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馬遠《竹澗焚香圖》 資料圖片

宋·洪芻《香譜》 資料圖片

宋·趙佶《文會圖》，體現文人焚香場景。資料圖片

書房是文人的小天地，除了經史子集和文房四寶這些功能性的硬件以外，還要有各式各樣的小物件去裝飾、點綴這方天地，以共同構成充滿“閑趣”的文人空間。因此，書房往往會聚合眾多的元素，“秋水夜看燈下劍，春風時鼓壁間琴”(貫云石《神州寄友》)，都是書齋中充滿雅趣的時刻。此外，桌上有氤氳的香爐，手中有把玩的雜件，瓶中有插好的花，也都是文人讀書之余所追求的享受。文房趣味涵蓋極廣，眼耳鼻舌身意，色聲香味觸法，在同一個空間中存在、交融，并在整體上形成一種“聯覺”的趣味。

古代文人不僅想方設法讓書房變得“有意思”，還試圖把所有這些“閑事”都做成學問。譬如瓶花，它不僅是桌前的一抹色，而且是文人在案頭所養的一個枯榮世界，花開成景，花落成詩，一枝一葉都有講究。南宋吳自牧引用諺語說：“燒香點茶，掛畫插花，四般閑事，不宜累家。”(《夢粱錄》卷十九)所謂“累家”，是與“行家”相對的稱呼，指門外漢。明明是“閑事”，卻發展出專業化、系統化的知識體系，形成了只有行家才能玩得轉的文化圈子，這也是宋代物質文化史中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作為“四般閑事”之首的“燒香”，在兩宋時期自然也越來越專業。隨著陸上、海上絲路貿易的不斷拓展，宋人對域外香材更加熟悉，進一步厘清了香料的本草名物和物質特點。以常用的沉香為例，宋人整理出“四名十二狀”(丁謂《天香傳》)，沉香按密度可分為沉水、棧香(半沉)、黃熟(不沉水)；按結油形態可分為黃蠟、昆侖梅格、烏文格、茅葉、傘竹格、鷓鴣斑等。對從婆羅洲等地進口的龍腦(一種樟科植物的天然樹脂結晶)，宋人將它分為二十余品，如米腦、片腦、梅花腦等，系統龐雜；而對原產于阿拉伯、索馬里等地的乳香，周嘉胄《香乘》記有十三品。在這樣繁復的體系中，要把香玩到高水準，非大行家不可。

同時，兩宋時期的文人，還從意趣出發，對隋唐以來以“沉、檀、腦(龍腦)、麝”為骨干的合香框架進行了一定的改造，形成了具有宋代特色的“文人合香”體系。在這一體系形成的過程中，蘇軾、黃庭堅、丁謂、韓琦、梅堯臣、陸游、楊萬里等文化領袖參與建構和改造，加之宋徽宗、宋理宗等帝王積極響應，宋代香文化因而具有了深刻而廣泛的影響力，兩宋時期出現了中國古代香文化發展的高峰。

重拾蘭蕙：宋代香文化中的“復古”思潮

和世界上所有“香料文明”一樣，中國傳統香事最早使用的是本土香料。《詩經》《楚辭》中那些美人如詩、草木如織的詞句，提及的大多是本土的香花香草。澤蘭、蕙蘭、江蘺、白芷、木蘭、秋菊、零陵、藿香以及當時被認為具有靈性的松柏，都是先秦時期的主流香料。先秦貴族的生活與香為伴，他們沐浴蘭湯、攜帶香草，甚至“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屈原《離騷》)。這一方面是緣于人類對美好氣味的本能偏好，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古人將外在的香氣與內在的美德關聯起來，并將其固定為文化符號。

漢魏之際，中國的香料體系發生了一個重要變化。隨著絲路貿易的繁榮，域外的香料大量進入中國，沉香、檀香、龍腦香、蘇合香、安息香、乳香等香料在人們的鼻尖上寫出絢爛的詩章，迅速征服了貴族和士大夫們挑剔的嗅覺。香料天然不是沉、檀，而沉、檀天然是香料的觀念逐漸流行。沉香中超過100種揮發性芳香物質構成了它沉靜、溫潤、富于變化的氣調，從漢魏時期算起，在近2000年的時間里，東方人都未找到能夠完全替代它的物質。可以說，沉香呋喃、倍半萜等高芳香化合物在當時對中國本土的香料形成了“降維打擊”，逐漸在中國的香料體系中占據主流的位置。南朝范曄在他的《和香方序》中列舉了各種香料的缺陷，“甲煎淺俗”“零藿虛燥”“棗膏昏鈍”，唯有說到沉香的時候，范曄認為“沉實易和，盈斤無傷”，其厚此薄彼，可見一斑。

