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回想，我多希望當時能單純通過法律途徑要回身份，而不是被迫在網上曝光自己。每次看到有人實名舉報維權，我都覺得心酸——沒有人愿意把自己的隱私公開，只為了討一個本該屬于自己的公道。

文丨新京報記者郭懿萌

編輯丨胡杰

校對丨李立軍

?本文2700字閱讀4分鐘

“羅彩霞”，這個普通湖南女孩的名字，在2009年因“高考冒名頂替案”被刻進中國教育公平的里程碑。16年后，當“羅彩霞律師”的新聞登上熱搜，人們發現，那個被偷走大學錄取通知書的女孩，已然成為捍衛公平的執劍者。

從復讀重考到輾轉媒體行業，再到35歲跨界法考，羅彩霞用20年完成了自己的蛻變。鮮為人知的是，當案件塵埃落定，冒名頂替者被注銷學籍、開除公職，其父因偽造國家機關證件罪被判刑后，羅彩霞依舊回避看自己的新聞，將新聞中的“羅彩霞”與真實世界中的自己分隔開。新聞中的“羅彩霞”意味著那段不快的記憶，只有朝前看才能繼續生活。

今年4月，當羅彩霞在社交媒體曬出律師執業證書時，這個充滿儀式感的舉動引爆網絡。人們稱贊她勇敢堅強，是“現實版爽文女主”，同時也有其他被冒名頂替的人找到了她。

4月21日，她在朋友圈曝光了一起五旬輔警被冒名頂替上中專的舊案。這起30多年前的陳年往事再次引發熱議，卻也揭示了一個殘酷現實：在公眾視野之外，還有更多“羅彩霞”藏在隱秘的角落，等待著一個遲來的公道。

教師、記者、律師

新京報：冒名頂替事件對你的人生軌跡產生了多大影響？

羅彩霞：2009年事發時，我面臨著拿不到畢業證、銀行卡和教師資格證的問題。我通過在各大論壇持續發帖維權，特別感謝貼吧管理員頂著壓力保持帖子置頂，最終引起媒體關注。我的故事激起大家的正義之心，一步步推著事情往下解決。

由于頂替者被及時曝光，我較快找回了姓名和身份證號，所以對我人生軌跡的直接影響相對有限。

但是有很多被改變一生的人沒有被及時發現。事發后那兩年，不下十個人找到我說他們也被冒名頂替過，這些年斷斷續續也有新聞報道，有的人過了很多年才發現自己被冒名頂替。

曾經很抗拒媒體用“不幸中的萬幸”形容我的遭遇，因為我不想要這份不幸。但后來真真切切看到那么多被偷換人生的人還在苦苦掙扎，我慢慢接受了這個說法。

新京報：你曾說原本夢想當老師，后來為何選擇記者和律師職業？

羅彩霞：小時候的夢想是做老師，那是我和家人能接觸到的最好的職業。填報大學志愿的時候，5個志愿4個都填了師范類院校。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北京做教務老師，后來因隨愛人去成都發展，偶然聯系到曾報道過我案件的記者，恰巧他們在招人，就這樣機緣巧合進入了媒體行業。

大學畢業時發現了冒名頂替的事情，很多記者幫助了我，也讓我接觸到了這個行業。在我復讀后報考天津師范大學的時候，第二志愿是新聞專業，但是差了一分。最后還是從事了媒體行業，冥冥之中可能也有一點命運在作祟。

做記者的時候，我挺喜歡做案件類的報道，也做過很多社會民生選題。我有時候會翻看以前的朋友圈，經常是凌晨幾點鐘在工作的記錄，可見是真心熱愛這個職業。

我如今定居在福建的一座小城，中年轉行，能做的工作不多。選擇法考做律師，也就是在一念之間。一方面是受媒體同行成功轉型的啟發，另一方面也覺得法律行業能帶來更持續的職業發展，隨著律師從業時間增加，經驗和閱歷都會提升。

教師、記者和律師，這三種職業沒有高低之分，只是人生際遇讓我看到了更廣闊的可能性。

羅彩霞在福建廈門參加律所活動。受訪者供圖

淡化被頂替者的身份，向前看

新京報：父母對你職業選擇的態度是怎樣的？

羅彩霞：他們一直很開明。母親常說“事業為重”，但在我遇到職業低谷時，也會安慰我：“家庭安穩就好，別太著急?！?/p>

父親則在我最艱難的時刻給了我最大的依靠。當年打官司對于我們家庭來說是一筆巨款，他卻毫不猶豫地說：“借錢也要幫你把官司打到底。”他們或許無法完全理解我的選擇，但始終信任我，讓我自己做決定。這份無條件的支持，讓我特別感激。

新京報：現在還會想起被冒名頂替的事嗎？

羅彩霞：在看到類似的新聞時會偶爾想到，其他時候基本不再想這個事了。這些年，我很少主動去看當年的新聞，只有朋友轉發時才會匆匆掃一眼就關掉。對于不愉快的經歷，遺忘或許是種自我保護，我也在努力減少它對現在生活的影響。人要向前看。

不過現在回想，我多希望當時能單純通過法律途徑要回身份，而不是被迫在網上曝光自己。每次看到有人實名舉報維權，我都覺得心酸——沒有人愿意把自己的隱私公開，只為了討一個本該屬于自己的公道。

希望受害者不需要大聲吶喊就能解決問題

新京報：你是怎么發現五旬輔警被冒名頂替的事情？

羅彩霞：他在我的社交平臺后臺留言求助，態度很誠懇，還會認真回復其他網友的問題，這引起了我的注意。我讓他提供相關證據，發現材料比較充分——頂替者已經被撤銷了中專畢業證、醫師資格證和執業證。他想爭取合理賠償，但立案一直受阻。

2021年“冒名頂替罪”首次入刑，但他的案件發生在1990年，距今已有35年。按照中國刑法“從舊兼從輕”原則，加上20年的刑事追訴時效，能否立案還需要法律界進一步探討。而行政訴訟時效只有6個月，民事訴訟也很困難。

更令人擔憂的是，在我曝光輔警事件當天，又有好幾個人聯系我，說自己可能是被頂替。如果屬實，類似案例實在太多了。

新京報：從你被冒名頂替到現在，我國對于冒名頂替人員的懲處力度有哪些變化？

羅彩霞：據媒體公開報道，2009年在我的事情發酵后，教育部對中國高等教育學籍學歷管理平臺注冊學籍的普通本專科在校生數據庫清查，發現存在不少同姓名同身份證號的注冊學生。這個數據很龐大，僅山東一省在2018年-2019年的學歷清查中，就有14所高校公示發現242起冒名頂替案例，時間集中在2002年至2009年。

2021年“冒名頂替罪”入刑，首次以獨立罪名明確法律紅線，增加了冒名頂替者的成本，也體現了國家對于教育公平底線的捍衛，有一種威懾的效力。

新京報：你覺得冒名頂替這個事情怎樣才能杜絕？

羅彩霞：現在隨著個人信息全面聯網，冒名頂替上學的技術難度確實增大了。我認為關鍵是要完善招生管理制度，實現錄取、學籍管理等各環節的規范化和透明化，建立嚴格的監督機制。

但必須承認的是，歷史遺留問題仍很嚴重，我希望能有專門部門負責處理這類問題，讓受害者不需要大聲吶喊就能解決問題，不必借助媒體就能在當地解決。同時建議建立法定賠償機制，為這些被偷走人生的人提供法律保障。制度的完善需要時間，但對歷史遺留問題的解決同樣刻不容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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