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國開國上將序列中，有三位是在1949年戰場起義的國軍將領，即長沙起義的陳明仁、綏遠起義的董其武和新疆起義的陶峙岳。

相比于前面兩位而言，陶峙岳策劃的新疆起義不僅時間是最晚的，過程中所面臨的形勢也更復雜嚴峻。所幸在陶峙岳巧妙周旋處理各方關系的基礎上，最終以一種“禮送出境”的方式對大批反對起義的國軍軍官放行，避免了起義前后流血事件的發生。

晚年的陶峙岳將軍（右）

不過，新疆和平起義后，還是在當地軍民中存在不少指責和批評陶峙岳“私放反動派軍官”的聲音，一度令陶峙岳頗為苦惱。不過，關鍵時刻教員的一封電報為陶峙岳的起義行動正式定了基調：

“不但沒有錯，而且應該給予表揚，這有利于全局。對不愿起義的人員，中國共產黨歷來不強求，可以來去自由，送他們出境是明智之舉。”

這樣一來，陶峙岳的心結被徹底打開，此前積蓄的煩惱也立時煙消云散。

而他之所以在起義的重要關口選擇對一眾國軍反對派將領們網開一面，除了基于避免流血沖突事件發生的考慮外，也是當時平衡各方勢力、確保和平起義如期進行的現實必然選擇。

1946年4月，時任國軍河西警備司令的陶峙岳受保定軍校老同學、時任國軍西北行營主任兼新疆省主席張治中的邀請，出任協助對方維護邊疆秩序的新疆警備司令一職。不久后，張治中因參與軍調處工作而離開新疆，陶峙岳則正式接任新疆省主席兼警備司令職務。

影視作品中的張治中（左）

得益于“和平將軍”張治中潛移默化的影響和地處邊陲的交通限制，陶峙岳在整個解放戰爭期間不僅未同我軍有過交手經歷，反而在協助張治中釋放并護送此前被軍閥盛世才關押的地下工作者和愛國民主人士工作中發揮了積極作用。

1949年5月，人民解放軍百萬大軍橫渡長江，陸續解放了南京、上海等華東戰略城市。教員和周恩來等人紛紛出面約見剛剛選擇留駐北平不久的張治中，建議對方適時致信陶峙岳促成新疆和平起義事宜。

對此，張治中自然是欣然接受的。其實，陶峙岳對積極響應并促成新疆和平起義是持明確態度的，在此期間，他頂住壓力拒絕了“代總統”李宗仁抽調新疆兵馬馳援南方戰場的指令，立場不能說不鮮明。

只是，在秘密籌劃起義的過程中面臨諸多現實阻礙，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這其中，以國軍第78師師長葉成、騎兵一師師長馬呈祥和179旅旅長羅恕人為首的頑固勢力成為起義面臨的最大阻力。

影視作品中的陶峙岳

陶峙岳清楚，反動勢力遍布新疆軍政各界，僅憑他一人之力是很難左右局勢發展的，這一點，從當年3月新疆警備司令部那次軍事會議上反動派軍官們左右橫跳的表現也能窺知一二。因此，起義之事宜緩不宜急，按部就班、徐徐圖之才是上策。

自1949年3月至9月的半年時間里，陶峙岳通過廣泛宣傳教育，在新疆駐軍中半公開的做了大量起義動員爭取工作，使得北疆地區的大多數官兵都接受了起義主張，但因駐南疆的部隊太過分散，工作成效便沒有那么明顯。

好在南疆警備司令兼42師師長的趙錫光是著名的愛國將領，雖手握胡宗南的嫡系部隊，但卻傾向于促成和平起義，因此南疆地區的起義籌劃工作進展也相對順利。剩下的最大阻力，便集中在一小部分負隅頑抗的反對派軍官身上。

