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一二”之后的上海

1927年春天，我在東京，任國民黨(左派)海外部駐日總支部 的常委——組織部長，正當我們興高采烈地歡慶上海武裝起義成 功的時候，突然爆發了“四一二”事變。

幾天之后，在東京的西山會 議派分子，由方治(安徽人)帶頭，糾集了一批留學生，搗毀了我們 設在神田中國青年會的總支部，雙方混戰一場，我們奮勇奪回了總 支部的全部黨員名單，和空白黨證。

平時監視我們很嚴的日本“特 高”袖手旁觀，顯然他們事先有了默契。為了應付這個突然事變， 總支部召開了緊急會議，決定派我盡快回國，向當時已在武漢的國 民黨中央黨部請示，并了解黨內斗爭情況。當天參加會議的有海 外部特派員何兆芳(湖南人),常委王先強、黃新英、翟宗文和我，中 共旅日支部書記的何恐(湖北人)也參加了。

我記得是4月下旬在日本“特高”的“護送”下離開東京，在長 崎等船，順便去看望了長崎僑領簡竹斌。我問了他“四一二”以后 華僑方面的情況，他還高興地告訴我，兩天前接到神戶僑領楊壽彭 的來信，說汪精衛已經回國，并和陳獨秀發表了國共兩黨聯合聲 明。所以他認為形勢會有好轉。

簡竹斌和楊壽彭都是長期在日本經商的國民黨左派。從 1926年起，我和他們一直保持著聯系。簡竹斌為人正派老實，做的買賣不大；而楊壽彭則是一個大商人，在日本經商三代，但堅持 不入日籍。他的兒子楊永康思想上也很進步，和我們相處得很好。 他的商行在香港、廣州、新加坡都有分店，是一位有名的愛國華僑， 辛亥革命前后支持過孫中山的革命活動，他們父子都是廖仲愷、何 香凝的摯友，因此我相信他們的消息是可靠的。

兩天后，我乘上海丸回到上海。因為在船上偶然碰到一個認 識我的西山會議派分子，所以我匆匆上岸，雇人力車，到福州路，在 浙江人開的振華旅館開了一個房間，趕忙叫茶房買了幾份當天的 報紙。

報上的消息很亂，看不出時局的真相。一方面上海還在“清 匪”；可是從新聞夾縫里也可以看出的確有過一個汪精 衛與陳獨秀聯名發表的“告兩黨同志書”,在武漢的國民黨中央黨 部已經開除了蔣介石的黨籍。

晚飯之后到四馬路書店街走走，偶 然在《東方雜志》上看到了3月中旬國民黨三中全會通過的“統一 革命勢力案”和全會選出的中央常委名單，直接領導駐日總支部的 依舊是左派彭澤民。這在我情緒緊張的時候，看到一個“好”消息， 同時又使我樂觀起來，于是決定盡快買船票去武漢。

事有湊巧，第三天早上，我正要出門的時候在旅館走廊上碰到 了經亨頤(子淵)先生，他是和廖仲愷齊名的國民黨元老，前浙江第 一師范的校長；五四運動時，我和俞秀松、施存統等辦《雙十》、《浙 江新潮》的時候，他大力支持我們并和我們作過幾次談話。在這個 時機見到他，我高興極了。

他還認識我，看見我穿的是一套日本大 學生的制服，就問我：“剛從日本回來?”

我請他到我的房間，簡單地 告訴他我們在日本的情況，還講了西山會議派砸爛了左派總支部 的事。

他問我；“你……打算回杭州? …… ”

“不，我打算去武漢。”

他想了一下，用濃重的上虞鄉音對我說：“千萬不能去杭州，那里殺人不比上海少……宣中華也犧牲了!你去武漢，干什么?”

“總支部要我去找彭澤民或許蘇魂。”

“他們都不在武漢，也不在廣州，到香港去了。”

“報刊上都說，不是發表過汪、陳聯合的‘告兩黨同志書’嗎?”

