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世紀的海上航線

我們對11世紀的海事技術知之甚少，對船舶術語和船舶類型亦甚陌生。但水下考古為我們提供了證據，并結合嵌入比薩圣米歇爾（St. Michele）教堂墻壁的阿拉伯陶瓷盤（即巴西尼，bacini）展示了三桅帆船也在使用的史實，如sham（單層甲板大帆船）或kharraq（適于遠洋航行的船），船頭彎曲，船尾寬大。帆桁與甲板平行，相距一碼，并使用三角帆。在普羅旺斯附近現的沉船表明這些船只是骨架結構。船板用釘子釘牢，組裝成干舷（即在船板的上線和浮線之間有一個預定的空間），這意味著嵌縫的細密。在這個時期，除了船上裝載的武器、作戰備用品（matériel）和所謂的“希臘火”裝置之外，軍艦和商船之間幾乎沒有什么區別。

盡管地中海南岸的狹長地帶都缺乏合適的木材，但埃及的亞歷山大港、達米埃塔、替尼斯（Tinnis）和福斯塔特建立了軍械庫，使用的木材來自敘利亞北部和馬格里布，或者是在對安納托利亞的侵襲中掠奪來的木材。同樣，西班牙的穆斯林在塞維利亞、德尼亞（Denia）、巴倫西亞，特別是阿爾梅里亞也都有武庫。與此同時，在西班牙東北部和意大利的基督教港口，漁船逐漸改建為適合公海航行的商船。巴塞羅那、熱那亞和威尼斯在內陸森林茂密的山區附近，很容易就找到了擴大海軍建設所需的資源。早在1104年，威尼斯就建立了軍械廠，最終成為中世紀西方最大的工廠。

在圣馬可教堂內，有一幅13世紀人們建筑方舟的馬賽克壁畫，生動地展示了造船技術。

海上貿易需要大量資金，以組織企業融資和分擔風險。阿拉伯人對第勒尼安海的重新征服使比薩人和熱那亞人獲得了其戰利品，因他們要將這些掠奪物重新投資于海軍建設。阿拉伯人寄給西班牙北部基督教統治者的貢金幫助加泰羅尼亞人建造了他們的艦隊。但這本身是不夠的。為了造船、裝備船只并裝上貨品，借貸或處置企業的股份是必不可少的過程。

盡管海船在概念上被分成若干股份的方法早在1000多個商人團隊出現之時就已經存在了，我們直到12世紀才看到與這一過程相關的文字記錄。在穆斯林中間，我們發現有兩種類型的契約，第一種是shirka或sharika，即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人共享他們投入的資金和勞動力所生成的財產；尤其值得關注的是第二種“吉拉德”（qirad）合同，根據合同的條款，投資者把一筆款項交給一個代理人，代表他去經營獲利，在預估到可能風險的前提下簽訂合約。貸方將這筆錢換成商品，然后再以更高的價格出售。這些做法（模式）在8世紀開始使用。人們通常認為這些做法對意大利的商業合同產生了影響。此處所謂的“海洋貸款”，其起源可以追溯到古代的貨幣貸款，該貸款為商人提供他所需要的資金，在貨船安全到達時償還。放貸人承擔了風險，作為交換，將收取一定比例的利潤。更靈活的契約是“康美達”（commenda）和“海運合伙”（societas maris，即海運合伙人合同）。其中一個合伙人提供資本，另一個提供勞動力，有時還輔以更多資本。如何選擇確切的合同類型取決于簽約方的資金來源。從10世紀的最后25年開始，地中海世界的“康美達”成為最常用的契約類型。它的靈活性使其成為一種不僅在商業事務上，而且在社會階梯上取得進步的工具。

11世紀初，三種投資者和商人組成的群體包攬了地中海的貿易：穆斯林的、猶太人的和基督徒的。由于伊斯蘭法學家譴責穆斯林在非伊斯蘭區域進行貿易，即指“戰爭之所（打仗的地方）或“異教徒的領土”（dar al-harb），所以在信仰基督教的歐洲很少能見到穆斯林商人。事實上，每一群商人的商業活動范圍都各自不同，他們走的是不同的海上貿易路線，經營著不同的商品。

