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林韶

編輯 ∣ 邵亞希

摘要：農村養老院的發展大多會經歷“排斥期”、“培育期”、“穩定期”三個階段。

陜西省渭南市合陽縣太棗村，位于黃河畔，有2000余戶村民，青壯年大都外出務工，如今留在村里的，大多數都是老年人。

1997年出生在太棗村的張小鳳，是太棗村養老院的院長，大學專業是康復治療學的張小鳳，一畢業就回到村里，拿著手頭的30萬，又貸款了200萬，蓋起了這座鄉村養老院。

談起初衷，張小鳳說爺爺當時罹患癌癥，而父親要在外賺錢給爺爺治病，無法回家。

子女在外謀生計，老人無人照料的情況在村里很常見，張小鳳認定老齡化如此嚴重的背景下，在農村開養老院不僅有市場，也能幫到有困難的老人。

但等到養老院開起來后，現實卻與張小鳳的設想相差甚遠。

養老院開業至今，才勉強達到收支平衡。目前養老院一個床位每月最低收費1200元，大約有20位老人入住。

農村老人大多沒有穩定收入，住院錢需由子女承擔，或幾個子女分攤。雖然村里的老人不少，但花錢住養老院的卻很少。

除了客戶難找，張小鳳的另一個難題是員工難招。很少有人愿意回村工作，因此養老院長期缺人手。

張小鳳經常要和護工一起為不能自理的老人擦身、換藥，唯一的廚師若是請假，小鳳也要下廚為老人們做一日三餐。

太棗村養老院不過是中國千萬個鄉村養老院中的普通一個，但這里正在遭遇的農村養老院困境，卻是中國農村普遍面臨的“空心化”疊加“老齡化”問題的現實縮影。

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統計顯示，全國農村60歲及以上人口超1.2億人，約占全國老人的45%，但養老床位只占全國約20%。

在大多數人眼中“前途本應一片光明”的農村養老院到底怎么了？

作為社會化養老的重要部分，農村養老機構分為公辦與民辦兩類：前者由政府兜底，服務特定困難群體；后者市場化運營，卻長期陷入“低水平均衡”運營困境，張小鳳的太棗村養老院就屬于后者。

現在很多人談起“農村養老院該如何經營”的時候，更多的還是聚焦于老年人需求本身，但是，他們卻忽視了農村社會環境下的諸多問題：

一是在農村社會語境中，老年人并沒有孤立在家庭之外，養老一直被看作“家事”而非老年人自己的“私事”，這一觀念長期影響農民的養老態度。

所以在張小鳳的養老院里，我們看到決定老人是否入住養老院的從來都不是老人自己，而是老人的子女。

二是在社會保障水平和收入水平較低的情況下，一個月200元左右的養老金，使得農村老年人不具備購買機構養老服務的能力，他們的養老離不開家庭資源的支持。

多數情況下，都是由幾個子女共同來承擔老人的住院錢。即使面對低到1200元/月的費用，很多老人也只能擺擺手說“要是1200元一個季度，還能住得起。”

所以，農民的養老安排是被高度統籌在家庭的發展性目標之中。農民養老的決策單位是家庭而非個人。

我們說的家庭發展性目標是指進入城鎮化階段以后，大部分家庭正經歷從簡單家庭再生產到擴大化家庭再生產的現代化轉型，并形成了新的發展性目標，比如提高生活質量、實現階層躍升等。

“簡單家庭再生產”是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的一個概念，家庭僅維持現有生活水平和勞動力規模，未對子女教育、技能等進行額外投資以提升未來競爭力。

“擴大化家庭再生產”是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對家庭再生產形式的延伸分析，強調家庭在維持勞動力再生產的基礎上，通過額外投入資源（如教育、資本積累等）提升下一代的階層地位或家庭整體經濟實力。

在這個背景下，農民家庭新的養老目標不僅包括維持老年人基本生活秩序，還包括處理好養老與家庭發展性目標之間的關系問題，這就涉及家庭資源的重新分配。

總結來說，就是傳統時期家庭資源在養老投入上分配較多，而進入城鎮化階段后，在新的家庭發展性目標驅動下，家庭資源在下一代的投入變多了，對應的在老人身上的投入就少了，這就是我們定義的“挪上用下”，畢竟家庭資源蛋糕就只有這么大。

隨著養老目標的變化，農民對農村養老院服務產生了需求，這為農村養老院的發展提供了空間與想象力。

在理想狀態下，農村養老院服務會自發填補家庭養老的缺位。

然而，在農村養老服務供給過程中，農村養老院始終陷入在滿足老人需求的“個體視角”和改變空間規劃的“技術視角”，不能積極回應家庭整體訴求，出現了供需錯配，最終導致農村養老院舉步維艱。這種供需錯配主要表現在：

