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長的歲月里，我從一個為生活奔波的務工者，成長為香港過渡期事務的積極參與者。我非常關注深圳的發展，因為深圳的每一次蛻變，都為香港帶來新的機遇，而香港回饋給深圳的，是資金、技術與經驗。當香港的優勢與深圳的創新基因在粵港澳大灣區的潮汐中交融，“一國兩制”便激蕩出前所未有的生命力。

譚耀宗

1949年12月出生于香港，籍貫廣東惠州，現任“香港再出發大聯盟”秘書長。曾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全國政協委員、全國政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副主任、香港立法會議員、香港民建聯主席。

壹

1985年，我被勞工界選為立法局議員。期間，我參與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以下簡稱“基本法”）的起草工作，這是我一生都感到榮耀的事情。

被父母親的家國情懷深深影響

1949年12月，我出生在香港，祖籍廣東惠州。我的父親是一位海員，雖然奔波在外，但一直懷有強烈的愛國情懷。我的父母親常常提醒我，無論走到哪里，都要記住自己是中國人，這種家國情懷深深影響了我。

上世紀60年代，我第一次來到深圳時，這里還是一個以傳統農業為主的小城鎮。那時的深圳只有幾條狹窄的土路，兩旁種著筆直的樹木，商鋪稀少，華僑服務旅行社是當地接待港澳同胞最好的場所，很多時候我會到深圳戲院觀看被港英禁播的電影。那時的深圳雖不繁華，卻讓我感受到毗鄰香港的獨特活力。

從務工者到工聯會副理事長

由于家庭的經濟一直比較困難，五兄弟姐妹我是老大，我要照顧年幼的弟妹，所以很早就出來工作了，沒能完成中學學業，更沒有機會念大學。

初入職場時，我在一家大型的百貨公司櫥窗陳列部任職，同時馬上參加了工會。這段經歷成了我的政治啟蒙：工會為了幫助會員減輕負擔，設有廉價飯堂，這讓我接觸到更多工會骨干，漸漸成為工會的積極分子，1982年，我當選為工聯會副理事長。因為工聯會是總工會性質，這也讓我后來有機會代表整個勞工界參與了基本法的起草。

參與起草基本法

1985年，我被選為勞工界功能界別立法局議員。其間參與了基本法的起草，這是我一生都感到榮耀的事情。

《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后，港英政府首次開放功能界別選舉。作為工聯會代表，我以35歲之齡成為立法局勞工界議員。由于我是一名民選議員，在探訪工會的時候，我可以更專注傾聽基層聲音——在各種場合，不同行業的工會代表、工友都向我反映行業內的各種問題，包括改善福利和工作環境等等。

不久之后，中國政府開始籌備制定在香港具有憲制性文件地位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當時，我正在英國進修。期間，我接到電話通知，對方告知我被委任為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的委員，這出乎我的意料。

基本法從起草到頒布，整個過程開放、透明、嚴肅而又縝密。每一章、每一條、每一字，甚至每個標點符號都經過了香港和內地起草委員們的深思熟慮和激烈討論，也廣泛凝聚了香港社會的共識。

從1985年7月到1990年4月，基本法的制訂歷時4年8個月。在此期間，起草委員會共舉行了9次全體會議、100多次小組和專題會，在香港和內地進行廣泛咨詢，基本法才最終出爐。

1996至1997年過渡期，香港臨時立法會的會議要在深圳召開。我們借用了深圳華僑城的會議室，每周六舉行會議，為確保香港平穩過渡在法律方面做準備。

基本法條文雖不算多，但起草歷時近五年，主因是不僅起草委員會自己要關起門來研究草擬，亦向香港全社會開放討論、鼓勵大家提建議，于是有了推動全民參與的基本法咨詢委員會。起草委員會亦盡量公開每次開會內容，與民間不同看法持續互動。

這樣的立法方式，香港一直延用到現在。

組建民主建港聯盟

1992年，我們覺得香港未來要實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需要治港的人才。為了團結、培養人才，我和陳婉嫻、曾鈺成、程介南、葉國謙等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組建了民主建港聯盟（簡稱“民建聯”）。

