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尼基爾·薩瓦爾（Nikil Saval）

印度裔美國人，雜志編輯、作家、組織者、活動家以及政治家，目前是美國賓夕法尼亞州參議院第1區的民主黨議員，他也是《紐約客》的撰稿人。

已故政治學家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 Scott）的河流研究著作《洪水頌：未被馴化的河流及其帶來的生機》（In Praise of Floods: The Untamed River and the Life It Brings）問世于多災多難的洪災之年。去年春天，暴雨導致得克薩斯州東部的圣哈辛托河（San Jacinto River）和特里尼蒂河（Trinity River）部分河段水位至少高出洪水警戒線十二英尺，迫使數千人撤離家園。九月，“海倫”颶風（Hurricane Helene）期間，弗倫奇布羅德河（French Broad River）河水涌入北卡羅來納州（North Carolina）阿什維爾（Asheville）的商業區，沖毀了餐館、啤酒廠、商店和住宅。十月，西班牙瓦倫西亞（Valencia）周邊的馬格羅河（Magro River）、胡卡爾河（Júcar River）和圖里亞河（Turia River）決堤，造成232人死亡。

斯科特希望我們超越這些災難本身。他認為，僅聚焦洪水對人類造成的損失過于人類中心主義。洪水或許是“全球破壞性最強的自然災害”，但從長遠的水文視角看，它不過是河流必要的“深呼吸”。一種被稱為“洪水脈沖”（flood pulse）的季節性泛濫，“為依賴河流的生物輸送著關鍵養分”。“若無一年一度的洪水，地圖上的那條河道——在生態意義上近乎死寂，”他論證道，并坦言洪水確實常帶來巨大破壞。他在書中簡潔地概括：“無洪水，無河流。”

很難想象洪水幸存者讀到此句不會反對，就像流離失所的太平洋帕利塞德（Pacific Palisades）居民難以認同《火災頌歌》（In Praise of Fires）的贊美。但斯科特并未忽視河流泛濫的破壞力。在歌頌周期性洪水的同時，他警示著人類干預的代價。水壩和堤壩雖減少了洪水頻率，但水土流失和森林砍伐意味著一旦屏障潰決，災害將更具災難性。文明程度越高，抗災韌性反而越低。

《洪水頌》為斯科特在耶魯大學政治學系長達四十五年的學術生涯畫上句點，他于去年七月以八十七歲高齡離世。但他的研究視野遠超多數政治學家：早年以當代東南亞研究嶄露頭角時，便冒險赴馬來西亞開展鄉村民族志；創立耶魯農業研究項目（Yale’s agrarian studies program）后，將視角拓展至全球農耕社群；晚年轉向遠古歷史的宏大敘事，卻始終緊扣當代政治困局。

盡管出身左翼，他的代表作《國家的視角：那些試圖改善人類狀況的項目是如何失敗的》（Seeing 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這部批判政府宏大社會工程的著作——竟獲自由意志主義右派青睞。當被問及自我定位時，他總是含糊其辭；他有時稱自己是“粗俗的馬克思主義者”，強調“粗俗”二字。他自謙為“客串人類學家”，承認未接受過該學科的正規訓練。晚年他傾向無政府主義，卻僅愿給予“兩聲喝彩”。這種智識開放性也體現在教學中：他主持的“孵化器”研討會鼓勵研究生分享未成熟的想法，以培養冒險精神；數十年來始終支持耶魯研究生工會運動。私人生活中，這位自稱“三流農夫”的學者常拎著自養雞下的雞蛋走進教室。

農業人口的命運始終是斯科特研究的核心。二十世紀的小農和佃農，無論身處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政權，都成為各種社會實驗的對象——殖民統治強征經濟作物與重稅；計劃經濟的集體農莊實驗引發饑荒。斯科特深入研究農村人口如何應對這些動蕩。

農民常被視為溫順的群體，斯科特卻不以為然。他關注國家宏大改造工程中被忽視的“地方性知識”，從消極怠工、偷糧漏稅等日常反抗中，辨識出可能升級為全面起義的抵抗模式。在后期著作中，他熱情描繪那些游離于國家管控之外的“化外之民”——這些邊疆“野蠻人”通過襲擊糧倉維持自治。斯科特本人恰似這些反叛者，不斷挑戰著關于國家權力與文明價值的既定共識。

斯科特二十出頭時首次造訪東南亞。1936年生于新澤西州南部，先后就讀于貴格會學校和威廉姆斯學院（Williams College）。在威廉姆斯學院，一位教授鼓勵他研究緬甸（Burma，現稱Myanmar）。1959年，他以扶輪社獎學金（Rotary Fellowship）赴緬，騎著一輛1940年產凱旋摩托車（Triumph motorcycle）周游全國，最終在曼德勒大學（Mandalay University）研習五個月緬甸語。這段經歷奠定了他對東南亞、農民問題與國家形成理論的研究基礎。

