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哈欠會傳染嗎？
用《走近科學》的方式解讀，這個現象與我們大腦中的鏡像神經元有關，屬于一種模仿性行為；也可能是移情作用——移情能力強的人，更容易受到他人打哈欠的影響。漸漸地，這演變成互聯網又一雞湯傳說：容易被哈欠傳染的人，一定很善良。
電影《東四十條》里有一場打哈欠的戲，導演詹涵淇（大豆）和覃牧秋（阿毛）每次看到，都會忍不住跟著打哈欠。這是第三種解釋——我們更容易對熟悉的人打哈欠做出反應，因為我們與熟人之間的情感聯系更為緊密。
在這個春天上映的《東四十條》，對于很多人來說是一部陌生的電影，所以也很難被“傳染”。雖然它是2023年平遙國際電影展中深受影迷好評的“爆款”，但放到全國院線市場，這樣一部“納米級成本”的小電影，一般都會落入小打小鬧式的“圈地自萌”。
《東四十條》豆瓣開分那天，大豆和阿毛正在參加主創對談會，和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教授王紅衛一起聊天。
王紅衛說，6.7分的分數和現在的票房比例，都說明了這其實是一件好事，證明電影所輻射的范圍已經越過影迷圈層，吸引了更廣泛的普通觀眾。

（圖/豆瓣截圖）

“如果只在影迷圈里晃悠，分數可能會上7（分）。但我們不太在乎這個分數，畢竟就算是8分、9分的神片，也會有人不喜歡。”況且，大豆和阿毛還收獲了“意外之喜”：《東四十條》的得分和同期上映的奉俊昊導演的《編號17》一樣。
“我們和奉俊昊一個分數挺好的”，這頗有一種“咱仨真是太強了”的淡淡幽默感。正如他們自己對電影的評價：它像一種無公害的“綠色幽默”，你想吃也行，不想吃也行，吃下去也沒什么害處；也像嚼口香糖，能放松心情就挺好，但也可以認真地去感受它，這樣可能會有一點別的味道。
《東四十條》的英文片名Dance Still，出自飾演十條的錢賡在拍攝時夢到的這句“Dancing on the moon，still loving you”。大豆覺得，這更像一個諧音梗——Dance Still，東四十條。
如果你也被這個諧音梗逗笑，或許《東四十條》就是會“傳染”你的那個哈欠。在生活和理想的縫隙里，打一個小小的哈欠；舉高雙手不一定是為了反抗什么，也可以是舒服地伸個懶腰。
一個“半永久導演”
今年春天，《東四十條》主創四人組——大豆、阿毛、錢賡和楊凱航（飾東四）都在愉快地“跑路（演）”，所以不用提桶。這種突如其來的冷笑話和靈機一動，包攬了他們聊天時80%以上的內容。
大豆對自己的最新定位是“一個半永久導演”，靈感來源于“韓式半永久紋眉”。這個“半永久”的期限是4年左右，之后就會褪色。《東四十條》2021年開機，到今年公映剛好是第四年，“之后我可能就是別的身份了”。
2021年某天，大豆和她的鄰居阿毛——兩個住在鼓樓的“北漂”——在胡同里散步，在路邊看到一個告示：有人正在找丟失的寵物鸚鵡。這成了《東四十條》的劇情主線：兩個鼓樓青年，看到了一張懸賞10萬元的賽鴿走失告示，就這樣找了一年。
大豆和阿毛都沒有拍攝長片的經驗，也沒有齊全的設備，更沒有多少錢和資源。但他們轉念一想，小時候和朋友一起出門玩耍，也是先出發再想玩什么，于是，《東四十條》就這樣“開玩”了。

