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維錚先生（1936.7.14—2012.3.10）

2012年春天，窗外的桃樹和石榴沒有開花，綠色樹葉繞著枯褐的枝干緩慢伸展，植物仿佛也懂得人間的悲喜。3月10日，導師朱維錚先生在親友學生的守護下，因病辭世，享年76歲。

悲慟籠罩心靈，二十三年前初次聽課的情景歷歷在目。讀本科時，就從學兄學姐口中知道了朱先生的博學與嚴厲。大家越傳越神，把朱先生說成不食人間煙火的人物。不巧的是，從1987年到1989年年初，大概有一年半的時間，朱先生一直在加拿大、美國和德國訪問。直到大學四年級，我才有幸見到朱先生，聆聽朱先生為本科生開設的必修課“中國史學史”。

朱先生是一位富有個人魅力的老師。也許是受“溫良恭儉讓”傳統的影響，大多數中國人的身形略微前傾，用以表達內心的謙遜。朱先生卻與眾不同，腰桿筆直，像沖天的修竹。我在現實中，再也沒有看到第二人像他那么挺拔。他的動作矯健利落，板書之后轉身非常迅速，宛若一道閃電。他講課時思維敏銳，旁征博引，洋溢著“我有胸中十萬竿，一時飛作淋漓墨”的逼人氣勢。多年以后，當我得知他對自己人生的反思時，我才意識到，挺拔的身姿，正是他“做我自己”、“誰也不能代替我思考”的內心寫照。

▲1980、1990年代，赴美國印第安納大學和加拿大多倫多大學訪問講學期間，在北美各地游歷時的留影

朱先生的學識深深征服了我們，那個學期幾乎沒有人逃課。更重要的是，他能喚起你奮身躍入學術海洋的激情。上課地點是三教東頭一間朝南的教室，下午，金褐色陽光常常灑滿房間。在我印象中，整個學期陽光燦爛，那是內心的光明和現實光明的交相輝映。

雖然耳聞和目睹的朱先生都非常威嚴，但年輕人就是喜歡挑戰自己，崇拜有學問有個性的人物。史學史課程上到一半，系里通知報名攻讀研究生。這是1989年秋季，1990年的應屆研究生招生取消考試，改由學校考察后直升讀研。我在下課后告訴朱先生，想報讀他的碩士生。他并不多言，也不問長問短，僅僅不茍言笑地表示，如果我通過系里的選拔，他愿意接受。這是朱先生對待學生的一貫態度，不管你畢業于歷史專業或是理科專業，不管你是專科學歷還是本科學歷，不管你出自重點大學還是普通大學，只要通過考試，有心向學，他都愿意收為學生，為年輕人提供深造機會。我攻讀研究生以后，知道朱先生每年都會接到各地學生的考研咨詢函件，他囑咐我以研究室的名義代回每封郵件。設身處地，換位思考，對于在考研道路上艱難跋涉的外地學生，一封歡迎報考的回信，也許能夠給予他們莫大鼓勵和溫暖。我的許多師弟師妹，入門以后都會告訴我，收到過研究室的回信。朱先生外表難以接近，內心卻平易近人，沒有等級觀念，更不會看人做事。

朱先生年輕時曾得到兩位導師的悉心指導。一位是周予同教授，熱情開朗，和藹可親；一位是陳守實教授，性格嚴肅，寡言少語。兩位教授對待專業極其認真，尤其是陳守實先生，布置任務一星期后，見朱先生還沒有上交讀書報告和資料摘抄，就帶話給朱先生：我不要你了！年輕的朱先生受到嚴格訓練，度過一段苦行僧般的生活，最緊張時每周要向兩位導師匯報三次學習情況，他只能擠壓休息時間，逐漸養成了徹夜工作的生活習慣，也打下了扎實的學術基礎，終生受益匪淺。待到朱先生自己帶教學生時，延續和發展了兩位導師的治學態度和教育方法。有句話，朱先生對一屆又一屆的學生說了幾十年，因為講話的時間不同，可能語序稍有變化，那就是：我不相信名師出高徒，我相信嚴師出高徒。這是幾代學者從親身實踐中得出的真知，歷史只會眷顧勤奮的人。

▲陳守時先生與周予同先生

在性格脾氣上，朱先生恐怕更接近嚴肅的陳守實先生。不過，朱先生不像陳先生那樣訥言，他言語犀利，常常手燃青煙，高談闊論數個小時，不見絲毫疲倦之色。往往客人學生進門時日照中天，不知不覺便已暮色四合，朱先生一支接一支抽著香煙，小屋或者研究室里早已煙氣繚繞，眾人仿佛置身云霧山中。天長日久，朱先生固定座位上方的墻壁，熏染得如同泛黃的舊時照片。陳獨秀和周予同先生的老師錢玄同先生是公認的健談之人，張國燾在回憶錄里說陳獨秀“精力過人”，“下午則常與朋友們暢談高論”，“往往要談好幾個鐘頭”。而錢玄同，學生謝興堯回憶道，“其他先生下課后都有點疲倦，靜靜坐著，抽煙喝茶，他還有余熱高談闊論，聲震四壁”。朱先生的健談，可以和這兩位前輩媲美。他重視材料，卻又超越材料，打通政治、經濟、思想與文化的壁壘，描繪出一幅縱橫交錯、波瀾壯闊的歷史畫面，往往令聽眾豁然開朗，如飲醍醐，如坐春風。