聯盟成立的時候，雖然香港還處于港英管治之下，但是民建聯已經旗幟鮮明地提出要愛國愛港，團結香港社會各階層。

2007年，我擔任民建聯主席，帶領該黨經歷了多場選戰。那段歲月充滿挑戰，尤其是在1997年之前，工作環境尤為艱難。每一場選舉，我們都全力以赴。許多政策和事件，都會對選舉產生直接影響。作為高舉愛國愛港理念的政團，我們承受著較大的壓力。既要爭取議席，也要確保我們的立場得到充分體現。

貳

隨著兩地居民的往來變得更加便捷，越來越多的香港居民選擇到深圳居住、生活和消費。

基本法起草期間的深圳印記

建言優化便利通關

上世紀70年代，從香港經羅湖口岸來內地時，常要面對這樣的場景：火車在羅湖火車站停靠后，旅客需帶著大包小裹下車步行過關。當時的邊防檢查人員人手短缺，每逢節假日，狹窄的通道便擠滿拖著行李的港澳同胞，隊伍常常蜿蜒數百米。

這種狀況源于當時特殊的邊防管理體制。負責查驗證件的是邊防戰士，缺乏專業出入境管理人員，輪班制度也不完善。遇到節假日客流高峰，戰士們不得不連續工作十幾個小時，十分辛苦，但依然難以緩解巨大的人流壓力。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化，深港交流呈現爆發式增長，人流、物流大幅增加。1989年，我作為民建聯創會副主席，與立法局議員們組成調研小組，系統梳理出了深港過關的幾大癥結。我們聯合香港工會聯合會等愛國愛港團體，向深圳有關部門提交相關建議，核心訴求是：專業化、常態化、擴容化。

這份建議書得到時任深圳市領導的高度重視。不久之后，兩地開放的口岸變多，火車班次和人手也逐漸增加，通關弊病大大改善。

深港民間交流愈發頻繁

隨著兩地居民的往來變得更加便捷，越來越多的香港居民選擇到深圳居住、生活和消費。深圳為香港居民提供了豐富多樣的生活選擇，較低的生活成本、優質的住房、便捷的生活設施等。我關注到很多香港的退休長者選擇在深圳養老，享受舒適的生活環境。

同時，深圳也在不斷完善對香港居民的服務，在教育、醫療等方面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方便香港居民在深圳生活。例如，一些學校開設了香港課程，滿足香港學生的教育需求；醫療機構也為香港居民提供了便捷的就醫服務。

叁

當前深港合作已突破傳統模式，正朝著制度創新與要素自由流動的方向邁進，這既是“一國兩制”優勢的體現，也是國家發展賦予香港的新使命。

香港“超級聯系人”作用日益凸顯

作為香港回歸歷程的參與者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推動者，我始終認為香港的“超級聯系人”角色正在經歷從單一橋梁到深度協同的強化。

在深港合作的早期，許多香港的企業看中了深圳的土地、勞動力等資源優勢，紛紛在深圳投資設廠。當時，大量的港資企業在蛇口等地落地生根，為深圳的工業化進程注入了強大動力。這些企業不僅帶來了資金，還帶來了先進的管理經驗和技術，培養了大批產業工人和專業技術人才。同時，深圳也為香港企業提供了廣闊的發展空間，實現了互利共贏。改革開放初期，我常往返于深港之間，親眼目睹了深圳從一片黃土到高樓林立的巨變。這種變化讓我深感震撼，也讓我更加堅定了推動深港合作的決心。

隨著深圳高新技術產業的興起，這種合作進一步升級。深圳在電子信息、生物醫藥、人工智能等領域取得了巨大成就，而香港在金融、貿易、航運等方面具有優勢。兩地開始在科技創新與金融服務等領域展開深度合作。