在此后的隋唐時期，中國傳統香事建立起以“沉、檀、龍、麝”為骨架的“四合香”體系，甲香、安息香、蘇合香、乳香等香材的使用頻率則居于第二梯隊，這無疑是當時的人們忠誠于自身嗅覺偏好的結果。唐是絢爛的世界帝國，天可汗富有海內，長安西市混合了寰宇之內最奢靡的氣味，從“唐開元宮中香”“化度寺衙香”等傳世香方中，可以看到明顯的世俗化傾向。唐人傾向于使用那些“最好聞”的香料，沉、檀、龍、麝、甲煎的用量都很大，唐香的氣調華麗而濃稠，恰如唐代宮廷所使用的大型金屬香爐。法門寺地宮中“鎏金臥龜蓮花紋五足朵帶銀香爐”體形巨大、線條繁復、氣勢恢宏，看上去就有富貴之氣，其中熏燃的香自然也要與之相匹配。杜甫詩云“朝罷香煙攜滿袖”(《奉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王維則說“香煙欲傍袞龍浮”(《和賈舍人早朝大明宮之作》)，描述的都是當時宮廷用香的場景，富麗堂皇的香味充滿朝會的大空間，這些詩句所吟詠的很可能正是“唐開元宮中香”。明代周嘉胄談到時人對熏香的癡迷時說：“每謂霜里佩黃金者，不貴于枕上黑甜；馬首擁紅塵者，不樂于爐中碧篆。”(《香乘·自序》)相對而言，唐人對“枕上黑甜”的理解更加直接，追求單純的嗅覺享受。

但在兩宋時期，文人所主導的嗅覺審美出現了明顯與唐代不同的傾向。首先，宋人是知道如何使熏香更“好聞”的，他們制作合香比唐人更細致。舉例而言，唐代香方中提到沉香時只有“沉香”這一個稱謂，而宋代的“雍文徹郎中衙香”在單一香方中提到沉香時就使用了三個稱謂，其香料部分說：“沉香、檀香、棧香、甲香、黃熟各一兩，龍、麝各半兩。”(陳敬《陳氏香譜》)“沉香”“棧香”“黃熟”是不同密度的沉香，結油量多的沉香入水可沉，就叫“沉香”或“沉水”；結油量中等、半沉半浮的是“棧香”，完全浮于水面的是“黃熟”，三名同用，可見宋人已經清楚地知道，將不同的沉香拼配在一起，不僅性價比更高，還可以提供更好的嗅覺體驗，這與當代被列入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和香制作技藝也是一致的。

宋代香文化并未沿著隋唐華麗濃艷的路徑繼續前進，而是決定“反叛”前代的嗅覺審美。其具體表現之一，就是宋香中大量使用了甘松、零陵、藿香、白芷、玄參等草本香料，甚至連澤蘭這種在熏燃中味不甚佳的香料也重新進入了宋人選擇香料的視野之中。換言之，宋代合香選擇越過隋唐，直接繼承了先秦時期的一些香料傳統。這種選擇與當時社會的整體思潮有關，兩宋在政治軍事上形勢比較被動，孱弱的軍政催生出迫切的自我證明需求。

宋代在文化上是推崇復古的，這也反映在作為“閑趣”的香文化上。兩宋香具以瓷制為主，線條簡單、顏色素凈，除了博山爐、雁形爐、狻猊香爐等傳統造型以外，宋代最主流的香爐造型多取自夏商周時代的青銅器：鼎式爐、鬲式爐、簋式爐、奩式爐等。“琢瓷作鼎碧于水”(楊萬里《燒香七言》)，很大程度上，宋人正是以先秦祭祀器的造型，宣誓自身在文化上的“正統”地位。

而在熏香的氣味上，宋人推崇“清遠”，以清明高遠的山林之氣為尚。文人士大夫對以皇權為代表的世俗權力保持著一種既親近又疏離的復雜態度，出世的山林是他們的靈魂的暫棲之所。黃庭堅對“黃太史四香”中“深靜香”的評語是“此香恬淡寂寞，非世所尚”，而對“韓魏公濃梅香”的評價則是“如嫩寒清曉，行孤山籬落間”。黃庭堅是北宋“香圈”的核心人物，他的評語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當時的嗅覺審美傾向。兩宋文人當然沉醉于“枕上黑甜”，但他們會刻意制造出不同于前代的氣味，讓香味變得“非世所尚”，追求背離一般性喜好的嗅覺審美。