一是，資源錯配，農村機構養老成本顯化與家庭養老支持能力弱化之間存在錯位。

在家庭現代化轉型過程中，傳統家庭倫理逐漸讓位于發展主義邏輯。

結婚彩禮、進城買房和子女教育等構成農民家庭的發展性目標，完成這些目標需要消耗巨量的家庭資源。

加上老年群體在家庭決策中的話語權式微，農民不得不調整家庭策略，將家庭資源向下一代傾斜，優先保障年輕人的婚姻和子女教育等目標實現。

這種代際剝奪雖然維系了家庭發展動能，卻導致養老支持系統持續弱化，子女僅為老年人提供少量資源。

這意味著農民僅有少量的養老資金來購買養老市場服務，而當前一些農村養老院的收費遠遠超出了農民家庭的實際支付能力。

這也是為什么“很多農村養老院老人一般隔幾個月就會搬回家，隔段時間再來”。

因為他們的子女大多是50歲上下的農民工，上得撫養老人、下要補貼子女。在經濟形勢好的時候，他們去城市干建筑小工、保潔等，收入還不錯。

但經濟下行，就業機會越來越少，他們只能退回農村待著，這時候就會選擇自行護理家中老人。

二是，服務內容錯配，單一化的養老服務供給與動態化的家庭需求之間存在錯位。

農民家庭的養老決策始終嵌套于代際發展周期中，形成"生產-半失能-失能"三階段的差異化需求。

當老年人具備自養能力時，他作為生產者存在，是對農民家庭勞動力的補充，對支持家庭發展具有重要作用。在這一階段，農民對機構養老服務的需求最低。

隨著年齡增加，一部分老年人的生活自理能力下降，加上獨居、身體殘疾等特殊情況，老年人的照料需求有所增加。

子女如果被“拴”在家照顧老年人，必然會影響家庭經濟收入，無法完成家庭的發展性目標，甚至還有陷入貧困的風險。在該階段，家庭對機構養老服務存在一定需求。

隨著身體狀況繼續惡化，老年人從半自理向完全失能過渡，進入失能狀態的老年人徹底失去行動能力，將加重家庭照料負擔。

在老年人完全失能的階段，農民家庭有兩種選擇。第一種選擇是將老年人交給養老機構，但是費用極其高昂。在此背景下，農民家庭通常會選擇第二種照料方式，即子女承擔照料責任。

大部分養老機構的服務內容緊盯老年人個體的需要，顯然忽略了農民家庭生命周期中經濟理性與倫理責任的雙重訴求，導致農民家庭機構養老服務購買意愿不高。

三是，情感滿足錯配，機構養老中親情體驗缺失與家庭養老價值發揮不足之間存在錯位。

在現代化轉型過程中，家庭養老雖面臨物質供給不足等問題，但其蘊含的血緣親情始終是老年人精神慰藉的核心來源，即便生活條件有限，日常性的代際互動仍能維系基本的歸屬感。

反觀農村養老院，在空間分布上，出于成本考慮，一般在城郊地區提供集中養老服務，表現出“郊區化”的趨勢。

在管理方面，按照“不出事”和“風險規避”的邏輯采取封閉式管理，將農村養老院變成一座遠離老年人熟悉環境的“孤島”。

農村養老院往往以現實功能滿足為核心，只注重照料方式的改變，忽略了情感體驗的重要性。

不少老年人產生被子女拋棄的恐懼心理，一些老年人被子女送往農村養老院后，會通過絕食、裝病等極端做法進行抗議。這些因素造成農村養老院在農村養老話語中處于被“排斥”的狀態。

作為一種新的養老方式，農村機構養老不僅是養老形式的變化，還涉及生活系統、心理適應和情感滿足等方面。

在提供標準化服務的基礎上如何更好地滿足老年人在情感、價值等方面的主觀需求，是機構養老服務供給對接農民家庭需求所要解決的根本問題之一。

農村養老院的發展大多會經歷“排斥期”、“培育期”、“穩定期”三個階段。

破解農村養老院的發展困境的辦法在于探索出一套契合農村社會需要的經營策略，實現養老服務供給與家庭需求的最大程度匹配。

一是，采用“半市場化”經營機制減輕家庭養老負擔。

一般來說，養老機構的運營成本包括固定資產投入和人工成本等，這些決定了養老機構收費水平的高低。

所以，需要在政府、市場和社會多元主體參與的基礎上形成“半市場化”的經營機制，比如采用“公建民營”的經營體制、采取“家庭經營”的夫妻店運行模式、撬動社區內部資源，吸納社區閑置勞動力來減少雇工支出。

二是，提供“基礎性”服務對接家庭最迫切養老需求。

結合本地經濟發展水平和農民養老支出水平低的特點，農村養老院將自身定位為“托老院”，從做好小事入手，重點提供“實用性”和“基礎性”的服務，滿足老年人吃得好、住得暖、有人陪伴、及時就醫等基礎性需求，回應農村老年人和農民家庭訴求。

三是，采取“彈性化”的管理機制，實現“家―院雙棲式”養老。

養老院夜晚采用全封閉式管理，白天則適度擴大老年人的活動范圍，允許老年人在機構周邊活動。

在“彈性化”管理機制下，老年人處于養老機構與家庭之間的“過渡”狀態，既沒有完全進入養老機構中，也沒有徹底脫離家庭。

這種管理機制更加適合農民的生活習慣，讓老年人在不脫離熟悉環境的基礎上得到妥善照顧，滿足了老年人的心理體驗。

最后，總結來看，農村養老院的困境，本質是傳統家庭倫理、現代化家庭發展目標與市場化供給間的激烈碰撞。

唯有在尊重農民家庭資源分配邏輯、發展訴求及“血親價值”的基礎上，平衡功能照護、成本控制與情感聯結，才能為農村養老開辟真正可持續的發展路徑。

參考資料：

1、泰州市養老服務聯合會，《研判丨在農村開養老院：落地困境、經營策略與發展路徑是風口還是虎口？》，2024年9月.

2、阿拉善盟民政局，《老人住不起，機構不賺錢：農村養老院初現“退院潮”》，2024年6月.

3、澎湃新聞，《太棗村，農村養老困境的現實一種》，2024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