從開羅舊城的一個古老的猶太會堂中發現的“開羅經冢”文獻顯示，猶太商人遍布地中海的每一個角落。到1150年，他們主導了西班牙穆斯林貿易的主要區域。他們創建了一個廣泛的交通網絡，把西班牙和埃及、北非和敘利亞連接起來，盡管近東內地對他們來說還很陌生。他們的地中海貿易本身就進入了延伸至也門和印度的貿易路線，他們從這些貿易路線帶來了香料和珠寶。至于基督教商人，正是意大利商人首創的共和政體精神，才使西方國家擺脫了長期以來的商業蕭條的狀態。威尼斯人在理論上仍然是君士坦丁堡的臣民，享受著拜占庭帝國的商業特權。在992年，他們獲準減少繳納達達尼爾海峽阿比多斯口岸的應付稅款。之后在1082年，他們被豁免了全部稅款，作為在阿爾巴尼亞援助海軍對諾曼人作戰的獎勵。此外，阿馬爾菲小鎮也發揮了重要作用。從10世紀起，阿馬爾菲商人在君士坦丁堡建立了殖民地，他們的商業網絡牢固地建立在連接意大利南部、突尼斯、埃及（法蒂瑪人歡迎他們）和拜占庭帝國的三角貿易基礎上。在意大利的第勒尼安海岸，比薩和熱那亞發起了對西地中海的海上征服攻勢，清除了科西嘉島和撒丁島的薩拉森海盜，并在1087年攻占了突尼斯的主要港口馬赫迪耶。掠奪和征服戰所獲得的戰利品，加上農業盈余帶來的利潤，為兩個第勒尼安港口的商業擴張提供了資本。

在11世紀，地中海運輸工具仍然相當簡單，沒有顯著的專業化標志。所運送的是日常消費品、原材料、奢侈品，還有人類商品，也就是奴隸。從地中海東部運來的有埃及的亞麻布、染料、調味品、香料、藥品、寶石和珍珠。而君士坦丁堡向西方發出的貨物是絲綢布料、禮拜儀式器具和藝術作品，如裝飾阿馬爾菲、薩萊諾、卡諾薩（Canosa）教堂的青銅門。西地中海提供了橄欖油、肥皂、蠟、蜂蜜、生皮、熟皮、珊瑚和藏紅花。但最重要的是，在伊斯蘭地區缺乏的是木材和金屬材料。沒有這些東西，阿拉伯陸軍和艦隊不可能充分地裝備起來。亞得里亞海東部海岸的斯拉夫人在10世紀的時候，是人類商品（奴隸）的貨源，后來又增加了非洲的黑種人奴隸，直到西班牙的基督教在“光復運動”中又增加了穆斯林奴隸的貨源。北非的港口，是大篷車跨越撒哈拉沙漠最后到達的終點，是用羊毛和獸皮交換鹽和布匹的中心，也是購買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區土地上“蘇丹”國黃金的中心。到了12世紀，西歐的紡織品才開始打入這些市場。

