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天書院文脈千年,精神富礦涵養天下,在中國教育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位于河南商丘的應天書院源于后晉,興于北宋,與當時的岳麓書院、白鹿洞書院、嵩陽書院并稱北宋“四大書院”,成就了范仲淹等一批名臣文士。書院制是中國古代教育的典型,應天書院為何居于“四大書院”之首,又為何被稱為中國古代文化的精神高地?近日,河南省商丘師范學院人文學院教授李可亭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予以解讀。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應天書院經歷了怎樣的發展歷程?
李可亭:中國教育的書院制始于唐代,有官府與個人兩個源頭,官辦書院的源頭是麗正書院。
應天書院的前身是后晉時期虞城人楊愨(què)在宋州(州治在今商丘)創辦的睢陽學舍,這是中國古代書院萌芽破土階段。《宋史》稱楊愨“力學勤志,不求聞達”,一心一意辦教育,其創榛辟莽、前驅先路的精神受到后人尊重。后楊愨學生戚同文繼承師業,筑室聚徒,修葺學舍,將睢陽學舍發揚光大,被稱為“睢陽先生”。
從睢陽學舍到應天書院,應天府民曹誠功不可沒。其捐資助學,以睢陽學舍為基,建校舍150間,聚書1500卷。為嘉許曹誠義舉,公元1009年,宋真宗賜“應天府書院”之名,并令人書寫匾額,這是應天書院歷史發展的關鍵節點。
宋真宗景德三年(公元1006年),宋州改名應天府。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公元1014年),應天府升格為南京,成為都城開封陪都。故應天書院又稱南京書院、南都書院,范仲淹所著《南京書院題名記》中的書院便是應天書院。
宋仁宗景祐二年(公元1035年),應天府書院改為應天府府學。八年后又升為南京國子監,成為北宋最高學府,同時也是中國古代書院中唯一升級為國子監的書院。
公元1127年,北宋滅亡,應天書院毀于戰火。其后屢建屢廢,不斷更名。元朝初年雖建有歸德府學和文廟,但規模大減。明朝中葉,黃河決口,睢陽城沒于水下,應天書院隨之被毀。明嘉靖十三年(公元1534年),河南巡按監察御史蔡叆將位于商丘城西北隅的社學改建成應天書院。明萬歷三十九年(公元1611年),歸德知府鄭三俊在府城東門內建范文正公講院,效法范仲淹精神,培養了許多杰出人才。
后應天書院又經多次重修廢棄,最終在清朝末年廢科舉興學堂背景下,于光緒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改建為歸德府中學堂。應天書院歷史畫上句號,也標志著中國書院制的終結。
游客進入應天書院內參觀。 李可亭 攝
中新社記者:應天書院為何能升級為北宋時期的國子監?
李可亭:據白新良《中國古代書院發展史》統計,宋代共有書院515所,其中73所為北宋書院,317所為南宋書院,125所因史料不完整而統稱為宋代書院。
在宋代,應天書院、岳麓書院、嵩陽書院、白鹿洞書院聞名于世。從位置上看,只有應天書院處于鬧市,另三所均在山中。應天書院晉升為府學、國子監,成為北宋最高學府,是書院中唯一。
晉升為府學后,應天書院作為官辦書院,與北宋朝廷緊密相連,其主講、助教、說書、講授官皆由朝廷任命。官府還劃撥學田以資支持,并時有恩賜,增加進士錄取配額。此等殊榮,源于商丘作為趙宋龍興之地的特殊地位,其它書院難以比肩。
其次,應天書院辦學模式被廣泛借鑒。范仲淹仕途所至,皆致力于興學,循應天書院模式建立書院,正如范仲淹在《南京書院題名記》中所述“天下庠序,規此而興”,應天書院成為當時全國各地辦學樣板。
第三,范仲淹的改革思想、教育思想、先憂后樂思想得益于其在應天書院學習、執教經歷。“先憂后樂”彰顯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家國情懷和憂患意識,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瑰寶。
應天書院大門前“以天下為己任”牌匾。李可亭 攝
中新社記者:應天書院何以被譽為中國古代文化的精神高地?
