和命運。
張元濟曾多次對康有為說:“我們必須改變,否則這個國家將無未來。”
康有為則每次都點頭回應:“元濟兄所言極是,變法維新,勢在必行。”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張元濟因其卓越的才華和對變法的熱忱,被翰林院侍讀學士徐致靖保薦給光緒皇帝。
在變法期間,張元濟上折奏請變官制、廢科舉、重商權、消滿漢界限。他在奏折中寫道:“若不振已廢之人心,扶將衰之國運,我大清將何以自立于世界之林?”
他的言辭充滿了對國家的憂慮和對未來的期望。
然而,張元濟的這些奏折很快就引起了慈禧太后的注意,并受到了慈禧的多次召見。
在與慈禧的對話中,張元濟意識到以慈禧為代表的守舊派對變法并不看好。
他私下對康有為說:“康兄,我們不能硬碰硬,必須先佯裝妥協,緩圖變法。”
但康有為卻激動地反駁:“元濟兄,我們不能退縮,必須一往無前!”
也許有人會問,為什么康有為這幫書生會如此激進?
主要是當時維新派跟袁世凱走得很近,袁世凱作為晚清著名軍閥,有他的軍事實力作為依靠,康有為自然有恃無恐。
然而,張元濟在與袁世凱接觸中看出了他的政治目的和個人品質,并將其評價為“奸雄”,認為不能信任袁世凱。
而事實也如張元濟所預料的那樣,袁世凱在戊戌變法最關鍵的時刻倒向了慈禧,戊戌變法最終以失敗告終,張元濟也因此受到牽連而被革職。
在被革職的那天,張元濟站在自己的書房中,望著滿屋的書籍,嘆息道:“變法雖敗,但我心未死。”
他并未因此放棄,而是南下上海,投身于商務印書館,開始了他在中國出版事業上的輝煌生涯。
在上海的一間簡陋的辦公室里,張元濟對同事們說:“雖然政治之路受阻,但我們仍可通過文化和教育,為國家的未來播下希望的種子。”他的聲音中充滿了不屈不撓的精神和對未來的憧憬。
張元濟的晚清經歷,是一段從傳統士大夫到現代知識分子的轉變歷程,也是他個人理想與國家命運交織的縮影。
二、民國的變革
在上海期間,張元濟在這里又見到了一位近代的風云人物——孫中山。
當時孫中山帶著自己的學說著作來到商務印書館,希望張元濟能幫他出版。
張元濟在與孫中山的對話中,深感他就是能改變國家現狀的那個人,但是考慮到自己已不問政治而是決心以文化立國,他最終拒絕了孫中山的請求。
不久后,孫中山率領著同盟會、光復會等革命黨人士發起了辛亥革命,一舉推翻了滿清,但是又由于力量不足將大總統的職位讓給了袁世凱。
袁世凱在當上大總統后不久,就暴露出了他的政治野心,做起了稱帝的春秋大夢。
張元濟在這個敏感的歷史時期,堅守著自己文化立國的理念,他全力經營商務印書館,將商務印書館的發展重心從印刷為主轉變為文化產品供應為主,并以“開民智、培國元”作為發展的戰略目標。
在民國時期,張元濟與夏瑞芳相約“吾輩當以扶助教育為己任”,大舉編撰出版現代教科書。
在他的領導下,商務印書館培養出了一批杰出的出版家和學者,如陸費逵、沈知方、章錫琛等。
為保存和發揚民族文化,他四處訪求版本,比勘異同,反復研討,不僅對古籍整理出版作了全面規劃,而且對古籍的版本、校勘、附錄等具體工作親自過問,考慮周密。
他主持出版的《四部叢刊》、《續古逸叢書》等大型古籍叢書,成為民國古籍出版的代表性成果。
然而,張元濟的這些心血都在日寇的炮火中被化為了灰燼。
1932年1月,日寇炮轟上海,商務印書館總廠和東方圖書館幾乎被夷為平地。
張元濟看著這滿目瘡痍,悲憤交加,于是毅然集結起全上海的文化名人,奔赴南京向蔣介石請命。
在張元濟的努力下,蔣介石最終在9月份接見了他。
在這次與蔣介石的對話中,張元濟怒斥其消極抗日,并主張國民政府要為商務印書館的損失負責。
在張元濟的據理力爭下,蔣介石最終同意由國民政府出錢重建商務印書館總廠。
后來,在全面抗日戰爭中,商務印書館也跟隨這蔣介石政府遷往了重慶。
不過,當時張元濟由于年事已高,并沒有跟隨蔣介石一起走,而是留在了上海租界里。
在上海淪陷后,日寇得知張元濟是上海的文化名人,于是以高薪利誘張元濟出山為其搖旗吶喊,但是張元濟毅然拒絕了日寇的要求。
