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員 李長需

“人在樹下走，屎從天上來。”

近日，鄭州鬧市區的“天屎之路”引發熱議。春夏時節，在緯一路法桐樹上筑巢繁殖的夜鷺，給市民和商戶帶來“鳥屎”煩惱。有人認為這是生態環境改善的象征，也有人抱怨生活受到了干擾。關于夜鷺的“留”與“遷”，爭論不休。

這并非是鄭州一個城市的煩惱，南京的野豬圍城，上海的貉群泛濫……更多的城市，演繹著城市化進程中人與野生動物的深層矛盾。

當越來越多的野生動物以“居民身份”進入鬧市區后，傳統的治理邏輯該怎樣轉變？人類與野生動物該如何相處？

簡單驅離并非治理善策

用簡單的手段把野生動物驅離，是人類在第一時間不假思索的應激反應，但這些反應，都沒有辦法控制適應能力強大的野生動物，反而會引起連鎖的生態災難，帶來更難收拾的后果。

人類與野生動物之間沖突的根源，主要源于人類活動對野生動物棲息地的侵占，讓它們不得不侵入人類居住區，尋找食物和獲得庇護。

以南京野豬圍城為例，其頻繁進城，除了部分地區野豬種群快速增長的原因之外，還有城市對山林的開發縮小了野豬原本的棲息地，造成食物競爭加劇，野豬不得不進城覓食。

野豬給南京造成了困擾，但南京解決困擾，單純地予以捕殺或減少，并非良策。從2022年起，南京曾通過籠捕、圍獵等方式，累計調控356頭。這種方式雖然短時間內能減低野豬的數量，但卻增加了野豬進城的風險。

這是因為，頻繁使用獵槍，會讓野豬感覺到棲息地環境不安全，加劇其外逃風險；而被獵犬和人類追逐，則增加野豬的敵意，造成更多的傷人事件。

更重要的是，按照生態學理論，整個城市生態系統，總體要維持在一個平衡狀態。如果通過驅離或捕殺某種動物，致使其群體大量減少或消失，必然會有其他動物進行生態補位，而補位動物數量的激增，則會與人類產生新的矛盾。

比如野豬被消滅或減少了，其留下的食物鏈和棲息地，可能會讓流浪狗補位，而激增的流浪狗將會導致更多的狂犬病暴露，這要遠比野豬傷人更嚴重。

此外，噪音和光線等驅離手段，還可能加強動物的適應性行為，最終使得沖突更為頻繁。

事實上，不少城市里的野生動物，已經展現出較強的適應性。比如柏林的野狼，已學會識別交通信號燈；加拿大多倫多的城市浣熊，腦子里已生成一套實時導航系統，可以讓它們主動避開交通繁忙的十字路口；而上海的貉，在浦東會迅速學習小區和公路的設計；在奉賢，甚至學會了估算燒烤攤下班的時間，每天能在燒烤攤收攤之后，第一時間去撿地上還冒著香氣的燒雞骨頭……

如果人類采取更多措施來對付它們，那只會加強它們的適應與反擊能力。

野生動物在城市生態中應擁有平等的權利

當南京市民因野豬闖入社區而報警時，當上海白領因貉群翻動垃圾桶而投訴時，當鄭州商戶因夜鷺糞便困擾而聯名上書時，城市空間正上演著一場荒誕的權利爭奪戰——人類以“文明”之名驅逐動物，卻拒絕承認它們同樣是城市生態的合法公民。

這場斗爭暴露的不僅是治理技術的潰敗，更是人類中心主義的傲慢。而實際上，野生動物也是城市生態的合法“公民”，它們應該和人類一樣，在城市生態中擁有平等的生存權利。

回溯大部分城市的形成過程，可以發現，人類既沒有比野生動物來得更早，也沒有來得更晚，而是共生共存而已。只不過，在后來的城市化過程中，人類通過不斷地擴張，逐漸將野生動物的棲息地碎片化，讓它們生活在城市的夾縫里。

