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4月21日，梵蒂岡宣布，天主教第266任羅馬教皇方濟各去世，享年88歲。

天主教教皇并非世襲制，因此，方濟各去世后，根據天主教的傳統，需要選舉產生新的教皇。那么，如何產生下一任教皇呢？

對此，天主教有著明確的規定：先是所有樞機主教聚集在梵蒂岡，對教皇的繼承人進行討論和協商，并舉行秘密會議。

秘密會議也有獨特要求，需要在一個特殊場所，將窗戶封死，與外界隔絕聯系，經過多輪選舉投票之后，最終得票相對多數者當選教皇。

有趣的是，如同西方的選舉政治一樣，新教皇的候選人也有幾名熱門人選。比如，梵蒂岡國務卿帕羅林、教皇和平特使祖皮等，都屬于大熱人選。

天主教是世界上最主要的宗教之一，是基督教的三大教派之一。不過，只有天主教才有教皇，基督教的另兩大教派——新教和東正教，都是沒有教皇的。

因此，所謂的教皇，其實就是天主教教徒的精神領袖。

根據梵蒂岡官方發布的《教會統計數據年鑒》，截至2021年12月31日，全世界天主教徒的數量為13.9億人。

這個數字是極為龐大的。

天主教如此流行，也與歷史有關：大航時代開始后，隨著西方的殖民擴張，作為殖民者的幫兇或者說一部分，天主教也遍布全世界。

其實中國也不例外，中國也有天主教徒，根據2018年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的《中國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實踐》白皮書介紹，中國信教公民近2億人，基督信徒約3,800萬人，其中，天主教徒的數量則為600萬人。

也就是說，中國也有600萬天主教徒。那么理論上，方濟各去世之后，是不是也有可能產生一個中國籍的教皇呢？

雖然理論上并非是零，但是可能性卻微乎其微。一方面，因為中國與梵蒂岡本來就存在著核心的分歧。

梵蒂岡只有彈丸之地，之所以能夠成為一個國家，就是因為它是天主教教皇所在地。而梵蒂岡則堅持要擁有對全球天主教主教的任命權，也就是所謂的神權。

然而，西方的這一傳統與中國的要求截然相反，因為，中國無論是歷史上還是如今，都不可能讓教權凌駕于主權之上。

因此，中國政府明確要求對境內的宗教事務擁有絕對領導權，所以，中國境內的天主教主教，全部都是我們自行任命的。

這也是中國與梵蒂岡始終未能建交的核心分歧。當然，垂涎于中國巨大的人口、一直試圖在中國大陸傳銷的梵蒂岡，其實也做過妥協。

比如，2018年，梵蒂岡就與中國簽訂了為期兩年的主教任命臨時協議，并在事實上默許中國自行任命主教，然后在梵蒂岡進行祝圣儀式之后正式履職。

然而，這也只是一個改變而已，而且，這種改變協議時間很短，且受到多個國家和地區主教的猛烈批評，認為梵蒂岡不顧神權底線向中國妥協。中梵核心矛盾并未解決。

除了神權與主權的沖突之外，目前很難出中國籍教皇，也與西方國家不敢言說的理由有關。

西方國家從幾百年前的大航海時代開始，就一直將宗教視為擴張的最有利文化武器。

可以說，西方殖民者向全球殖民擴張侵略時，他們就是一手宗教，一手火槍。

幾百年來，所有西方殖民入侵的遠征船上，都會有傳教士，這也是如今天主教遍布全世界的原因：伴隨著西方的軍事侵略，還有以傳教士為首的文化殖民入侵。

然而，擁有五千年歷史的中國，顯然不可能認可所謂的神權。雖然近代中國屈辱歷史上，也有西方傳教士在中國肆意傳教橫行霸道的情況，但是在新中國成立之后，這一情況就徹底消失了。

如今，雖然西方國家已經失去了殖民擴張的可能，但是，他們依然利用宗教的關系，將西方控制的教廷，視為干涉他國內政和事務的利器。

例如，1979年時，在西方國家的操縱之下，波蘭裔教皇保羅二世訪問了波蘭，并在當時的波蘭引起了極大的反響。

當時，包括波蘭在內的東歐本來就出現在經濟下滑、社會動蕩等諸多因素，與蘇聯的關系也十分緊張，而這名波蘭人出身的教皇訪問波蘭，則極大地催化了波蘭的不滿。

這也導致波蘭成為東歐巨變的第1個多米諾骨牌。

作為東歐巨變、蘇聯解體中第1個倒下多米諾骨牌，波蘭的動蕩，顯然與教皇保羅二世訪問有著直接的關系。

保羅二世對波蘭的訪問，從始至終都不可能是一個單純的宗教活動，其背后有著極其復雜和深刻的政治和宗教目的。

所以，所謂的教皇，其實一直是歐洲國家影響和干涉其他國家內政的武器。在老歐洲徹底衰落死心之前，別說中國籍教皇，美國籍教皇誕生的可能性都微乎其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