綜觀宋代香方，宋人有時以玄參、藁本、牡丹皮等香料，讓香氛中帶有“藥”的感覺，清甜與微苦交織；有時以甘松入香，用敗醬科酸臭的“豆豉味”賦予香氣更豐富的內涵，這些常人看來“不美好”的氣味，展現了兩宋文人孤高獨立的群體人格。“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宋代士大夫刻意避免沉浸于純然的美好氣息之中，以至于聽不到夜半敲窗的民間疾苦之聲。“復古”是他們選擇的具體方式，那些傳承自先秦的古老名稱本身就給人一種傳統的認同感，草木香料又天然與“山林”有關，于是它們成了宋代“文人香”重要的香料來源，而“復古”則成為宋代香文化的基調之一。常州博物館中有一塊著名的“中興復古”香餅，出土于常州武進村前鄉的南宋墓，據專家考證，該香餅為御用的內家香，“中興復古”四字印文明確地指出了宋香以古為尚的傾向，下至普通士人，上至天潢貴胄，都被包羅在一種“復古”的思潮之中，從香具、香方、香評中都可見之。

此香應是不尋常：宋香中的“新意”

宋代香文化以古為尚，并不意味著對古代的復刻，兩宋時期社會經濟基礎較之先秦已然發生巨變，正如學者們在關于“唐宋變革論”的探討中不止一次指出的，兩宋“富民社會”以發達的海上貿易和商業發展為基礎。隨著域外的物資大量涌入，作為香文化物質載體的香料比此前任何時期都要優質和豐富，當時人們的嗅覺審美自然也不可能倒退回先秦時期。因此，宋代香文化在沿襲了“大四合”體系的同時，也悄然發生了許多變化。

兩宋“文人香”允許一些不尋常的合香思路，不再遵守此前一些約定俗成的規則。比如，作為辦公用香的“衙香”講究中正平和，在人們的文化記憶中，“衙香”必有沉香。沉香作為香中閣老，特點是沉穩大氣，幾乎可以與任何香料搭配而不突兀，用在衙香中有功無過，最為合適。但到了蘇軾這里，就有“蘇內翰貧衙香”：“白檀香四兩、乳香五粒、麝香一字、玄參一錢。上先將檀香杵粗末，次將麝香細研，入檀，又入麩炭細末一兩，借色與元乳同研，合和令勻，煉蜜作劑，入磁器實按密封，埋地一月。”(陳敬《陳氏香譜》)

在諸多《香譜》中，這是唯一不用沉香做君香的“衙香”香方。蘇軾將這個方子命名為“貧衙香”自然是一種調侃，對于他這個階層的人來說，沉香固然價值不菲，卻也是常用之物。蘇轍生日時，正在海南任上的東坡居士還為弟弟尋來高品質的沉香山賀壽，并作《沉香山子賦》。他豈能真用不起沉香？更為合理的思路可能是：蘇軾的“貧衙香”是對香事傳統的一種改造。他從佛教香那里吸收了“檀、乳相和”的搭配以后，憑著自身不拘一格的個性，將這一合香思路用在衙香上。而蘇軾巨大的文化影響力，使當時和后世的香事愛好者都接受了一件事情——衙香中可以沒有沉香。

許多人或許會有疑問，一個配方之中刪去沉香，或許就只是合香師靈機一動，它一定能代表宋代香文化的整體傾向嗎？實際上，當代學者通過對歷史文獻的分析，已經從“蘇內翰貧衙香”的背后發現了宋代香文化消費的“大宗物資”出現的結構性變化。學者溫翠芳在《從沉香到乳香——唐宋兩代朝貢貿易中進口的主要香藥之變遷研究》中就明確指出，有文獻記錄的宋代乳香的朝貢貿易量就超過71萬斤，單次貿易超過1萬斤的次數很多，最多時單次朝貢超10萬斤，是所有香料中貿易量最大的。而在唐代，沉香才是貿易量最大的香料。