從第一次十字軍東征者到馬穆魯克人的到來（約1100-1250年）

11世紀末，地中海政治形勢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在伊比利亞半島，基督教的“光復運動”仍在繼續，盡管有阿爾摩拉維人（Almoravids）的抵抗，他們是應召拯救伊斯蘭西班牙的支離破碎的“小王國”的柏柏爾人。公元1064年所謂的巴瓦斯特羅（Barbastro）十字軍在整個伊斯蘭西班牙地區發起沖擊，在公元1085年，卡斯提爾的阿方索六世（Alfonso Ⅵ）攻占了托萊多，而1094年熙德（El Cid）占領巴倫西亞，這些事件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1147年，來自摩洛哥的新一波柏柏爾人入侵者——阿爾莫哈德人（Almohad）——暫時阻止了卡斯提爾人和阿拉貢人的擴張，但伊比利亞半島的基督教國王聯盟在托洛薩（Tolosa）的拉斯納瓦斯（Las Navas）殲滅了阿爾莫哈德人的軍隊（1212年）。此后，基督徒打開了通往南方的道路，1248年塞維利亞淪陷后，安達盧西亞領地收縮為格拉納達的一個很小的納斯里德人（Nasrid）王國，一直維持到1492年。基督教的征服運動自然伴隨著大規模的人口遷移。那些沒有被驅逐的阿拉伯人、后來被稱為“穆德哈雷斯”（mudéjares）的人群構成伊比利亞人口中的少數族裔，還有一些地區，如巴倫西亞，即使是在基督教的統治之下，穆斯林居民也長期占據多數。在比利牛斯山脈以北，法蘭西的卡佩（Capetian）王朝對地中海海岸表現出了新的興趣。阿爾比（Albigensian）十字軍（從1209年開始）反對二元論異教徒，使北部的法蘭西人南下進入了朗格多克，20年后，國王路易八世干預了法國南部事務，最后將朗格多克并入王室領地。這是法蘭西王室第一次接觸地中海。路易九世（Louis Ⅸ）在這些新地區建設了新城艾格莫特（Aigues-Mortes），為他的王國修建了一個地中海港口，并為他的十字軍事業提供了便利條件。與此同時，在意大利北部和中部，11世紀末和12世紀初出現了公社和城市國家，由當地精英選出的執政官執政。在教宗的幫助下，這些城市抵制了皇帝腓特烈·巴巴羅薩（Frederick Barbarossa）和他的孫子西西里王腓特烈二世（Frederick Ⅱ，死于1250年）對城市國家的“自命不凡”的干預。隨著1130年西西里島（亦包括意大利南部）諾曼王國的建立，意大利南部的發展呈現出不同的特征。在腓特烈二世統治時期，這里成為地中海擴張政策的活躍的基地，也成為對意大利北部和中部政治干預的基礎。

這座筑有城墻的城市是艾格莫特，是由路易九世建立的，因此法蘭西應該在地中海上有一個出海口，而許多十字軍正是在這里揚帆東渡。后來其海岸的淤塞使之再也不能發揮其港口功能，至今無多大改變。

西方大國日益強大的同時，東地中海國家卻日益衰弱。在科穆寧王朝統治下，拜占庭帝國竭盡全力抵抗突厥人的進軍，分別在1071年的曼西喀特（Manzikert）和1176年的米利奧凱法隆（Myriokephalon）兩次戰爭中敗于突厥人。隨著意大利南部被諾曼人占領，安納托利亞的大部分地區被塞爾柱（Seljuk）突厥人占領，拜占庭的地中海統治權受到侵犯。然而，最后的一擊卻是由第四次十字軍東征的軍隊實施的：1204年君士坦丁堡被占領、掠奪，其領土被勝利者瓜分（威尼斯獲得了克里特島的主權，后來這里成為它在地中海最重要的屬地之一）。即使邁克爾八世巴列奧略（Palaiologos）最終奪回了拉丁人占據的君士坦丁堡（1261年）也未能使古老的世界帝國重生，卻只建立了一個希臘民族國家。事實證明，這個國家既無法反抗意大利商人共和國日益增強的壓迫，也不能抵御來自土耳其的越來越大的壓力。在伊斯蘭世界，贊吉（Zengids）王朝為了組建共同戰線對抗十字軍而進行的嘗試失敗了。薩拉丁（Saladin）再次提出這一目標。他在1171年成為埃及的主人，隨后成為敘利亞的主宰者。但是，隨著1193年這位對抗拉丁人的斗士（jihad）的死亡，這項共同的大業再次被拋棄。他自己的土地被他的阿尤布家族（Ayyubid）的繼承者瓜分。他們寧愿自己互相爭斗，甚至與十字軍做交易，也不愿進行一場戰爭。

