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深秋，一場規模空前的軍事演習正在緊張進行。

來自全國各軍區的將領們齊聚此地，觀摩這場實兵對抗。防空軍第一軍政委羅維道站在演習指揮部內，望著遠處硝煙彌漫的模擬戰場，思緒卻飄到了另一件事上——距離北京的首場授銜儀式已過去兩個月，但許多將領的軍銜仍未正式頒發。

他并不知道，自己即將經歷一場特殊的“意外”，甚至成為開國將帥中唯一三次參與授銜的人。

第一次授銜：演習后的軍服“烏龍”

11月初，遼東半島的演習落下帷幕。國防部長彭德懷宣布，將在演習結束后為部分將領補辦授銜儀式。

原來，1955年9月北京的首場授銜雖已結束，但全國各大軍區的儀式尚未全部完成。由于防空軍第一軍在此次演習中表現突出，中央決定在大連就地舉行一場授銜典禮。

羅維道被列入授銜名單。按照流程，將領們應在儀式現場領取將軍服，但這次授銜時間倉促，又恰逢當晚要舉辦中蘇將領聯誼晚宴，工作人員索性提前將服裝送到了宿舍。

羅維道推開房門時，發現自己的床鋪上擺著一個木盒，里面是一套嶄新的五五式軍服，肩章上的金色松枝綴著一顆星——少將軍銜。同屋的孔慶德中將和鄧克明少將也收到了各自的軍服。

或許是連日演習后的放松，又或是軍營里慣常的玩笑，幾位將領突然玩心大起。

有人提議：“老孔的中將服給老鄧穿穿，看合不合身！”

眾人哄笑著將孔慶德的中將肩章與鄧克明的少將肩章調換。傍晚，孔慶德回到宿舍，瞥了一眼床上的軍服便匆匆換上，全然未察覺異樣。

直到授銜儀式開始，中將與少將需按隊列站立時，他才發現自己站在了少將隊伍里，而鄧克明正穿著中將制服手足無措。

“算了，這中將送你了！”孔慶德打趣道。

鄧克明卻連連擺手：“這可不行！該是什么就是什么！”

兩人急忙躲到角落換回肩章，留下一段令在場蘇聯顧問瞠目結舌的插曲。這段軼事后來被羅維道記錄在回憶錄中，成為我軍早期“不爭銜、不攀比”風氣的生動寫照。

第二次授銜：替軍長“代領”的意外

大連授銜一周后，羅維道接到通知：防空軍總部將在北京舉行軍種內部的授銜儀式。

他本無需參加，但軍長方升普因緊急任務滯留西北，中央臨時決定由政委羅維道代為出席。于是，他帶著方升普的軍服和勛章證書，再次走進會場。

這次授銜與大連的氣氛截然不同。北京軍事博物館的禮堂內，聚光燈下將星云集，周恩來總理親自為將領們頒發命令狀。當羅維道以“代領者”身份上臺時，臺下響起一陣善意的笑聲。

有人調侃：“老羅，你這是要一人領兩份銜啊！”

事后，他將方升普的少將軍服仔細包好，托人送往西北。這位比他小一歲的軍長同樣出身紅軍，兩人從抗戰到解放戰爭合作十余年，卻因一紙調令天各一方。

第三次授銜：從“領銜”到“授銜”

1955年底，羅維道接到一項新任務：赴江西南昌為防空軍第二師的官兵授銜。此時的他已不再是被授銜者，而是成為頒發軍銜的“授銜人”。

在南昌的禮堂里，他親手為數十名軍官戴上校官、尉官肩章。一名剛被授予上尉銜的年輕連長激動得雙手發抖，

羅維道拍了拍他的肩膀：“小伙子，好好干！當年我當連長的時候，可沒你這身行頭。”

這場基層授銜看似平常，卻讓羅維道感慨萬千。

二十六年前，他還是江西泰和縣一個放牛娃，因地主逼債加入紅軍；如今，他穿著將官服站在這里，見證新一代軍人接過使命。

儀式結束后，他特意去了一趟南昌起義紀念館。望著展柜中破損的紅軍八角帽，他忽然想起大連授銜時那套被調包的軍服——時代在變，但有些東西似乎從未改變。

兩套軍服的故事

1957年5月，防空軍與空軍合并。羅維道接到通知：所有防空軍將領需更換空軍制式軍服。

當他打開新配發的軍服箱時，發現肩章仍是少將軍銜，只是軍種符號從防空兵的導彈圖案變成了空軍的飛翼。勤務員請示是否處理舊軍服，他擺擺手：“留著吧，好歹是段歷史。”

這兩套軍服后來被他捐贈給軍事博物館。

工作人員清點時驚嘆：“羅將軍，您這可是獨一份啊！”

的確，五五式軍服本就存世稀少，能同時保留防空軍與空軍兩種制式的更屬罕見。它們如同兩枚時空膠囊，封存著那個特殊年代的記憶：既有中蘇聯合演習的宏大敘事，也有軍服調包的幽默碎片；既見證了個體命運的起伏，也記錄著軍隊正規化建設的艱難轉型。

結語

2011年，羅維道在上海逝世，享年97歲。追悼會上，一幅老照片被反復提及：1955年冬，身著防空軍少將服的他站在遼東半島的海岸邊，身后是列隊行進的坦克與高射炮群。

照片里的他笑容溫和，仿佛早已看淡肩上將星的重量。或許對他而言，三次授銜的“特殊待遇”不過是歷史長河中的一朵浪花，真正重要的是浪花背后那片奔涌不息的大海——那里有犧牲的戰友，有未竟的理想，更有無數人用生命守護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