日寇見利誘不成,又以威逼,下令只要張元濟一出租界就將其抓捕。
沒有辦法的張元濟只好長期居住在租界寓所當中,但是他依然關心國家的文化事業,他散盡家財給鄭振鐸、何炳松等人去搜尋、保護古籍,自己的生活則非常拮據。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后,張元濟的生活并沒有得到太多改善。由于他支持學生們的愛國運動、堅決反對內戰,令蔣介石對其恨之入骨,派遣大量特務長期跟隨在他身邊。
1949年,在上海解放的前夕,蔣介石的軍隊沖入合眾圖書館打算把其中所珍藏的典籍全部帶走。
張元濟得知后,不顧82歲高齡,親赴合眾圖書館,指揮圖書館工作人員們與軍隊進行了頑強對抗,最終在他的坐鎮下,軍隊不得不撤出合眾圖書館。
在上海解放后,張元濟接受毛主席的邀請,前往了北京參加新政協。
張元濟在民國時期的經歷,不僅體現了他作為一位出版家的卓越貢獻,更展現了他作為一位文化人、學者和政治人物的多重身份和深遠影響,他雖然與政治保持了一定的疏離狀態,但在關鍵時刻,他總能做出正確的政治選擇,展現了他對國家與人民的忠誠和熱愛。
三、新中國的曙光
張元濟在抵京之后,毛主席親自接見了他,并且邀請他共游天壇。
在這次同游中,張元濟除了見到毛主席外,還見到了周總理、朱德、劉少奇、劉伯承、粟裕、陳毅等眾多我黨領導人。
在游覽途中,大家談笑風生,一向幽默的毛主席也風趣地詢問張元濟:“你見過慈禧幾次?她的架子大不大?”
張元濟聽后,卻給出了一個出乎所有人預料的答案:“我沒有見過慈禧?”
這個答案令眾人疑惑不解,正當毛主席又要追問時,張元濟又補充道:“慈禧每次召見我都用簾子遮起來,不讓我看見她相貌。我們之間也距離有數十步遠,每次交談都由太監傳話。”
眾人一聽,心中疑惑頓解,這一答案可以說是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
毛主席更是笑著說道:“這么看來,慈禧的架子還是挺大的嘛!”
之后,毛主席又跟張元濟講了講接下來的工作,并聽取了張元濟對新中國建設的建議。
當天晚上,張元濟在返回住所后輾轉難眠,他激動地對兒子張樹年說:“我已活到耄耋之年了,曾經見過光緒,見過袁世凱,也見過孫中山,還見過蔣介石,今天又有幸見到了毛主席。光緒想把國家治理好,但他太儒弱,而且上有慈禧,下無得力助手,缺乏人民群眾的廣泛支持,因而維新只能是一種夢想。孫中山雖有偉大的理想和愿望,但未能實現。今天我見到了毛主席,他有學問,有氣魄,我看中國的富強指日可待。我這一輩子還沒有見過太平盛世,中國的外患內戰一直不停,看來至今和平有望了。
張元濟在新中國成立后,以其深厚的愛國熱忱和對文化教育出版事業的執著追求,繼續為國家貢獻著自己的力量。
1952年,盡管已是85歲高齡,張元濟仍然出任了上海市文史研究館館長。
他以自己的博學和遠見,為上海乃至全國的文化事業貢獻著力量。在這一職位上,張元濟不僅推動了文史研究的深入,也為保護和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發揮了重要作用。
張元濟還連續當選為第一屆和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這不僅是對他個人貢獻的認可,也是對他在文化教育領域影響力的肯定。
同時,他還擔任了公私合營商務印書館董事長,繼續引領著這家他傾注了一生心血的機構,為新中國的文化教育事業貢獻力量。
1959年8月14日晚,張元濟在上海華東醫院病逝,享年92歲。
他的人生旅程雖然結束,但他的精神和貢獻永遠留在了人們心中。他的一生,是對文化教育事業無盡追求和奉獻的生動寫照,他的貢獻將永遠被后人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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