十字軍東征標志著西方擴張的一個重要時刻，是地中海各大勢力向著有益于拉丁西方的結局逆轉的開始。在“內海”的歷史上，十字軍東征帶來了海上交通的大規模擴張，開始了西方對伊斯蘭地區的殖民。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學者們認為十字軍東征與利凡特貿易的開始是同時發生的。他們認為海上共和國會參與十字軍的遠征是希望以此強行打開新的市場。這種過于簡單化的觀點并沒有證據支持。事實上，在十字軍東征150年以前，熱那亞、比薩、威尼斯和阿馬爾菲已經與埃及、敘利亞和拜占庭帝國有了商業聯系。它們甚至在一些地區都有自己的貿易商棧，如威尼斯和阿馬爾菲在君士坦丁堡所擁有的那種。由于這個原因，這些城市在1095年教宗烏爾班二世（Pope Urban Ⅱ）呼吁給予十字軍援助時并沒有立即表現出對十字軍的熱情，盡管他們的艦隊到達地中海東部需要三年甚至更長時間。然而事實是，這些城市的援助在十字軍征服敘利亞和巴勒斯坦的沿海城鎮，以及在利凡特新建立的法蘭克國家和西歐之間建立定期聯系方面是必不可少的，因為拉丁人在東方賴以生存的貨幣、武器、馬匹和制成品就是來自那些城市。

為了換取海軍的支持與援助，十字軍領袖在所征服的城鎮為海商們提供住處，給予商務和法律特權。這些便利使意大利商人能夠擺脫東部拉丁國家的普通管轄權。十字軍要求熱那亞提供協助，向東方運送菲力浦·奧古斯都（Philip Augustus）和圣路易斯（St. Louis）的軍隊。1202年，威尼斯派出了200艘船只運送軍隊，以協助第四次十字軍東征。這些支持的直接結果是阿拉伯艦隊幾乎全部消失。在1153年法蘭西攻占阿斯卡倫（Ascalon）之后，幾乎再也找不到阿拉伯艦隊的痕跡。地中海成了一個“拉丁海”。在地中海范圍內，拉丁商人取代了猶太人和阿拉伯人的位置，將源于遠東的奢侈品運至西方。

歐洲人開始向地中海東部殖民，是十字軍東征的另一個后果。海上共和國在十字軍幫助下征服了敘利亞和巴勒斯坦的每個港口，海上共和國從耶路撒冷的國王、安條克的公爵以及的黎波里伯爵手中獲得了非常有利的特權。整片區域劃到意大利各城市公社的手中，保證了他們日常生活所需要的一切：教堂、倉庫（或稱fonduk）、殿堂（用來充當辦公大樓）、烘焙房、磨坊、澡堂、屠宰場、城外的耕地（可以保障糧食補給）。在意大利商人之間，阿克、推羅、貝魯特、的黎波里、勞迪西亞和安條克都進行了類似的劃分。每個區域的負責人中，執政官即貝羅［bailo，或稱子爵（viscount）］行使四個主要職能：他們負責維護母城對其海外財產的權益；他們須主持法庭事務，以保護自己的同胞免于當地土豪的欺凌；他們管理公社的貨物與稅收；他們關注和維護商人利益，并密切關注死亡者的合同、遺囑及無遺囑死亡者的財產分配。簡言之，在“拉丁東方”的港口，每個享有特權的公社都擁有一切必要的社會結構，以維護一個穩定的社會區域內的社會生活與經濟生活，不受外界的干擾。其他的特惠條件是免除關稅與商務交易稅，通常被稱為“稅收減免”（comerchium）。有些案例是稅費全免，有些是部分稅費豁免。轄區內的特權包括意大利公社社員犯事后只由本公社官員審理。意大利管區和普羅旺斯管區是敘利亞和巴勒斯坦的拉丁國家內的真正殖民區。