他苦笑了一下說：“我這次到上海來辦點事，明天就回漢口，那 里的形勢也很亂，誰也摸不透，不要去冒險吧。上海的許多青年人 就是太天真、太莽撞，丟了腦袋的……住旅館也不保險。”

他站起來，打算走了。

我惶惑地問：“經先生，那……我們…… ”

“我看，還是在上海等一等吧，不要冒冒失失地卷進漩渦里 去。”

經先生走了，我茫然若失。

到南京路走了一趟，在報攤上買了一大疊報紙、小報和新出的 和過時的雜志，回到旅館，竭力想從報刊上的消息和言論中尋找一 些時局的線索。

許多跡象證明，經先生的話是正確的；要革命，但 不能太天真，更不該冒冒失失地卷進自己也不理解的漩渦里去，特 別是摸不準國共合作的前途。

結果，我下了決心，暫時不去武漢， 并立即寫信告訴了何兆芳。

可是在上海這個地方，沒有錢，沒有職 業是住不下去的。

于是我想起了蔡紹敦(叔厚),他是我浙江甲種 工業學校早兩班的同學，前兩年從日本回上海，開了一家電機公 司。我立即到虹口東有恒路一號去找他。

紹敦電機公司坐落在吳 淞路有恒路口，是一家雙開間門面、規模不大的電料店，經營家用 電器，蔡叔厚既是老板，又是技師。叫作“公司”,實際上只有一位 姓張的會計，一個技工和一個學徒，公司的大小業務都由他一人承當。我去找他的時候，他正在修理一架燒壞了的“馬達”(電動機)。

他非常高興地歡迎我，不顧雙手油污，和我緊緊握手，當我告訴了他我的情況時，他毫不遲疑地說：“搬到這里來住，擠一擠還可以。”

他比我大兩歲，那一年是二十九歲，浙江諸暨人。他在日本留學時 沒有進大學，但在電機專業卻可以算是一個真正的專家。他不僅 能修理各種電機，而且還有發明創造，上海最早設置在大世界屋頂 的“電光新聞”就是他設計制造的。

人世間的確也有一些奇事，他 當時還是獨身，也沒有參加過任何革命組織，可是當我同意搬到他 公司樓上暫住的時候，他才低聲地告訴我，住在他樓上的還有兩 家，都是他的好朋友，都是革命黨，也都是“四一二”以后從浙江逃 出來的。驟聽到這句話，我有點驚奇，他卻講得非常隨便，因為我 在日本搞左派國民黨的事，他是早已知道了的。

第二天，我就搬進了這家公司，這時蔡叔厚給我介紹了住在他 樓上的朋友， 一家是張秋人和他的愛人徐誠梅，另一家是楊賢江、 他的夫人姚韻漪和一個才兩歲的男孩。

張秋人是早期共產黨員， 大革命時期在廣州曾在毛澤東同志直接領導下接替沈雁冰編輯過 《政治周報》;宣中華同志犧牲后，他被任命為中共浙江省委書記。

楊賢江的名字，我早在日本念書的時候就知道了，還看過不少他寫 的文章；他是浙江余姚人，浙江一師的學生。

大概蔡叔厚已經把我的情況向他們介紹了，所以他們都對我 很親切。大家都是浙江人，在反對蔣介石這一點上，有共同語言， 因此住在一起，相互間沒有隔閡；但是對于他們住在紹敦公司這一 件事，蔡叔厚卻一再要我保守秘密。

楊賢江與張秋人是同鄉、同志 又是好朋友，但在性格作風上卻有很大的區別。秋人耿直爽朗，常 常和我們議論當前時政，對蔡叔厚與我這些還沒有入黨的人毫不 掩飾他的觀點。當時，陳獨秀還是中共Z書記，但是他對他很不恭 敬，叫他“老頭子”、“老糊涂”等等。

而楊賢江則循規蹈矩，沉默寡 言，待人接物非常誠懇，除了大清早用兩個鐵啞鈴鍛煉身體，整天 讀書寫作，偶然逗弄一下他的兒子之外，簡直像個“道學先生”;可是每天晚上，當店鋪關了門，我和蔡叔厚的朋友們在樓下聊天、吃 宵夜的時候，常常會有一些我們都不認識的人來找他，而且會一直 談到深夜。

5月初，何恐、何兆芳相繼從日本回到上海，我到三馬路的一 家旅館去看了他們，并談了經亨頤和我講的對時局的看法。何恐 原來是湖北省共青團的負責人，到東京后他是中共旅日支部的書 記，何兆芳則是當時右派分子所說的“跨黨分子”。他們和武漢的 黨組織有聯系，所以對時局了解得比我清楚。

當時，汪精衛的面貌 已經逐漸暴露了，但是我們這些人對這個一直以左派自居的人多 少還寄予一點幻想。

當我問何恐和何兆芳我該怎么辦的時候，何 恐對我說：“你現在有兩條路可以走，

一是繼續當國民黨左派，國民 黨內也還有一些要革命的人，

二是反正西山會議派已經將你開除 了，你可以當一個正式的共產黨員，

可是，我卻只有一條路，所以必 須回武漢。”