（圖/《東四十條》）

定下劇情主線后，他們還是照常在鼓樓的胡同間穿梭，四處打探有沒有想拍電影的人。直到秋風刮來來自上海的朋友賈世俊，世俊又帶來剛買了攝影機的小迪，監制和攝影師就到手了。特能組局的大豆再找來兩個朋友當演員，總計6人的主創團隊正式集結。
他們舉辦了一個盛大的開機儀式：在貼著《長津湖》海報的胡同一角拍了大合照。那天，大豆在路上不慎踩中一坨狗屎，朋友斷言：這事兒能成。
從2021年10月到2022年11月，《東四十條》拍了整整一年。但滿打滿算的話，其實電影只拍了7天，算上補拍就13天。
和緊湊的拍攝時間形成巨大反差的是漫長的籌備時間。《東四十條》的劇本是一邊拍一邊寫的，一共有近50頁，但一場戲份就可以寫上兩個月。判定劇本能否通過的準則很簡單：如果有一個東西大家都覺得很好笑，可以保留；否則就刪掉。
第一場戲最先確定的劇情是“兩個人在聊天，但說的都是廢話”，那在什么場景下說廢話更好笑？大豆和阿毛想著，北京胡同里的廁所實在太多了，方圓50米以內至少一個，讓演員對著廁所說廢話挺好。“結果寫著寫著發現另一個人太想接話了，那不太行”，于是干脆設計為互不搭話。
最終的呈現效果是：兩個人坐在廁所對面的椅子上沉默地喝著北冰洋汽水，看著一頭騎著共享單車的“熊”停在他們面前，然后熊去上廁所。

（圖/《東四十條》）

扮演熊的演員是大豆在街上偶遇的，對方的微信頭像、表情包和朋友圈全部和熊有關，也從不脫下那一身熊玩偶服。一年后，大豆找對方補拍一些鏡頭，對方拒絕了，說自己已經很久沒扮熊了。
“我問，為什么？他說，去生活了。”
“戈多明天準來”
路演這么多場下來，大豆和阿毛經常會被問到一個問題：電影靈感來源是不是《瀨戶內海》？
他們的回答是：確切來說，只有片名的取法參考了《瀨戶內海》。《瀨戶內海》其實與日本的瀨戶內海無關，反映的是一個叫瀨戶的高中生和他的同學內海之間的瑣碎日常。《東四十條》的兩個主角分別叫東四、十條，合起來就是“東四十條”——這條曾經的北京胡同，現在被擴建成了大馬路。
一開始，他們想過取名為《北京散步》，因為《東四十條》所表現的散步的流動感和日本電影《轉轉》更貼近。《轉轉》改編自藤田宜永的《東京散步》，在片中，三浦友和飾演的福原愛一郎硬拉著小田切讓飾演的竹村文哉，陪他漫步東京街頭。

（圖/《轉轉》）

片子還差點取名為《等待鴿多》，畢竟故事主線就是尋找賽鴿。最后定下《東四十條》，是因為他們都對地名更有感覺，“它（片名）如果是一個地名，能賦予這個地名更多情緒和時代感”。
奇妙的是，2024年，北京的街頭巷尾興起新的涂鴉文字——“戈多明天準來”。沒有人知道它是如何誕生的，但這句話卻像瘋長的野草般填滿一條條胡同。
主創團隊結成后，進行了一次試拍。大豆記得很清楚，拍完第二天就下雪了，那天是2021年11月3日，“北京通常不會這么早下雪，樹上的葉子才剛剛變黃，那一年真的挺奇怪”。
某種程度來說，《東四十條》是一部從試拍就“踩了狗屎運”的電影，在一個恰好的時間段，所有人、事、物奇妙地融為一體。“其實緣分老天一直在給的，但是很多人就覺得這不是一個值得拍的東西。我們就是老天給了什么，都覺得這個東西挺值得放進來，所以導致中間出現了很多天意。”
監制賈世俊人不在北京，但時常心系劇組。抱著總要為朋友做些什么的想法，他們發掘了賈世俊的“特異功能”：燒香特別厲害。出于工作原因，賈世俊全國各地到處跑，每到一個地方，如果碰上拍攝日，他就會到寺廟去燒香。
有一次，開拍之后特別不順利：到了原定場景，發現那里正在建圍欄，無法進行拍攝。過了一會兒，突然就順了，也換到了更好的場地。之后，主創們收到賈世俊的信息，說他起晚了，剛剛才給大家燒了香。
在大豆和阿毛看來，如果“自我意識太強”，可能就會和“緣分”失之交臂。“來了一樣東西，如果覺得可以就可以了，而不是說還想再看看別的。”大豆推薦了《臣服實驗》這本書，它帶來的啟示是：有一樣事情來到身邊，就算不情愿，但可以“臣服”地去嘗試，看看這個契機能把你帶到什么地方。
事實上，在緣分降臨的瞬間，他們兩個更像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的“戈多”。為了規避胡同的雜亂布局，盡量讓畫面顯得美觀，電影采用了少見的4∶3畫幅，可以極大程度地簡化背景；每個劇組成員都身兼數職，道具也得物盡其用，參考電影大師們導演首部作品的經驗心得，“摳摳搜搜”“坑蒙拐騙”地拍完整部電影。