例如，深圳的一些科技企業通過香港的資本市場進行融資，實現了規模的快速擴張。香港的金融機構也積極為深圳的科技企業提供服務，助力它們走向國際市場。我在推動這種合作的過程中，積極參與各種交流活動，搭建溝通的橋梁。組織香港的企業家、金融界人士到深圳考察交流，讓他們深入了解深圳的科技產業發展情況，同時也邀請深圳的科技企業負責人到香港，介紹企業的創新成果和發展需求。通過這些活動，促進了深港兩地在科技金融領域的合作項目不斷落地。

向制度創新與要素自由流動方向邁進

當前深港合作已突破傳統模式，正朝著制度創新與要素自由流動的方向邁進，這既是“一國兩制”優勢的體現，也是國家發展賦予香港的新使命。

為打破人才流動壁壘，我們創新“科研人才白名單”制度，實現深港科研人員“即走即檢”通關，香港科學園深圳分園已匯聚50余家科創機構。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香港大學等高校在深圳設立多個合作辦學機構及研發平臺，正形成“書院制+產業學院”的特色體系。港大深圳醫院的“雙導師制”培養模式，讓學生同時獲得兩地執業資格，這種教育融合已延伸至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等前沿領域。

前海成深港協同創新“試驗田”

隨著深港合作進入新的階段，前海的作用愈發重要。目前前海已經形成了“香港研發+深圳轉化”的獨特模式。

作為香港回歸歷程的參與者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推動者，我始終關注香港青年在國家發展大局中的機遇問題。在青年人才流動方面，前海通過“1510模式”（1元入駐孵化、5億元基金支持、10萬平方米產業空間）、專項補貼（如每月最高8000元就業補貼）及稅收優惠（如企業所得稅15%）等組合政策，形成對港澳青年的梯度支持體系。

截至目前，僅前海深港青年夢工場中就已累計孵化香港團隊超700家，若以平均每個團隊3~5人估算，覆蓋香港青年約2100~3500人。此外，大灣區已形成以廣東省“1+12+N”為核心的港澳青年創新創業基地體系，覆蓋深圳、廣州、珠海等多個城市。

肆

如今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已集聚一百多個高端科研項目，香港5所高校的研發團隊在此實現技術產業化，這正是我們期待看到的“香港研發+深圳轉化”新范式。

通過“香港再出發大聯盟”凝聚社會共識

2020年，董建華、梁振英兩位全國政協副主席發起“香港再出發大聯盟”，我擔任秘書長。通過動員1500多名各界代表加入，希望以最大公約數凝聚社會共識，為香港找尋新的歷史坐標。

這個數字背后是深思熟慮的戰略考量：他們是社會的縮影，覆蓋工商金融、專業、勞工基層、青年、社團、宗教等各領域人員，代表性很強。成立初期，大聯盟向全港市民發放130萬份口罩，組織企業簽署《保就業公約》，成功推動1200家企業承諾疫情期間不裁員。

制度紅利催生粵港澳大灣區新動能

改革開放初期的深圳如同破繭的蝴蝶，以深圳速度驚艷世界。從“數字灣區”建設實現三地政務數據互通，到前海率先建立跨境法律服務體系，制度創新的紅利正轉化為實實在在的發展動能。

反觀香港，我們曾錯失科技轉化的黃金機遇。歷史教訓告訴我們：科技創新不能止步于實驗室，必須打通“科研-轉化-產業”的全鏈條。如今，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已集聚100多個高端科研項目，香港多所高校的研發團隊在此實現技術產業化，這正是我們期待看到的“香港研發+深圳轉化”新范式。

從櫥窗陳列師到灣區建設者，從立法會辯論廳到前海創業谷，在這漫長的歲月里，我從一個為生活奔波的務工者，成長為香港過渡期事務的積極參與者。深圳的每一次蛻變，都為香港帶來新的機遇，而香港回饋給深圳的，是資金、技術與經驗。當香港的制度優勢與深圳的創新基因在粵港澳大灣區的潮汐中交融，“一國兩制”便激蕩出前所未有的生命力。

口述時間

2025年4月3日

口述地點

深圳市政協前樓

本期采寫

深圳晚報記者 成功 王新根 唐文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