我問何兆芳有什么打算，他說：“‘馬日事變’之后，要回 長沙已經不可能了，打算在上海待一個時候再作打算。”

5月中旬，何兆芳到紹敦公司來找我，說何恐已經回武漢去 了，臨行之前和他商定他到武漢向上面請示后寫信給他，可是，等 到現在一直沒有消息，現在已經囊空如洗，不能住旅館了，問我有 什么辦法。

于是，我陪他和蔡叔厚商量，并把何兆芳的身份告訴了 他，問他是否可以讓何住在我的小房間里。蔡叔厚與何素不相識， 同時也考慮到樓上還有張、楊兩家，住進一個互不相識的人，不太 方便。

他考慮了一下之后，對我說：“你放心，我去想辦法。”

過了兩 天，蔡叔厚在吳淞路找了一個亭子間，把何兆芳安頓下來，并替他 訂了“包飯”。當然，一切費用都是蔡叔厚付的。

前面我說過人世 間的確也會有一些奇事和奇人，指的就是在“世風日下”的當時，竟會有蔡叔厚這樣的頗有孟嘗君風度的人物，甘冒政治風險，為我們 這些流亡者出錢出力。

從“四一二”之后直到1929年底，紹敦公司成為流亡人士的集散地，后來又成為中共閘北區委的聯絡點。蔡 叔厚不僅對我們這些人供應膳宿，有人離開時還代制行裝，致送旅 費，大家叫他“蔡老板”,這個名稱在當時左翼圈子里知道的人不 少。但是實際上他并不是富有的資本家，公司每月有虧空，有時他 還得向親友借債。

過了幾天，何兆芳帶了我在明治專門學校的同學龐大恩、鄭漢先來看我。

龐大恩是廣西玉林人，和我同班，學的是冶金；鄭漢先 是福建人，比我低一班，學的是電機制造。

他們兩個都是我的好 友，在“明專”時期就一起參加過日本學生組織的社會科學研究會， 支援過松本治一郎的“水平社”活動，1924年11月，也和我一起到 門司去歡迎過孫中山先生。

1925年我畢業后到東京參加左派國 民黨的工作，他們則在1926年回到上海參加了中國共產黨。在上 海，他們用的是代號，鄭漢先改名陳德輝，龐大恩改名為吳永康，他 們都成了職業革命家。陳德輝在閘北區委工作，吳永康在黨刊當 編輯。我把他們兩個介紹給蔡叔厚，此后，他們也成了有恒路一號 的常客。

我在紹敦公司樓上臨街的小房間里，度過了一個悶熱的初夏 時節，除了看報之外，簡直無事可做。我在大學也是學電機的，蔡 叔厚曾半開玩笑地對我說：“請你當本公司的工程師，怎么樣?”我 心不在焉，只能報以苦笑。

這一段時間，在上海，楊虎、陳群勾結青 紅幫頭子，放肆地實行白色恐怖，每天報上都有“處決共匪”的消 息，老百姓把楊虎、陳群叫做“狼虎成群”,并流傳出了“白日青天滿 地紅，青天白日殺勞工”的民歌，而整個時局，真的可以說是風云幻 變。

武漢的北伐軍在鄭州與馮玉祥會師，馮玉祥又表示支持蔣介 石的南京政府，眼看到國共合作就要全面破裂，而我卻像浮萍一樣 地飄飄蕩蕩，無所依靠。

因此，一次鄭漢先與我閑聊，當他說近來 忙得連看望朋友的時間都沒有的時候，我脫口而出：“你們忙，我卻閑得發慌。”

于是，他就向我提出為什么不入黨的問題。我說：“這 個問題以前何恐也曾和我談過，你看我行嗎?”