但即便是這樣，人類還要以“威脅公共安全、公共利益”為由，剝奪其城市生存權。這顯然并不符合生態文明時代的理念。在農耕文明時代，我們將野生動物視作需要征服的對象；在工業文明時代，將其看作需要管理的資源；而在生態文明時代，則要求我們學會與野生動物共享資源。

反觀我們對待野生動物的態度，多從對人類“有用”的角度出發：50多年前，當系統開展野生動物保護和研究時，多以“瀕危”或具有“科研、社會和經濟價值”為衡量標準，其背后的核心邏輯，是“有用”；后來雖然從法律層面開始整體地保護生物多樣性，但也只是把目光從一個個“有用”的物種，轉向了更為“有用”的生態系統。

這其實是人類中心主義在作祟。現在不少從事野生動物保護工作的人們認為，他們保護的是野生動物作為生命的存在，而非它們的“價值”。他們甚至還認為，人類和野生動物應該有平權的那一天。

城市動物平權運動，本質上是一場文明自救。當市政檔案中野豬傷人事件，被重新定義為“棲息地糾紛”，當孩子們指著夜鷺群說，“這是我們的鄰居而非討厭鬼”時，布滿鋼鐵森林的城市，才可能成為生命共同體。

畢竟，人類引以為傲的文明，從不是獨屬于人類的戰利品，而是萬千物種在碰撞摩擦中共同書寫的史詩。

給野生動物留足棲居的空間

人類與野生動物沖突的管理策略，在全球范圍內都面臨著日益嚴峻的挑戰。

當前的管理方法，多集中于短期解決方案，例如物理屏障（如電圍欄）、驅趕手段（如噪音和光線）以及對問題動物的遷移等。

這些措施，雖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夠緩解沖突，但往往未能觸及沖突的根本原因，比如，電圍欄雖可有效阻止野豬進入城市，但其維護成本高昂，且可能對其他動物產生負面影響；此外，噪音和光線等驅趕手段，可能會導致動物的適應性行為，最終使得沖突更加頻繁?，F有策略的局限性在于，它們可能只是將沖突從一個區域轉移到另一個區域，而未能提供可持續的解決方案。

而可持續的解決方案，無疑是長期和諧共存。典型的案例，是斯里蘭卡在解決人象沖突時，鼓勵農民種植大象不太喜歡的作物，比如肉桂或莫林加等，以物理屏障的方式，來隔斷大象與人類的沖突。

這種方案，可適用于遭受野豬圍城的南京等城市。除了物理屏障、電圍欄之外，還可以采取建設生態廊道，把野豬引導至一個離市區較遠、更適宜其生存的自然棲息地；在城市邊緣地帶與野豬棲息地之間，種植一些野豬不喜歡吃或討厭的作物，比如在東北已經實驗成功的向日葵，比如可散發出野豬討厭氣味的薄荷等，形成一道物理隔離屏障，既減少了人與野豬接觸的幾率，也可提高農民的收入。

當然，在此過程中，我們需要轉變的理念就是，人與動物并非是非此即彼的“零和博弈”關系，而是可以通過科學規劃實現多贏的“共生”關系。這也需要我們承認，人類與其他生物都是城市生態系統的平等參與者。

秉承這一理念，鄭州夜鷺的“留”與“遷”矛盾，其實不難解決，其最終的解決導向，就是“如何讓共處更舒適”。

未來的城市發展，不是人類的獨霸空間，而是人、動物與自然共生的生態共同體。

當我們為自己規劃城市空間時，也應該為野生動物留足“非人類生活空間”；當我們為自己建造高樓大廈或城市管網時，也應該將動物行為學納入工程標準，為其他物種留下棲居的余地。

那樣的城市，才能真正超越人類中心主義的桎梏，配得上“生態文明”四個字的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