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理想從來不缺，但學術時間總是稀缺。

這或許是當下高校教師最普遍的困境：我們以“學者”自居，卻又不得不在申報項目、報銷經費、應付教學和會議之間疲于奔命……

諷刺的是，學者一方面在學院光環的加持下，大罵這個社會充斥著大量“毫無意義的狗屁工作”，另一方面羞于承認，其實自己早就被關押在學院里，從事著數不勝數的“狗屁工作”。

所以，沒有時間做學術，已經成為大學老師常態。臺灣大學社會學教授藍佩嘉老師，勇于揭露這一點。她在下面這篇文章中，從項目申報、經費報銷、教學負擔、學術會議等各個方面對學界的“時間貧窮”現象提出嚴厲的批評。

*藍佩嘉老師 圖源GOOGLE

學術是理想的，但學院是現實的。面對這樣的困境，我們是否只能妥協？青年教師該如何在理想與現實之間尋找平衡？女性學者是否面臨更復雜的結構性挑戰……4月20日（周日）我們大缸博研社邀請到清華大學的嚴飛老師、浙江大學的酈菁老師，兩位名校博導同臺對話，和青年學生聊聊學術成長經驗！感興趣可以點擊報名：

周日講座丨博導對談：和青年學生聊聊學術成長經驗

以下是藍佩嘉老師的原文摘錄，或許能給我們一些啟發。

本文轉載自《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24卷3期，對原文略有刪改。

[...]我不想再寫一篇生涯攻略或時間管理指南，因為這些問題不只涉及個人，實反映出社群的系統性問題。我在臺灣學界工作轉眼已經二十年，容我根據個人觀察與同儕分享，來談談一個阻礙臺灣學術發展的關鍵因素：臺灣學者的“時間貧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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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經常跟同僚聊天時提到某個研究議題，對方說：“啊，我曾經做過這個研究，但都沒時間寫出來。”或“我收集了很多資料都放在那里，后來又要做新的計劃，沒辦法。”這實在很可惜，研究成果若未能發表出版，幾乎乏人問津，也白費研究精力與資源。為什么許多臺灣學者做了研究卻沒時間發表？甚至，寫計劃書的時間多過寫論文的時間？這樣的“時間貧窮”反映出什么系統性問題？有什么可能建議與解決方法？

疲于申請項目

我在美國認識的社科學者，大部分人的研究程序類似這樣：因為研究經費很難申請，學校先輔助一個小額經費以撰寫研究計劃、進行pilot study（試點研究），然后去校外申請，拿到經費執行三到五年。之后在校內或校外申請小型寫作輔助，完成一本專書或系列論文。

“臺科會”研究計劃通過率大約五成，比起我比較了解的美國、香港（三成或更低），通過率算高，但許多輔助計劃規模?。ㄈ鐔文昶冢?，申請人因而傾向“小而美”的選題策略。這不僅會造成研究議題零碎化、阻礙學術深化，也讓研究者疲于申請，單年度計劃還沒執行半年，就要匆忙撰寫新計劃書（俗稱“年底作文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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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建議應以多年期計劃為原則、兩年為尺度基本起跳（新進人員計劃可不在此限）。如果是不需收集資料的小型計劃（如分析既有調查庫、文本分析），可用系列方式合并申請。此外，為了增加寫作時間，兩年期計劃或可在計劃結束前，透過評估研究成果，延長一年小額輔助（如僅輔助不需核銷的主持人費），讓大家有更充裕的時間完成分析與寫作。同時，臺科會也宜強化研究成果出版的問責（accountability）。過去在計劃審查時曾有一個五年內執行“臺科會”計劃出版成果的表格，現已移除，僅以“十年內代表著作”進行評估。建議增加“曾執行“臺科會”計劃出版成果”表格，以較長的時間軸來評估計劃執行成果。

項目經費錯置

坦白說，許多臺灣教授年年要申請“臺科會”計劃是因為薪水偏低，計劃主持費成為很有吸引力的誘因。經濟學家許文泰曾撰文指出臺灣研究經費的“資源錯置”，包括側重輔助研究經費，薪資制度卻缺乏彈性（近年來略有改善），以及輔助集中人事費，尤其是不見得有充分效益的專任助理。理工科實驗室的狀況可能不同，社科人文研究能外包給助理的其實很有限，真正需要的是教學減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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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臺科會”研究經費使用范圍未包括buy out教學——這個在國外相當常見的安排，容許學者在特別需要集中心力研究的學期，用研究經費聘任兼任老師以減免部分教學。不過，臺灣的兼任教師給付目前很不合理，若能有臺科會資源挹注，也可增加調整的契機。

項目申請多執行少

在臺灣，“臺科會”提供絕大多數研究經費來源，但單位委托計劃也不少，近年來教育等有關部門也輔助了實踐取向的大學社會責任（USR）計劃與地方創生計劃。手頭上有兩三個計劃的學者其實不在少數，就算未必申請得到，許多人也疲于奔命計劃書，或抱怨其中評鑒、期末結案繁復耗時。