他很快地說：“行，特 別是在這個時刻，報上不是常常可以看到有人退黨嗎?怕死的要 退，要革命的就該進。”

這樣，我當天晚上就寫了申請書，介紹人是 鄭漢先和龐大恩。

5月底或6月初，鄭漢先、龐大恩陪我到北四川 路海寧路的一家煙紙店樓上舉行了入黨式。監誓的是一位浦東口 音的女同志，鄭、龐沒有給我介紹，只說她代表閘北區委，她也只簡 單地講了幾句勉勵的話，大意是說考慮到我過去在日本的表現，歡 迎我入黨，不需要候補期。

過了一段時間，鄭漢先告訴我，我的組 織關系編在閘北區第三街道支部，并帶我到虹口下海廟(什么里弄 我記不清了)去找孟超，告訴我他是我們這個小組的組長。

這個小 組一共五個人，即孟超、戴平萬、童長榮、孟超的夫人和我，代表區 委、支部來領導這個小組的是洪靈菲。

不久。錢杏郵代替孟超，當 了組長。除我之外，這個小組全是太陽社的作家。

后來據錢杏郵 說，閘北區的第二、第三兩個支部，都是不久前才組成的，其成員大 部分是“四一二”事件以后，從各地轉移到上海的知識分子、文藝工 作者。組織上交給這個小組的任務是搞滬東、楊樹浦一帶的工人 運動。

洪靈菲和戴平萬都是潮州人，他們在潮汕一帶搞過農民運 動；

錢杏郵是安徽人，孟超是山東人，他們在大革命時期都搞過工 人運動。

因此，在這個小組里，沒有群眾工作經驗的就只有我一 個，可是他們都是外省人，不會講本地話，所以我和他們在一起，工 作上也有方便。

現在回想起來，當時的工人運動，實際上也只是要 我們脫下長衫、西裝，到群眾中去，和工人們接觸，了解他們的思 想、生活，有可能的時候，做一點宣傳鼓動工作。

對我說來，這是有 生以來第一次和本國的產業工人發生接觸(在日本北九州，我也曾 到八幡制鐵所的礦井、煉鐵廠去體驗過生活)。

“你們這個小組的主要工作，是搞提籃橋到楊樹浦這一帶的工人運動。”這句話是鄭漢先對我講的。

他不僅是我的同學，入黨介 紹人，又是閘北區委的負責人之一(當時他在區委負責宣傳工作)。

盡管當時白色恐怖很嚴重，自己又沒有經驗，但我還是極力想把工 作做好。我從舊貨店買了一套粗藍布短衫褲，把頭發推成平頂，也 不止一次和孟超、戴平萬等一起到這一帶去了解情況。

從下海廟 起向東，就是工廠區，日本人開的“內外棉”、英國人開的“怡和”紗 廠，都在這一帶，黨內把它叫作“紗區”。到了那一帶，我們就在小 茶館和馬路上和工人們“接近”,目的是想和他們交朋友、搭關系。

可是不僅事情不那么方便，而且還不止一次鬧過笑話。

例如，有一 次，我和孟超兩人在小茶館和一個工人“搭訕”,孟超問他家里有幾 口人，話音未落，這個工人就勃然變色，用手把他推開，差一點就要 動武。我把他們勸開了，事后才知道，當時上海工部局的巡捕絕大 部分是山東人，因此，孟超的一口膠東土話立刻引起了這個工人的 反感。

大概從這一年冬天開始，我們小組曾經作過規定，每人每星 期要到工廠區去工作兩三次；但是這個小組的成員除我之外都是 忙人，錢杏郵、孟超、戴平萬都是文藝工作者，他們正忙于組織“太 陽社”,籌備辦書店(春野書店)、編雜志(《太陽月刊》),所以真正搞 工運的時間并不多。

這個支部的其他小組，如馮乃超、李初梨等 “創造社”成員的那個小組，也在同時恢復創造社出版部和出版《創 造月刊》。

因為在這個支部有幾個小組的成員，都是從前線和日本 轉移到上海的文化工作者，他們在上海這個地方，除了辦書店、編 雜志、寫文章之外，別無用武之地，因此，從1927年底到1929年的 革命文學論爭，主要是從閘北支部掀起來的。

在這個時期，通過錢杏郵我認識了許多文藝界朋友。

首先是 蔣光慈，他是早期留俄學生，在黨內也是老資格，當時他已經是一 個著名的小說家，他平易近人，講話隨便，也許可以說是自由主義 吧，我從他口中知道了不少關于留俄學生的情況和“花絮”;

還有一位是我一直尊敬的杜國庠同志(當時叫林伯修，廣東潮州人),在我 們這些人中，他年紀比較大，做事也比較穩重，他是研究哲學、政治 經濟學的，但對文藝也有興趣，因此，錢杏郵等創建“太陽社”的時 候，他也是發起人之一。

后來有不少人認為我參加過“太陽社”,這 實在是誤傳。

盡管我在留日時期寫過和翻譯過一些短文，在日本 時期，我在《語絲》、《洪水》上都發表過一些文章，也認識郭沫若、田 漢、陶晶蓀和郁達夫，但我只是一個文藝愛好者，而配不上算是作 家，所以，我既沒有參加“太陽社”,也沒有參加“創造社”。