李可亭:應天書院培養了眾多杰出人才,據《宋史·戚同文傳》載:睢陽學舍到戚同文時期,“請益之人不遠千里而至,登第者五六十人。”范仲淹在《南京書院題名記》中說,應天書院題匾后,聲名大噪。
作為北宋時期人才培養高地,應天書院具有獨特的教育模式與理念。
首先,應天書院具有為國育人、心系天下的情懷。北宋文學家晏殊擔任應天知府兼南京留守期間“乃大興學”,十分重視教育。他聘請范仲淹掌應天書院,以教諸生。晏殊傾力辦學,改變了唐末五代以來學校廢弛的局面。范仲淹掌院后志向更為高遠,要“得天下英才而育之”。他因材施教,革新教學內容與方法,助力學生孫復、朱從道等成為北宋著名學者。
其次,應天書院具有獻身教育、不求聞達的精神。睢陽學舍的創立者楊愨,不為名利所動,毅然決定“不仕”,全心投入教育事業。其學生戚同文,秉承師志,專心教育,展現了高尚的教育情懷。
再者,應天書院具有修身養德、改革創新的學風。范仲淹在掌院期間,撰寫了著名的《上執政書》,明確提出“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備戎狄,杜奸雄,明國聽”六大主張。其中,“重名器”強調慎重選拔與培養人才,通過敦實教育確保國家代代不乏英才,展現了為國育才的堅定信念與改革創新的勇氣。
應天書院還具有有教無類、獎掖后學的胸襟。當其他書院還停留在藏書、講學、祭祀等原有書院規制時,應天書院已對教學內容進行改革,不僅講經,而且講文。在辦學方式與方法上,提倡自主學習、講學結合模式,為國家培養了大量股肱之材、廊廟之器。
青年范仲淹塑像矗立在應天書院門前。 李可亭 攝
中新社記者:應天書院對中外書院及教育發展有哪些影響?
李可亭:應天書院文脈千年,精神富礦涵養天下,在中國教育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以商丘為例,在應天書院精神和辦學模式影響下,商丘書院迭興,商丘古城的文正書院、永城的太丘書院、睢縣的洛學書院、柘城的朱陽書院等,都有較大影響。而從應天書院開始,北宋的理學中心逐漸東移,至清代,商丘成為理學的中心地區。
目前,商丘師范學院繼承應天書院文脈,不僅成立了“應天書院研究中心”,創辦了“應天國學堂”,而且辦有歸德書院,取得了眾多育人成果。
應天書院影響力還遠播海外。中國的書院制度被引入海外后與當地文化交融共生。自古以來,朝鮮、日本、南洋等地均推崇并發展了書院制度,這一趨勢延續至今。
然而,應天書院歷經滄桑,地址頻繁更迭,功能建筑難以完備,珍貴文獻資料亦大量散佚。相較于其他三所書院,關于應天書院的研究成果與出版專輯較為匱乏。因此,完善應天書院的各項功能建筑,系統整理其文獻資料,深入研究并出版相關著作十分必要。
應天書院既是歷史的,也是當代的;是中國教育文化的傳承之所,也是國學傳承的重要場地。以開放的心態發展書院,提高文化軟實力,在今天仍具有現實意義。
受訪者簡介:
李可亭。受訪者供圖
李可亭,歷史學博士,商丘師范學院人文學院原院長,二級教授,商丘市國學文化促進會會長,中國范仲淹研究會常務理事兼教育委員會主任。獲評全國模范教師,河南省師德標兵,河南省五一勞動獎章。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傳統文化和商丘地方歷史文化,承擔教育部和河南省社科研究課題12項,發表學術論文60多篇,歷史文化隨筆300多篇,出版《商丘通史》《商丘歷史文化十六講》等學術著作9部。
來源:東西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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