進入研究生學習后，朱先生命令我，首先去圖書館熟悉各種字典、類書、書目、引得、職官表等工具書，以便將來知道如何查找相關資料。他說，很多前輩學者都是從閱讀書目起步，比如陳垣、余嘉錫等等。要我們常翻張之洞著、范希曾補正的《書目答問補正》和《四庫全書總目》。朱先生還提醒大家，《四庫全書總目》中的提要和《四庫全書》中收錄的提要并不完全相同，將來引用時一定要核對清楚。他又命令我們把復旦圖書館古籍部的目錄卡片全部翻閱一過。在圖書館四樓閱覽室，這些書籍和目錄似乎沉睡許久，遍布塵埃，我每天看完書，兩手染得灰黑，但內心十分充實。后來，我養成了一個習慣，每到一家新的圖書館、閱覽室或者書店，先花些時間把全部書架瀏覽一遍，通盤把握該處的藏書概況。如今已是電子檢索時代，引得退出歷史舞臺，但書目、職官表等工具書仍是年輕研究生踏上學術生涯第一步時必讀的基本書籍。

第一年最重要的專業基礎課是“中國文化史要籍選讀”，每周閱讀一部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典籍或數篇論文，從先秦諸子一直讀到清代學者，寫作兩千字以內的讀書報告。朱先生開出書單，嚴格規定了閱讀版本，如劉寶楠的《論語正義》、王弼注《老子道德經》、孫詒讓《墨子間詁》、焦循《孟子正義》、王先謙《莊子集解》和《荀子集解》、王先慎《韓非子集解》、曹操等《孫子十家注》，等等。這使我懂得，讀書必須挑選好版本，要善于利用和繼承前代學者的工作，站在巨人的肩上前行。《論語》和《朱子語錄》都記載了孔子和朱熹師徒之間的問答，唐代韓愈說過“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問學就是有問有學的解惑和思考過程。朱先生借鑒了這一傳統教育中的問答教學方法，采用討論班形式上課。先由學生闡發讀后感，然后老師提問，共同討論，每周都讓學生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唯恐準備不周思考不全。朱先生說，采用這樣的方式，是希望同學們利用攻讀研究生的機會，在年輕時好好讀點書。幾年后，我到日本和美國訪問，常聽中國訪客驚訝贊嘆，說日本的“席名那”（Seminar）和美國的讀書討論班很值得中國大學學習。我想，這不正是恢復高考以來朱先生一直堅持的授課方式么？雖然不能說，今天復旦討論班的盛行全歸功于朱先生，但朱先生和其他復旦的優秀學者們確實站在學術和教學的前列，繼承傳統菁華，更繼承前輩學者的風范心血，扎扎實實推動著學術的傳承和發展。他們的堅守和努力，贏得了認真治學的同道、后輩們的贊同、景仰和效仿。

▲朱先生的書房

朱先生曾半開玩笑說，《墨子閒詁》的“閒”轉為簡化字，可以寫成“閑”也可以寫成“間”，用在孫詒讓的書名上，就該是《墨子間詁》。間者，縫隙。引申為從縫隙里望外看，“發其疑牾”。如果今人的著作將這部書寫成《墨子閑詁》，那就證明此公不懂常識，其書的學術性值得懷疑。朱先生笑著說了這番話，我們也跟著哈哈一笑。但笑過之后，我意識到，細節折射了作者的廣度和深度，也能反映作者的治學態度。一個治學態度不夠嚴謹的作者，是不能贏得學術界的尊重的。

朱先生的嚴謹還表現在親自為學生修改文章上，這是他的習慣，很多學生都保留著他修改過的文稿，往往寫滿天地左右，用紅色、綠色和藍色等各種顏色區別正文、注釋和寫給學生的解釋評語。我曾意氣揮灑地在論文中寫道：“1898年夏天，隨著熱浪而來的……”，朱先生用紅筆批道：“怎知此年非‘冷夏’？雖小處用形容詞也要查核！”短短兩句批語讓我明白：第一，在歷史研究中，大或小、重要或不重要的細節，都要一視同仁。第二，任何一個關于事實的判斷都要核查史料。第三，謹慎使用形容詞，切忌以辭害意。“夫子循循然善誘人”，修改文章是朱先生的教學方式之一，通過修改，他把治學的方法和規范深深揳進學生心中。

短則三年，長則六、七年，我們跟隨朱先生攻讀碩士或博士學位。春雨潤物細無聲，點點滴滴的言傳身教，讓我們養成“斤斤計較”的治學態度，養成了不茍且的習慣。

畢業出門后，我們不少人身上都帶上了導師的某些烙印，擁有一兩處類似的性格特征或處世風格：認真，執著，在外人看來有點迂腐或者書呆氣，但是值得信賴。這些在青年時期形成的品質，將伴隨我們一生一世。導師雖然魂歸道山，卻永遠和我們在一起。

——摘自《懷真集：朱維錚先生紀念文集》

▲朱維錚先生過世時，復旦學子制白色千紙鶴敬表哀思

廖 梅

1986至1996年復旦大學歷史系學士、中國思想文化史研究室中國文化史碩士、中國古代史博士。朱維錚先生指導的第一位國內博士生，原復旦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朗讀者：朱藝（14級國務學院國際政治系）

感謝：復旦大學出版社、復旦大學廣播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