“從沉香到乳香”的變化，有著復雜的社會歷史背景。一方面，唐、宋政府在朝貢貿易中扮演的角色不一樣，唐代政府是香料的消費者，域外朝貢的沉香主要是被皇室和貴族消費；而宋代政府是香料的貿易者，朝貢貿易得來的乳香經過轉手交易，大量進入民間，被平民消費。宋代社會中下層的消費能力在商業體系健全以后得到了更充分的釋放，相對廉價和易得的乳香，用量自然會超過更稀缺、更昂貴的沉香。另一方面，來自阿拉伯、波斯的醫學知識，以及來自西方世界的宗教推崇，也都助推了乳香在中國的流行。絲路貿易不只帶來了物質的交換，更推動了思想與觀念的交融。從這種意義上看，蘇軾顯然屬于士大夫階層中樂于接受新生事物的那一批人，他的嗅覺審美中，有著“九衙塵里任逍遙”的不羈灑脫，但他在香方上的創新并非憑空而來，而是以社會經濟的整體變化為背景的。

另一個有意思的香方，是“辛押陀羅亞悉香”，其方為：“沉香五兩、兜婁香五兩、檀香三兩、甲香三兩(制)、丁香半兩、大芎半兩、降真香半兩、安息香三錢、米腦二錢(白者)、麝香二錢、鑒臨二錢(另研，詳或異名)。右為細末，以薔薇水、蘇合油和劑，作丸或餅，爇之。”(周嘉胄《香乘》)“辛押陀羅”是一個古代音譯名，按今譯則應是“謝赫·阿卜杜勒”。他是當時世居廣州的阿拉伯貿易家族成員，曾籌款參與廣州府學的建設，也是外國人聚居區“番坊”的坊長，還曾被宋神宗敕封為五品歸德將軍。阿拉伯地區的香文化也很發達，但辛押陀羅選擇用一種典型的中國方式來做一種中國合香——有沉、有檀、有龍腦，“大四合”占其三，安息香和丁香是唐宋香方中常見的香材，此外，他在香中還加入了道教香常用的降真，佛教香會用的兜婁，文人香愛用的芎，最后用故鄉的薔薇水(玫瑰精油和純露通過阿拉伯海商傳入中國)配合蘇合油作為和劑。正是因為整個宋代社會對海外貿易持開放的態度，視舶來品為尋常，身為異域人士的辛押陀羅才有機會進行這種有趣的嗅覺創變，在中國香文化的歷史上留下屬于自己的痕跡。

與古為新：兩宋香文化審美的“意合”特質

兩宋香文化在從先秦至隋唐香料體系的基礎上，賦予了“合香”更豐富、深邃的文化含義。香文化的核心要素由“氣”轉向“意”，這與中國傳統文化的整體氣質是契合的，兩宋香文化的嬗變與創新也在于此。宋香中的那些“新意”，最終匯聚在一起，成就了香文化的整體嬗變。宋代香文化在繼承并超越前代體系的基礎上，誕生了自己最核心的審美特質——“意合”。簡而言之，就是兩宋“文人香”特別重視文化闡釋，比起現實中從香爐里飄出的味道，士大夫們更重視香的“意境”。

《陳氏香譜》中專有一卷談凝和花香，這些香方很好地體現了宋人“重意”勝于“重氣”的特點，比如“杏花香”的方子是：“附子、沉、紫檀香、棧香、降真各十兩，甲香、薰陸香、篤耨香、塌乳香各五兩，丁香、木香各二兩，麝半兩，腦二錢。”以現代科學經驗為依據，這個香方中的諸多香料，肯定合不出真實的杏花香氣。實際上，大多數鮮花中的芳香物質都只能在常溫下還原，一旦進入爐中加熱就會“失真”，就像我們吃冰糖燉雪梨的時候，能夠辨別出梨的香甜，可是加熱過的梨湯和未經加熱的鮮梨卻是不同的味道。花香的復原是整個中國古代香文化共同面對的難題，一直到現代香水工業引入超臨界萃取技術，才部分得以解決。宋代香事當然也無法超越時代，但兩宋文人有自己描摹花香的方式——意合香，他們用常用的香料組成大復方，以類似中國畫的寫意方式虛構出花來。

宋人制梅花香，宛如畫圖。龍腦和白檀的涼意象征冬日的白雪，而丁香和麝香則是圖卷中浮動的暗香，“雪中春信”就是這樣做的。不同的合香師對“梅花”這一主題可以有不同的理解，“韓魏公濃梅香”中加入了臘茶和郁金，而“李元老笑梅香”則加入荔枝皮、白及和肉桂。宋人愛梅，梅花香方是凝和花香中數量最多的組方，這些“梅花香”每一種都不同，有的甘甜，有的清苦，有的加入符號性的梅花蕊，有些直接加入微酸的白梅肉。