在其他地區，在君士坦丁堡和埃及，意大利人只有交易站，其他事務仍然服從當地執政權力機構的管理。在拜占庭疆土內，意大利諸邦國在幾位科穆寧皇帝（1081-1185年在位）統治期間獲得了在十分靠近“黃金角”地段駐扎的權力。威尼斯人、比薩人和熱那亞人陷入了激烈的競爭中，最終導致了社區之間的小沖突，以及當地希臘人口中仇外情緒的高漲。威尼斯人在1171年被驅逐出拜占庭帝國，他們的貨物被沒收，而熱那亞人和比薩人也是1182年反拉丁暴亂的受害者。在安吉列（Angelos）王朝（1185-1203年）時期，一些意大利國家從拜占庭帝國的軟弱中獲利，獲得了其受到攻擊的補償和貿易上更進一步的讓利。第四次十字軍東征使威尼斯人成為君士坦丁堡的有效統治者，并在自己的羽翼下保護了這個新生的柔弱的拉丁帝國。與此同時，西方商人在埃及的活動并沒有真正產生新的殖民地。法蒂瑪王朝和阿尤布王朝保留了他們對意大利公社、比薩和威尼斯人倉庫的控制權，這種權力是他們在12世紀或1200年前后許給商人們的。他們采取了一些措施，限制了這些商人在他們土地上的自由流動，干預了拉丁貿易，并將西方商人的商業活動集中在有限的空間里，便于對他們的觀察和監視。埃及統治者則保留了他們對歐洲商人活動區域的管控權。

意大利航海共和國從這些特權中獲益，只剩建立海上統治權的目標。他們對海上控制權的實現，受益于兩種類型的船只同時下水使用，這兩種船只構成了地中海上居主導地位艦隊的特點。其中一種是配備了木槳的長船，但是也有一根或兩根桅桿，使用斜掛大三角帆（Lateen sails）助力；另外一種是較圓的船，只靠風力推進。這兩種類型的船只，弗雷德里克·萊恩（Frederick Lane）認為是對腓尼基時代傳統的繼承，但在中世紀有了很大改進。根據熱那亞和圣路易斯之間簽訂的合同，13世紀的單層甲板帆槳船（galley），長度為40米，寬度為5.5米。這種船裝有兩根桅桿，用的是斜掛大三角帆，船頭掛著馬燈（magondaux），甲板周邊是舷墻（de pavois en abord），主桅桿周圍建有城堡一樣的結構以加固。這種船的劃槳是由兩人并列劃動一槳，而不是像古代一樣由坐在上下兩層槳座上的兩個槳手劃動船槳。這類使用船槳的船只進出港口自由靈活。在平靜的海面，船只前行時槳就能充分顯出它的作用，而斜掛大三角帆可以有效地利用海風。這些船適應性很強，很容易變換功能，可以作為戰船或海盜船軍用，也可以民用，作為商船運送貴重貨物。這種船上有船員140人，很少運送30噸以上的貨物。這就產生了很高的運輸成本。單層甲板帆船系列包括其他類型船只，如“盔狀船”（galeass）要短些，加利奧特船（galiote）是小型的雙列式（bireme）單層甲板帆船，還有薩艾塔（saetta）船。

圓船涅夫（nef）與單層甲板帆槳船，是地中海 1500 年前后最常見的兩種船。在卡巴喬（Carpaccio）為圣烏爾素拉（St. Ursula）繪制的一系列殉難圖中有生動的描繪。前頁圖為涅夫，或稱圓船，靠風力行駛，負荷量巨大，船的首尾各有一篷區。

笨重的圓形船，類別名稱多樣。最常見的是來自拉丁語“navis”即所謂“涅夫”圓船。威尼斯人對著名的羅卡福特（Roccaforte）船的描述文字以及非常精確的測量數字，可以在圣路易斯下達給熱那亞造船廠的指令中找到，該船長38.19米，寬14.22米，高9.35米，證實了龐大、圓形的船只的存在。船上有兩三個內艙或艦橋。船的兩端凸起，形成船頭和尾部的塔樓。船上設有平臺，平臺上面有鋸齒狀、堡壘狀的包房，是給貴賓使用的。

這些船都把三角帆固定在斜桁上，需要100多名水手不停地升帆與收帆。這就意味著運營這樣一艘船的費用確實是很高的。13世紀的圓形涅夫船艙內可以裝載500噸貨物。換句話說，每個船員的生產能力是5噸。這些重型船只還輔以中型和小型船只［例如：lignum（即木船，加泰羅尼亞語稱之為leny）、tarida和bucius］的頻繁活動是這一時期商業交流數量猛增的標志。