我在紹敦公司住了半年多之后，漸漸覺得不該長期當“食客” 了。

這一年秋冬之間，有一次，吳覺農(茶葉專家，浙江上虞人，我 在日本時就認識)來找蔡叔厚，談話中他問我為什么不譯點書，可 以有點收入，我欣然同意。他介紹我去見了開明書店的夏丐尊、章 錫琛(雪村)。

章錫琛是第一次見面，而丐尊先生則在五四運動時 期就認識了，他還記得我曾在《浙江新潮》上用過的沈宰白這個名 字。吳覺農和他們談了我的情況之后，丐尊先生就從書架上拿出 一本書來，要我先譯幾章試試，這本書就是本間久雄的《歐洲文藝 思潮論》,這就是我靠翻譯湖口的開始(在這之前1924年我曾翻譯 過菊池寬的一本小冊子《戲曲論》)。

我譯了幾章，萬尊先生看了表 示滿意，要我繼續譯下去，這本書大概有二三十萬字，我每天譯二 千字，三四個月才譯完。

由于當時章錫琛、吳覺農都是婦女運動的 積極分子，開明書店還出過一本叫《新女性》的雜志，所以，接著就 要我翻譯德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倍倍爾的《婦女與社會主義》。

這 是一部馬克思主義關于婦女問題的經典著作，篇幅很大，最少也得 花半年以上的時間，這樣，譯書就成了我的公開職業。

我自己規定 每天一清早起來就譯書，每天譯二千字，譯完之后，還有充分的時 間可以做別的工作。當時，譯稿費大概是每千字二元，我每天譯二 千字，我就可以有每月一百二十元的收入，這樣，在文藝界的一群窮朋友中，我不自覺地成了“富戶”。

附帶一說，從1928年到1934 年，我堅持著每天翻譯二千字的習慣，因此，除了《歐洲文藝思潮 論》和一些日本短篇小說外，我還譯過幾本大部頭的書，

如為陳望 道先生主持的大江書鋪譯的高爾基的《母親》,為

與太陽社有關的 南強書局譯的柯根的《偉大的十年間文學》和《新興文學論》,

以及 廚川白村的《北美印象記》(金屋書店)、

高爾基的《沒用人的一生》 (生活書店)、

雷馬克的《戰后》和普特夫金的《電影導演論》等等。

也是在1927年冬，廣州暴動之后，許多革命者經過香港、潮汕 撤退到上海。

我的表兄徐景韓，一年前由我介紹他到廣州去找郭 沫若，但他到廣州，郭沫若已隨軍北伐，到前線去了。于是，我又寫 信介紹他去找當時在葉劍英部下當團長的李國琛(李人一)。可是 剛入伍就碰上了廣州暴動，失敗后，他和李人一、李的愛人張去非 和一個護士，一起到了上海，我照料他們在旅館住了幾天。李人一 找到了當時在上海的中央軍委，不久就轉到江西。張去非正懷孕， 由徐景韓帶她到德清去隱蔽。這時何兆芳就搬進了紹敦公司。

在此，要補敘一下，這之前的8月間，張秋人奉命到浙江去重 建省委，可是他到杭州不久，就被一個反革命的黃埔學生發見，不 幸被捕，他的愛人徐誠梅也一起被捕。

蔡叔厚有一個親戚在浙江當廳長，得到消息后，立即到杭州去營救，但因“案情嚴重”,無能為力，秋人同志終于在翌年2月犧牲。徐誠梅保釋后回到上海，改名徐鏡平，當了一所女子中學的校長，搬出了紹敦公司。

張秋人的被 捕與犧牲在蔡叔厚思想上起了很大的影響，不久，他就由何兆芳、 陳德輝介紹入了黨，也編入了閘北區的一個街道支部。由于他是 一家公司的老板，有公開合法的身份，又能講英文、日文(當時在租 界，特別是在日本人集中的虹口，能講日語是一個很有利的條件), 所以他入黨后不久，紹敦公司就成了閘北區委的聯絡點。

我還記 得區委的交通員叫小汪(汪極),寧波人，他的愛人施喜也是區委的交通，中央和省委的文件、宣傳品都由他們送給蔡叔厚，再由各支 部派人來取。小汪和施喜成了我們這些人的好朋友。可是我在 1929年搬出紹敦公司之后，就不再知道他們的消息，直到上海解 放之后，我問過好幾個當時在閘北區的同志，都認識他們，但誰也 不知道他們的下落。他們比我小十二三歲，祝愿他們還在人間。