有人會說：這些學者的“時間貧窮”是自我衍生痛苦（self-inflicted pain）吧？但從結構角度來看，很多申請人也有個人以外的壓力，如需要經費來養研究生、?；蛟杭壗o壓力不得不參加比賽、人情邀請參加整合型計劃難以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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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建議“煙花式”的特殊主題計劃不宜太多。如果要有，請給大家充分時間準備（至少半年），最好能先輔助規劃與整合的前導工作。目前常見狀況是：盡管是多年期大型計劃，征求計劃公告到申請截止可能就兩三個月。有些單位的審查與預算核準的時間拖得很長，等到經費下來已經過了大半年。

建議計劃的申請與審查程序可以盡量簡化，讓大家把更多時間用在執行上。例如，如果大學社會責任（USR）很重要，研究生人力培育、國際交流應被視為學術基礎建設，是否就直接編列在高校深耕預算內，可以根據前一年執行成果來作為評估與分配經費的基礎，比大家對未來作文更實際與準確。

教學負擔太重

臺灣學期長度依法為18周。美國學期semester制12周、英國學期11-12周、澳洲、加拿大長一點的學校14周，其中包括一周溫書假（reading week）。所以臺灣教授一學期約多教5-8周。我們錯誤地假定，學期越長、學習質量越佳，但實際上，漫長學期造成師生雙方后繼無力。最近包括臺大在內的一些大學已經嘗試調整為16周，希望這個趨勢可以擴大到各校施行。然而盡管教學在6月初結束，包括研究生論文口試、校內會議都還會拖到7月下旬。對于教學時數高的學者來說，學期長對研究影響更大，要利用寒暑假進行移地研究或密集寫作業比較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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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報銷太難、會議太多……

臺灣學者的時間貧窮，還源自各式因素造成的高昂行政時間成本。由于臺灣會計程序多以防弊而非興利為原則，公務報賬手續相當瑣碎，加上多數學者沒有穩定行政人員協助報賬，多聘用流動頻繁、缺乏行政經驗的年輕研究助理。一筆賬來回被退幾次是常態、而非例外，浪費的不僅是個別學者與助理的時間，也耗去了整個社會可用于研究創新的能量。在三級警戒期間，報賬程序有所放寬，可惜曇花一現，之后又回復繁瑣日常。

另一個值得改進程序是倫理審查（IRB/REC）。盡管大家都同意倫理是一個重要議題，但近年來把倫理審查制度化、單位化，似乎造成了一個組織社會學的經典困境：由于組織需要合理化自身資源與運作，傾向于將程序變得徒具形式，審查人拿了審查費就得盡職地吹毛求疵挑出幾個小毛病。申請程序及審查方式建議主管機關可以更具效能與效率的方式進行，尤其是不涉及人體或高風險群體的人類研究計劃。臺科會對倫審雖無督導權責，但輔助涉及人體研究及人類研究計劃時要求送審。我個人的建議是，人文處可考慮將倫理初審整合在計劃審查程序中，同領域與方法專長的學者應為更合適的審查者（目前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多以生物醫學為主），若符合“免除審查”或“僅具微小風險”者可免送外部IRB審查。符合上述條件的多年期計劃若內容沒有更動，實也無逐年送審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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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臺灣學者的校內會議太多、口試太多。疫情期間，許多會議都改為線上，大家發現其實效果幾無差別，但疫情緩和后多恢復為實體。臺灣的碩士論文計劃書也要正式口試，這恐怕也是世界上少見，許多學校除非特殊情況也不容許線上口試。實體出席的交通時間對外縣市學者負擔更大，建議學校與主管機關盡量減少會議、優先線上舉行。

最后，招生也是臺灣學者很繁重的行政工作，私校更有沉重招生壓力。國外大學多有獨立的招生辦公室來負責大學招生，但我們是由系來承擔招生工作。博碩士生與各種外籍生的招生程序都分開、分批進行，實有整合程序必要。

個人的生存策略

以上指出五個系統性問題，我也了解制度改革需要時間、難以速成，那么，在既有體制中個人可以采取怎樣的生存策略？我有幾個建議供年輕學者參考：首先，我建議研究計劃書盡可能規劃多年期或有延續性，避免太過零碎的困境，提早開始準備新研究計劃，如通過教學來進行文獻回顧與綜合思考。

其次，我誠心建議手頭上不要有太多計劃，計劃帶來的資源需要花更多時間在行政及管理上，勢必擠壓研究與寫作的時間，也更難達成職家平衡。如果先前研究計劃累積了很多資料，可以停一下專心寫作，以免資料變得太舊不易發表，或是因為出版成果不彰造成未來計劃申請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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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繁忙日常中我們需要一些劃界策略，例如，試著保留一天中最有生產力的時間給自己（一小時也好），進行寫作或閱讀；安排教課、開會或口試行程時，盡可能保留一塊你可以專心致志研究的時間（半天也行），然后，躲在沒人打擾你的地方，把臉書跟email關起來。

推文內容來自“社會學理論大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