彼時的新疆駐軍主要有三個師，即葉成的第78師、趙錫光的第42師和馬呈祥的騎兵第一師。趙錫光支持起義這自不必贅言，葉成和馬呈祥雖然一個是國軍嫡系、一個是馬家軍派系，但在阻撓新疆起義這件事上，二人卻難得達成了“一致共識”。

曾任南疆警備司令的趙錫光（左）

為此，陶峙岳決定先禮后兵，進行動之以情、曉之以理的爭取和化解工作。8月下旬的一次南疆視察歸來后，陶峙岳主動邀請葉成、馬呈祥和羅恕人三人到警備司令部赴宴，借此爭取三人支持和平起義的大勢。

遺憾的是，三人都鐵了心要一條道走到黑。不僅如此，心機深重的葉成還在私下聯絡反動派軍官密謀破壞起義的行動。具體來講，就是在得到胡宗南授意的基礎上，一旦陶峙岳宣布起義，自己便將部隊拉到南疆活動，如果有可能的話，就裹挾陶峙岳一道轉移。

1949年9月20日深夜，距離新疆和平起義不足5天的時間節點上，葉成與馬呈祥、羅恕人等人決定“擒賊先擒王”，將陶峙岳、劉孟純、屈武、陶晉初等人控制在新疆警備司令部。正式行動之前，葉成提前一步趕到陶峙岳住處，試圖憑借自己的“三寸不爛之舌”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很顯然，在這方面陶峙岳比他更有“天賦”。葉成的自作聰明不僅未能達到預想中的成效，反而讓陶峙岳抓住機會再次將他和馬呈祥、羅恕人召集在一起曉以利害。

影視作品中的陶峙岳與葉成等人

陶峙岳以新疆形勢復雜，稍有不慎將引發地區動亂為由使三人心中逐漸有了波瀾。隨后，他又通過“禮送出境”的承諾成功勸說三人放棄暴動計劃，轉而交出手中軍權以避免干擾和平起義行動。

其實，對三人的“小心思”，陶峙岳心知肚明。馬呈祥家人此前已全部去往香港，他的內心深處也早已歸心似箭；葉成、羅恕人意欲裹挾部隊和他本人出走，歸根到底還是考慮到各自手上血債累累，擔心起義后被我軍清算。

當然，三人更清楚陶峙岳說的時局事實，自己沒有被對方扣留就算是彼此給了對方一個臺階下，自然也就沒有理由繼續之前的行動計劃了。

1949年9月24日深夜，即陶峙岳正式宣布新疆和平起義的前夜，馬呈祥、葉成、羅恕人等一批反對起義的國軍軍官及其家屬在騎一師特務連約1個排兵力的護送下，從迪化老滿城軍部出發，經阿克蘇、喀什出新疆。沿途雖有些許波折，但一行人終歸是有驚無險的離開了。

新疆和平起義后的陶峙岳（前排左一）

當年10月下旬，率第一野戰軍第一兵團進入新疆的王震，在接受新疆各族人民熱烈歡迎的同時，再次就陶峙岳對一眾國軍將領禮送出境的行為傳達了教員的最新指示：

“新疆和平解放對國家對人民都是一件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大事，幸事。陶峙岳將軍果斷機智地排除了反對派的阻撓，成功地領導了國民黨部隊的起義，對國家做出了巨大貢獻。雖然看似放走了反動派葉成、馬呈祥等人，但是，保全了部隊內部的安定，避免了流血事件的發生，經過努力宣傳引導后，部隊將士普遍認同歸順社會主義陣營，從而使得起義過程秩序井然。對陶峙岳將軍的義舉我們不但要肅然起敬，更要認真學習老將軍顧全大局的愛國精神。”

這是對陶峙岳籌劃實施新疆和平起義半年來的行動作出的最客觀、中肯的評價，也是我黨、我軍對這位深明大義的愛國將領最大的認可和贊譽。

慶祝新疆和平解放的各族人民

以最小的代價實現最大的勝利，堪稱是實至名歸的“明智之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