（圖/《東四十條》）

回到這部主打“能拍就拍，拍不完也無所謂”的電影的起點，也就是大豆和阿毛看到那張走失鸚鵡告示的那天，阿毛說要找一只在天上飛的鳥太不切實際了，大豆則說：“這是鼓樓，就應該有人去干這種不切實際的事！”
人生卡卡
“所有人賺到了錢就會離開鼓樓。”
“但我們沒賺到錢也離開了。”
“可能要離開鼓樓才能賺到錢吧。”
這是在廣州路演場結束后，大豆和朋友的一段對話。
現在，除了大豆，其他人都搬離了鼓樓。阿毛的出租屋在一場暴雨過后真塌房了，因為那里屬于文物保護單位，要走很多流程，修復至少需要一年；楊凱航的老板跑路了，公司爆雷，他不知道下一步去哪兒；錢賡本就不是鼓樓居民，他住在百子灣那一帶。
大豆也即將撤退。今年，她打算和對象一起，二人一狗一鳥去全國各地旅居。鼓樓房租還是太貴了，在北京郊區找個房子存放東西就挺好，也夠自由。
創作完一部反映“卡住的人生”的電影，大家似乎卡著進入了下一個人生階段。錢賡說他們現在是“卡拉馬利聯盟”，又卡又拉——卡在電影宣發的奔波途中，與此同時身體狀況變“拉”了。

（圖/《東四十條》）

《卡拉馬利聯盟》是芬蘭導演阿基·考里斯馬基的作品，考里斯馬基也是影響他們最多的導演。《東四十條》一定程度上可以算是《波希米亞生活》的北京鼓樓版，后者講的是在作為藝術之都的巴黎，幾個住在低檔住宅區、窮困潦倒的藝術家的故事。
十幾年前，錢賡剛來到北京時，也住在鼓樓附近。鼓樓那時已經成為中國街頭文化基地、青年文化的起源地標，被外國人稱為“北京的布魯克林”。
“拍完電影之后，它在我們心目中可能會更私人化一些。很多本地人會覺得鼓樓只是一個建筑，實際上，它不只是一個建筑。”錢賡說。
“鼓樓是一個社會結構，所有進入這個結構的人，都要把鼓樓之外的身份拋棄了。有什么名氣，在鼓樓是不成立的，鼓樓只看你這個人有沒有意思。”這是大豆和阿毛的回答。
在別的地方，當人們談論理想時，它可能真的只是一個“想法”，和現實生活分得很開；但是鼓樓人和你談理想，他要聊的就是他接下來要做的事情，理想在此時成為一個實踐對象。
關于《東四十條》最能展示“鼓樓理想”的部分，阿毛很快說出了答案：“十條經常和東四講自己做的藝術，其實東四是聽不懂的。雖然聽不懂，但他依然覺得‘這真是太好了，我很支持你，也為你高興’。這一點就很鼓樓。”

（圖/《東四十條》）

10年前，剛畢業的大豆還是個“被卡住的人”，無意間看了《獨自等待》這部電影。一群在北京逐夢的年輕人，過得一點兒都不順利，卻總是提著一股勁兒，這給了她很大能量。后來的某一天，在鼓樓附近的河邊，她看到有一艘假船，有人支起了屏幕正在播放《獨自等待》。
等《東四十條》上線流媒體后，他們計劃在某個深夜時分拿一部投影儀，把電影畫面投放到胡同的墻面上，路過的人都可以停下來看看這個故事。
公映版《東四十條》時長93分鐘，比平遙影展版多了3分鐘。老有觀眾以為是刪減了內容還是出于別的什么原因，才出現了兩個不同時長的版本。
其實原因很簡單：拍攝時用的攝像機幀率為每秒25幀，但他們不知道部分地區的電影院無法支持這么高幀率的影片，只能放24幀影片。于是，他們把片子轉碼成每秒24幀的通用版本，內容沒有任何變化，但電影整體多了3分鐘。
這憑空多出來的3分鐘人生，冥冥中對應了電影里的臺詞：“鼓樓人的青春只是比外面的人延長了幾年，遲早也是會結束的。”
電影會播完，青春會散場，但這又有什么關系？再多等一等，說不定下一個明天，就是“戈多準來”的那天。
本文原載于《新周刊》總682期原標題：《在生活被卡住的時候，相信“戈多明天準來”》
編輯 譚山山 運營 馬社力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