這兩種主要類型的船是如何裝備和使用的？繩索、錨、帆和五金器件的高成本意味著，從12世紀起，造船成本往往會分為若干股份。根據船的重要性，將其建造過程中投入的資本分成16股、24股或32股的份額，在熱那亞或威尼斯，這種股份稱“克拉”（carats）；在巴塞羅那分成16股（setzenes）。這些股份（shares）可以繼續分割，可以出售或轉讓給其他人，這樣就分擔了風險。然而，航運也需要資金投入，否則船只永遠不會出海。由公證人起草的租船合同，把乘客的乘船費用和商品運輸費用解釋得清清楚楚。就乘客而言，我們注意到，在12世紀末，向國王菲力浦·奧古斯都的軍隊所要求的運費相比13世紀中葉向圣路易斯的使者要求的運費略有下降。朝圣者和十字軍只能在甲板中層的狹小空間湊合，而商人們在船上的條件要好得多。他們有優越的條件使自己和所帶仆從及貨物免費乘船。例如在熱那亞，運費可以按重量計算（ad cantaratam），而其他投資者允許以商定價格把整船包租（ad scarsum）出去。依照以前的制度，投資人可以要求貨物在起運時稱重，運費可以用熱那亞貨幣支付。如果商人承諾使用同一條船從海外返回，同時承諾從熱那亞返回時所裝載的貨物量與來時的數量類似，那么商人回程運費會得到一定程度的折扣，但是需要用阿克流通的貝占特（besants）貨幣，而不能用西方貨幣支付。這一復雜的系統滿足了商人們的信用要求，這些信用上的要求在敘利亞不如像在家鄉熱那亞那么重要，因為他們已經在敘利亞賣掉了所有的商品，而在他們離開熱那亞時卻發現他們得把全部資金都用在購置貨物上。在此基礎上，13世紀在西部的大海港與利凡特海岸之間發生了一種相當規律的海上運動。出發駛往“圣地”、君士坦丁堡或者埃及通常在每年的兩個時段：春天，他們在3月15日和5月1日出發，盡管有時還要早些。第二次出海通常在8月15日至9月30日之間，但特殊情況下晚些，在10月15日之前。回程也分為兩個時段：夏季和11月到12月兩個月。東部的冬季暫停通航，通常只停止幾周，但是也打破了航行的節奏。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是，是否也有提供保護利凡特航行的護航隊？這也就意味著公共當局對貿易的往來是否感興趣。威尼斯國家的帆船護航隊“穆達”（mude）只出現在13世紀末。在熱那亞，在短短的幾個星期內把駛往利凡特的船只集中到一起，同時要求船主遵守城市法規，這意味著各船只要集體出發，至少在航線的某些航段統一行動。與其說這種航程是在單一指揮下進行的，莫如說這是一次要求船東們相互協助的旅行。確實，14世紀海盜卷土重來后，1334年開始有了組織護航的需求。

意大利的公證合同證明，在1150年到1250年貿易得到大規模發展。海上航線成倍增多，縱橫交錯。在地中海東岸和伊比利亞半島之間建立了直接聯系，后來（1277年）又與英格蘭和佛蘭德斯建立了聯系。除了十字軍時期，意大利人經常到訪馬格里布的港口，他們在亞歷山大的活動也有所增加。威尼斯人控制了拉丁君士坦丁堡的貿易，并試圖進入黑海，但沒有取得很大成功。商業范圍擴大，十字軍和朝圣者［有時包括穆斯林朝圣者（hajj）］的旅行被納入更加多樣化的海運事業中。這已經不僅僅是東西方貿易的問題了，意大利艦隊也參與了東方國家之間的貿易。根據1248年5月14日至31日代表船東與客戶簽訂的150份合同的記載，馬賽港的“圣埃斯普利”（Saint-Esprit）號船的載貨記錄，詳細地描述了西方向東方出口的貨物種類。其中有來自香檳、朗格多克、佛蘭德斯、英格蘭、巴塞爾（Basel）和阿維尼翁（Avignon）的大批量呢絨，有來自熱那亞和盧卡的金絲、棉麻混紡的粗斜紋布匹、巴黎和德意志的亞麻，還有藏紅花、錫、珊瑚、水銀和毛皮等。因為到12世紀末，西方向東方出口服裝已呈現出大宗貿易的特征。由于木材和鐵可能用在武器上，原則上禁止出口到伊斯蘭國家。意大利商人的產品銷售證明了這一點。伊比利亞半島在經營商品中增加了他們所生產的橄欖油、羊毛、水果、布匹和很多人類日常生活相關商品。因為基督徒在征服伊斯蘭西班牙的活動中取得了進展，在“光復運動”的每個階段都會將大量的奴隸投向市場，巴塞羅那和熱那亞是主要的奴隸銷售市場。