蔡叔厚入黨以后，很快就得到了閘北區委的重視，當時黨組織 經濟很困難，蔡自告奮勇地為區委籌款。他本人并不富裕，籌款主 要靠他的同鄉、同學等社會關系，他的社會關系和籌款方法說起來 可能人家不會相信。

舉一例，他年輕時候和湯恩伯是“結拜兄弟”, 湯在日本士官學校念書時，不止一次得到過蔡的接濟，因此，有一 次湯恩伯從南京到上海，打電話要蔡到大東酒店去看他。

蔡臨走 時輕聲地對我說：“碰碰運氣，今天可能弄到一筆錢。”

果然，他向湯 恩伯“裝窮”,說公司營業不佳、快要破產，于是，湯就給了他一張三 百元的支票。蔡的姐夫蔣志澄是陳立夫的親信部下，因此，他也從 蔣志澄那里“借”了一些錢，作為閘北區委的經費。

經過了近一年的血腥的白色恐怖，到1928年春夏之交，黨組 織逐漸得到了恢復，工人運動也有了新的發展。退出和清除了一 批動搖分子，增加了新的血液，閘北區的鐵路、郵政、電力、紗廠等 方面的群眾工作，都恢復得比較順利。

“四一二”事件中遭到嚴重 破壞的商務印書館和滬杭鐵路局的工會和黨組織，都已經重建，郵 務、電力工人都組織了工人俱樂部，滬東的“紗區”也通過基督教青 年會中的進步分子，開辦了兩個工人夜校。

教育方面也 開創了新的局面，大夏、勞動、群治等大學都建立了黨的支部和小 組。到翌年初，我和戴平萬也是經過朋友的介紹，認識了一位基督 教青年會在楊樹浦辦的工人補習夜校當教員的馮秀英(她就是后來我在《包身工余話》中提到的“馮先生”),才能在紗區找到了一個 立腳之地。

馮秀英是上海出生的廣東人，先是在滬西某大學念書，后來因經濟問題而輟學，白天當小學教員，晚間在工人夜校工作， 當時，她是共青團員。

也是在這個時候，住在紹敦公司的、和經常 和我們來往的人也發生了變化，1928年春，大約是四五月間，楊賢 江去了日本，何兆芳去了湖南，陳德輝當了閘北區委書記，他經常 在公司樓上約人碰頭、開會。

因此，我也在這時候認識了不少黨內 的干部，除了由張秋人介紹而認識的李求實之外，那時經常到公司 來的有舒怡、黃靜汶、李劍華、俞懷(莞爾)、徐大妹，還有一個我們 叫他“大人物”的王克全，當時他是江蘇省委的負責人之一。

記得 有一天，陳德輝很神秘地約蔡叔厚和我談話，用懇求的口氣對蔡 說：“實在沒有辦法，想借你的樓上開一個會。”蔡當即表示同意。

于是，陳說：“這次來的人不少，最少也有二十個，估計要從天黑開 到晚上十二點，行吧?”

蔡叔厚說可以。陳德輝就給了我們兩人一 個任務，就是在樓下替他們望風，一有情況趕快向他們報告。

蔡拍 了胸脯說一切由他負責。他很快裝了一個從樓下店堂通到樓上的 電鈴，約好了一有情況就按電鈴通知，他們可以從后門撤走。

在約 定的那一天，我和蔡叔厚在樓下店堂里一直守到深夜，會開得很順 利，一切平安無事。

后來蔡叔厚告訴我說開的是閘北區的代表大 會，但大會討論的是什么問題，我們全不知道。在當時，地下黨的 紀律是很嚴的，除正式文件之外，上下左右之間都要嚴格保密，許 多人都用假名和代號，

例如我們知道上海黨組織有七個區委，即滬 東、滬西、滬中、法(租界)南、閘北、江灣、浦東，但我們在基層，連本 區的區委書記是誰也不知道——陳德輝當過閘北區委宣傳部長和 區委書記，后來又領導過“法電”大罷工，都是在他調離上海時才告 訴我的。

最突出的例子是黨中央召開第六次代表大會這樣的大 事，我們直到1931年初傳達六屆四中全會的決議時才知道，但“六 大”什么時候、在什么地方開的，乃至新選出的黨中央負責人是誰 等等，基層黨員也是不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