每個人的心中都有各自的梅花香，千人千面，各自闡釋，這也是宋代文人合香最核心的特質。合香因此具有了脫胎換骨的變化，它如同詩、畫一樣，從此承載了更多的文化意涵，合香師則成了在空氣中寫詩的人。“文人香”制作時的思考方式與寫詩、作畫很相似，都以“得意忘言”為上，這是“文人合香”的真諦之一。當你試圖調出一款杏花香的時候，忘記杏花本身的氣味，只要記得春日杏林里溫暖的陽光、脂粉一般的感觸，然后用“落英繽紛”來點題，就成了一首用氣味寫成的詩。

值得注意的是，宋人在嗅覺審美上以“意境”為先，但絕非憑空揮毫。香文化的這種“由實向虛”的轉變是有物質基礎的。宋人的香料認知體系，隨著社會發展和絲路貿易的推進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其知識的深度和廣度遠遠超越了前代。

兩宋香事中“意合”有一個前提，就是宋人對常見香料的物質屬性和香氣特點已經達成了一定的共識。還是以梅花香為例，只有當人們對檀香和龍腦的“涼”達成共識，梅花香中以檀香來模擬“冰雪”才是一種能得到普遍認同的表達方式。滕岑《梅花》詩中就提到了檀香與冰雪的關聯性想象：“論白人惟議冰雪，言香佛亦取旃檀。旃檀冰雪固大好，只恐將渠比并難。”梅與雪，在宋人的文化視野中具有很強的事實(季節)與精神(品性)關聯，梅花香自苦寒來，梅的“秉性”之中被賦予的堅忍、孤傲等特質，都與環境有關。因此宋人合梅花香，往往會由“雪”入題。梅花香是復雜的，它雖然有諸多變化，大部分時候都會按照制香的“法度”來進行配伍。沉香、檀香、丁香、麝香、樟腦、木炭等材料按照“君臣佐使”的原則和合，最終形成統一的氣調，這也是中國古代合香最常規的方式。

兩宋文人還鐘愛一些“不走尋常路”的香，譬如柏子香，方子特別簡單：“柏子實不計多少，帶青色未開破者，右以沸湯焯過，酒浸密封七日，取出陰干燒之。”(周嘉胄《香乘》)燒柏子并不是為了嗅覺享受，而是追求一種“山中高士”的淡泊意境。蘇軾詩云：“銅爐燒柏子，石鼎煮山藥。一杯賞月露，萬象紛酬酢。”(《十月十四日以病在告獨酌》)蘇轍則有：“客到惟燒柏子香，晨饑坐待山前粥。”(《游鐘山》)士大夫將山中隨處可見的柏子與昂貴的沉香、麝香等香料相提并論，暗含著安貧樂道的意趣。其實，無論是蘇軾還是蘇轍，日常都有用香的習慣，沉、檀、腦、麝他們應該消費得起，只是用柏子香來表達自己“出世”的情懷罷了。

從唐末開始，僧房中常用柏子香，因為柏子生于山中，落于山中，不帶紅塵煙火，唐彥謙《題證道寺》說：“彎環青徑斜，自是野僧家。滿澗洗巖液，插天排石牙。爐寒余柏子，架靜落藤花。記得逃兵日，門多貴客車。”柏子象征著“世外之境”，與世俗的權力、欲望、紛擾是相對的。入宋以后，柏子香因為香方簡單，其含義也得到了“二次開發”，禪宗追求“簡素”而不喜繁復，與儒、道兩家思想互有滲透，像蘇軾這樣儒釋道融通的知識分子，自然也會從簡單的柏子香中感受到更多“修行”的意味。“香爐柏子灰”象征著世界的寂滅、終極的寧靜，白玉蟾詩云：“茆屋蕭然詩滿懷，一天風雪白皚皚。身如紙帳梅花夢，心似香爐柏子灰。”(《曉醒追思夜來句》其二)某種意義上，柏子香是梅花香的一種精神倒影，當人們體會過所有繁復華麗的香調，最終會在一爐柏子中找到自己的寧靜與永恒。

因此，對于宋代士大夫來說，柏子香的氣味并不是全部，他們用自己關于世界本質的思考補充了它缺失的部分，這也是一種“意合香”。整個中國傳統香事，因為有了這樣的特質，才與埃及、兩河、印度等其他香料文化有了根本的不同。 (作者：袁晶，系四川外國語大學中國語言文化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