從東方運來的商品是傳統香料、香水和染料，糖、亞麻、原棉、生絲和固定劑明礬［從12世紀60年代開始，福凱亞落入熱那亞的扎卡里亞人（Zaccaria）手中之后］，還有一些絲綢、棉織品、亞麻布和織錦。新的變化是，農產品和原材料在東方出口品中占據了突出的地位。意大利的大城市以及巴塞羅那和馬賽，都經歷了人口的強勁增長，但當地缺乏糧食供應來維持這一增長，這使他們不得不依賴撒丁島、西西里島和更遠的東部糧食生產有節余的地區，尤其是在國內糧食歉收的時候。1156年，熱那亞人與西西里國王簽訂了一項條約，以便獲得西西里的谷物和棉花。他們和比薩人為控制撒丁島的小麥種植地進行了激烈的斗爭，撒丁島還盛產皮革、奶酪和其他基本原材料。西方商人在東方積極尋找其家鄉供應不足的有色金屬。雖然在1000年左右，東西方之間的國際收支非常有利于東方，然而這種形勢在逐漸變化。隨著西方紡織品出口量增長并開始壓制東方紡織工業，“近東”工業衰落。西部比東部更容易獲得白銀供應，因此很多白銀在東部被用于支付，實際上是為了“平衡賬目”。加泰羅尼亞、比薩和熱那亞的商人也把目光投向了穿越撒哈拉沙漠到達馬格里布港口的金沙。到13世紀中期，西方經營貿易的城市已經積累了足夠的黃金，使得熱那亞和佛羅倫薩在1252年開始打制他們自己的金幣。

12和13世紀的地中海也經歷了重要的人口遷徙。關于商人的情況上文已經提及了，盡管他們的活動通常只是季節性的，但也有一些人長期定居在“圣地”或利凡特的貿易中心。十字軍國家的拉丁人占當地人口的15%至20%，可能有10萬至14萬人。朝圣者和十字軍選擇在耶路撒冷王國或敘利亞海岸定居，沒有返回西方的計劃。當然，他們都定居在城鎮，但正如最近的研究顯示，他們也定居在那些有大量東部基督徒人口的農村地區，但他們傾向于避開長期以來已經被伊斯蘭化的地區。意大利移民定居在他們的原籍城市所建立的貿易中心，這是一種帶有民族特征的移民，是意大利城邦從周邊鄉村或康塔多（contado）吸引人口的城市化進程（inurbamento）的又一個例子。威尼斯人系統地分割了克里特島的拉丁殖民地，像威尼斯一樣分為六個區（sestieri）。克里特島總共有近3500名威尼斯人定居，與人口居多數的希臘人相比，這是一個很小的數字。移民也影響了地中海西部的地區，在西西里島，原定居的穆斯林減少了，12世紀和13世紀早期，從意大利北部遷來的大規模移民開始使西西里島拉丁化；在西班牙，從穆斯林手中征服的地區，比如馬略卡島（1229年）和塞維利亞（1248年），被西班牙北部的基督徒和猶太人重新定居。

因此，西方對地中海東部地區的殖民盡管在人口和經濟上有重大意義，但是幾乎沒有文化上的影響。古典的和阿拉伯的知識遺產傳播的主要地區是意大利南部和伊比利亞半島，尤其是托萊多。在其他地區，談論文化共存比談論文化適應更有意義。基督徒和穆斯林生活在不同的世界，盡管他們在空間上彼此非常接近，但他們都視對方為與自己對立的異教徒。

（本文摘自大衛·阿布拉菲亞著《地中海四千年》，劉巖、徐家玲校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5年3月。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原文注釋從略，現標題為編者所擬。）

來源：大衛·阿布拉菲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