旅緬期間，斯科特為中情局（C.I.A.）撰寫緬甸學生政治報告，并參與當時作為全球學生運動溫床的美國全國學生協會（U.S. National Student Association）。政治學家凱倫·佩吉（Karen Page）考證指出，他的中情局經歷短暫，但在全美學協的經歷顯然激發了他對激進政治的興趣。彼時正值第三世界主義興起，新獨立的原殖民地國家紛紛聯合，許多高舉不結盟社會主義旗幟。隨全美學協出訪時，他在新加坡會晤社會主義學生聯盟代表，在印尼接觸共產黨學生聯盟領袖（該組織多數成員在1965年反共清洗中遇害）。

越戰期間（1960—1970年代），越南農民以簡陋武器對抗強權的壯舉，促使斯科特思考底層反抗的動機。這一思考催生了他的首部重要著作《農民的道義經濟學：東南亞的反叛與生存》（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 Rebellion and Subsistence in Southeast Asia，1976），該書借鑒英國左翼史學家E.P.湯普森（E.P. Thompson）的“道德經濟學”概念，揭示東南亞農民構建的互助體系——這種以溫飽優先的“生存倫理”，構成抵御饑荒與社會崩潰的安全網。

19世紀末20世紀初，殖民當局強推土地私有化并課以重稅，越南與緬甸農民的脆弱平衡被打破。1930年大蕭條席卷東南亞，絕望的小農掀起反抗浪潮：在越南中部，暴動者“搗毀行政機關與稅冊，焚燒郵局、車站與學校，劫掠酒庫，刺殺通敵官員，破壞森林哨所，搶占糧倉，襲擊運鹽車隊”（斯科特書中記載）。

《農民的道義經濟學》出版時，第三世界革命理想正遭遇幻滅。后殖民政權與社會主義國家在擺脫殖民統治后，往往蛻變為新的壓迫機器。從“大躍進”到尼雷爾在坦桑尼亞推行的“烏賈馬”村莊集體化，這些以改善民生為名的社會工程，常伴隨強制勞動與民主權利萎縮，甚至引發饑荒。即便在印度這樣的名義民主國家，政府對西孟加拉邦納薩爾派農民起義的殘酷鎮壓，也印證了斯科特晚年的醒悟：“革命催生的強權國家，往往比其所取代的政權更具壓迫性。”

這種幻滅感在斯科特的第四部著作《弱者的武器：農民反抗的日常形式》（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1985）中尤為顯著。1978年，他攜妻兒從康涅狄格州遷居馬來西亞吉打州水稻產區，試圖近距離觀察農民抗爭。彼時東南亞各國的革命理想已讓位于新的國家威權，馬來西亞政府推行的“綠色革命”——通過新農機與經濟作物提升產量——實則損害了貧農利益。

斯科特本期待見證起義，卻發現農民采取的是“陽奉陰違、消極怠工、偷物資、裝聾作啞、暗中破壞”等隱蔽反抗。吉打州農民向他演示如何用鐵絲網和釘子破壞聯合收割機，講述眾人如何圍堵華裔財團的收割機并澆煤油焚毀駕駛艙。斯科特將此類行為定義為“日常抵抗”——被壓迫者最普遍的反抗形式。公開起義雖罕見，但表面順從下涌動著無處不在的怨恨。

《弱者的武器》揭示的抗爭注定徒勞——吉打農民深知無法戰勝國家機器，只求延緩生計被剝奪的進程。但斯科特認為，這類無聲抗議實則比公開反抗更普遍、更重要，甚至具有顛覆政權的潛力。在后著《支配與反抗的藝術：隱藏的文本》（Domination and the Arts of Resistance: Hidden Transcripts，1990）中，他將這種反抗命名為“底層政治”——超越可見范圍的政治行為。縱觀歷史，民眾往往通過秘密行動（而非可能招致鎮壓的公開抗議）抵御國家權力的侵蝕。如18世紀英法農民即便在公有林地被禁后，仍持續采薪放牧，以隱蔽方式捍衛自認為天經地義的權利。

斯科特顛覆了傳統的權力觀察視角：不必只盯著國家暴力機器與表面臣服，真正重要的反抗往往藏在“不起眼的角落——謠言、隱喻、民間故事等從屬群體的偽裝表達”。這并非屈從，而是“保存實力，以待來日”的生存智慧。在他看來，這種抵抗模式具有普世性。

對反抗的同情與對自上而下改革的本能懷疑，使斯科特逐漸轉向無政府主義立場。不同于“占領華爾街”運動發起者、人類學家大衛·格雷伯（David Graeber）的實踐立場，斯科特不參與社會運動，也不提供行動策略。但他與格雷伯共享一個理論前提：拒絕將“文明”視為天然進步。人類歷史大半發生于國家體制之外，若透過斯科特所謂的“無政府主義透鏡”觀察，可見大量直接對抗國家的實踐。這意味著即便國家試圖改善民生，也常忽視人們自主維持生存、抗拒強制的努力。

《國家的視角》正是這種思考的結晶，該書通過20世紀諸多失敗的社會工程案例（德國科學林業、蘇聯集體農莊、巴西利亞與昌迪加爾的城市規劃、列寧的建黨理論等），剖析國家運作邏輯。這些案例顯示，現代國家為實施征稅、征兵、執法等職能，必須通過姓氏標準化等手段將社會“清晰化”。書中引述16世紀威爾士案例：一位法官勒令土著將“托馬斯·阿普·威廉·阿普·托馬斯·阿普·理查德·阿普·霍埃爾·阿普·埃文·沃恩”的父系命名改為簡單的“莫斯頓”（Moston）。

斯科特在此展現了顛覆知識等級的一貫偏好：無論規劃者如何自詡高明，其社會改造方案都比試圖取代的地方實踐更簡單粗暴。他將地方積累的實踐智慧稱為“默蒂斯”（metis，古希臘語，意為“技藝”），區別于理論化的“知識”（gnosis），比如美洲原住民“橡葉如松鼠耳時播種玉米”的農諺，或簡·雅各布斯（Jane Jacobs）筆下都市自然形成的“街道眼”鄰里監督機制。這種源自牛徑（cow paths）演變而來的蜿蜒街巷所承載的社區網絡，遠比便于管控的網格化城市規劃復雜精妙。

1998年出版的《國家的視角》因蘇聯解體與社會主義退潮的時勢，意外被解讀為保守主義宣言。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撰文贊賞，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更邀其年會演講（斯科特本人對此頗為尷尬）。左翼批評者指出其與哈耶克（Friedrich Hayek）“自發秩序”理論的相似性——盡管斯科特明確反對市場原教旨主義，認為“市場驅動的標準化”與社會工程同樣有害。他對現代國家的徹底批判，確實令任何形式的政府行動都顯得可疑。

時過境遷，我們應將該書視為通過極端案例審視規劃局限的鏡鑒。在當下住房危機辯論中，斯科特既可被引為反對大規模開發的依據（強調“小步試錯、尊重特殊性”），也能為放寬分區限制提供理論支持（主張“為人類創造力留空間”）。這種張力使其同時吸引左右兩翼。

面對氣候危機，《國家的視角》提供的視角更為復雜。斯科特對自然資源管控的分析，可解釋水力壓裂與輸油管道的泛濫；但應對全球變暖顯然需要跨國協作與國家強力干預——建設可再生能源設施、淘汰火電廠、改造建筑能耗系統等。在此背景下，斯科特倡導的“審慎漸進”很可能被棄若敝屣。

頗具反諷的是，這位地方知識的捍衛者，晚年卻以“知識帝國”式的宏大敘事收官。《不被統治的藝術：東南亞高地的無政府主義歷史》（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與《反谷：農業國家的深層歷史》（Against the Grain: A Deep History of the Earliest States）縱覽千年文明史，論證古代國家（東南亞稻作政權、美索不達米亞麥作政權）的形成并非農業自身優越性使然，而是因其便于國家征稅、征兵。在這些“清晰化”政體之外，始終存在逃避統治的流動農業群體。

斯科特將文明進程視為復雜性持續流失的過程：“從采集狩獵到谷物種植的簡化程度，不亞于從農耕到流水線勞動的退化。”據此，所謂“文明崩潰”對邊緣群體或許是“解放時刻”。他承認黑暗時代“留給考古學家的遺跡更少，博物館藏品更稀”，但認為這恰說明“許多臣民獲得了自由與福祉的提升”。無政府社會不立豐碑，卻為另一種社會發展可能提供了想象。

有批評者指其浪漫化“無法無天”的邊疆生活，尤其在《反谷》與《不被統治的藝術》中美化游牧民族的平等主義。《洪水頌》更將抵抗主體拓展至非人類——書中爭議章節讓河蚌、江豚等水生生物“控訴”人類治水工程。但即便在最富爭議處，斯科特的作品仍精準擊中了當代人對生態危機與威權崛起的焦慮，既傳遞“文明先天缺陷”的宿命感，

又暗示危機中孕育的變革可能。

去年十月，在斯科特的追悼會上，組織者分發的帆布袋印著”拒絕被統治”的標語。從某種意義上說，“不服從”正是他全部著作的核心精神。在2012年出版的短篇著作《六論自發性:自主、尊嚴，以及有意義的工作和游戲》（Two Cheers for Anarchism）中，他如同當代梭羅般，將反抗奉為社會變革的根本動力。書中將南北戰爭期間南方士兵的逃亡視為推翻奴隸制的關鍵因素，甚至稱贊越戰時期士兵用實彈手榴彈清除長官的行為（fragging）。在斯科特看來，威權主義的消亡從來不是依靠“革命先鋒隊或暴動群眾”，而是源于“數百萬普通人沉默而頑強的抵抗、退縮與桀驁不馴”。正如“無數珊瑚蟲在無意中堆砌出礁盤”，他寫道：“千萬次違抗與逃避的行為，終將構筑起屬于他們自己的經濟與政治屏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