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籍版本中，人們尤其重視宋版書，為什么宋版書最好。整理古籍必須鑒別版本，這是最基本的工作。版本中應重視善本，歷代善本包括：宋元時代的刻本，明清兩代的精刻精抄本，以及各個時代具有學術價值的稿本、批校題跋本等。其中，最為世人艷羨，視作拱璧珠琳的則為宋版書。

早在明代嘉靖時，錢塘學者高濂曾指出宋版書的優點：“宋代刻書，雕鏤不茍，校閱不訛；書寫肥細有則，印刷清朗，故以宋刻為善。”到了明末崇禎年間，著名的刻書和藏書家毛晉，為搜求宋版書，就在他的藏書樓汲古閣門前，懸掛征求啟事謂：“有以宋槧本至者，門內主人計葉酬錢，每葉出二百……有以時下善本至者，別家出一千，主人出一千二百。”可見當時宋版書流傳不多，藏書家已不是單純地把它作為傳播知識，交流文化的讀物，而是作為珍貴的藝術品和罕見的歷史文物來收藏了。

清初錢謙益（牧齋）和曹溶（秋岳），都是重視版本的藏書家。曹溶為錢氏《絳云樓書目》撰《序》，明確地闡明他選擇藏書的標準是：“所收必宋元版，不取近人所刻及抄本。雖蘇子美、葉石林、三沈集等，以非舊刻，不入目錄中。”清代中葉著名版本校勘學者黃丕烈（蕘圃），因篤嗜收藏宋版書，乃以“佞宋主人”自號，他為獲得了一部宋版《陶詩》，又名其書齋為《陶陶室》。

古人篤愛宋版書如此，今人亦不乏其例。那么，宋版書為什么如此珍貴呢？這是由于宋版書流傳不多，極為罕見，加以宋代刻印的書籍內容近于古本，刊印精美，裝潢考究。北宋時期，除首都汴梁（開封）外，尚有浙江的杭州、福建的建陽、四川的眉山等地，都是刻書的中心。后代的兵燹戰亂、水火天災，給宋版書帶來了厄運，使北宋印本書籍能留存到今天的，除極少數的佛經外，其他書籍有如鳳毛麟角，很難見到了。

南宋小朝廷，偏安江左，但有魚米茶桑棉鹽之利，東西兩浙又盛產紙張，對刻書事業的發展十分有利，當時全國各路均有刻書。而以兩浙東西路的浙刻本最精，成都府路的蜀刻本稍次。福建刻本優劣參半，其中麻沙本最差。各地區刻書又有官刻、家刻、坊刻的區別。官刻刊印裝潢精美，家刻校勘精審，坊刻內容廣泛。

南宋刊刻的書籍，內容的編排形式有了改變。我國古代的經、史，其正文和注疏都分別寫在或刻在兩個書本上。南宋初期，盛行在同一書版上，用大字刻正文，用小字刻注疏。如浙東茶鹽司刻《周易》、《尚書》、《禮記》、《春秋左氏傳》，都把經文、注疏合刻在一版之上。建安（今福建建甌）黃善夫刻《史記》，把《集解》、《索隱》、《正義》都刻在正文之下。這樣給讀者帶來了很大方便。

南宋刻書，數量之多，效率之高，都是空前的。如紹興二年（1132），湖州（吳興）王永從一家刊刻《思溪資福禪院大藏經》，全經五千四百八十卷，從開雕到完成，僅用一年時間，參加刻經的工人多達二百六十余人。其中有一位叫董明的刻字工人，他在湖州刻完《思溪藏經》，于次年去越州（紹興）茶鹽司刊刻《資治通鑒》；紹興九年（1139）又到臨安府刻《漢官儀》，同年在臨安還刻了《唐文粹》。紹興二十八年（1158），又到明州（寧波）刊刻《昭明文選》。此外，還在湖州刻《北山小集》，在臨安刻《后漢書》等。二十余年間，刻書不少，其經歷充分反映當時刻書數量之多和效率之高。

坊刻本即書鋪所刻的書。南宋的書坊多集中在臨安和建陽兩地。它們除了刊印經、史、子、集四部書籍之外，主要刊印佛經、俗文、雜書等民間讀物。現今有鋪名可考的，在臨安和建陽兩地，尚有四十多家。其中最著名的是臨安府陳宅書籍鋪。書肆主人陳起，字宗之，自號陳道人。他擅長詩文，與當時江湖詩人相唱和，編著《江湖小集》刊行于世。，他的兒子陳解元，名思，也開設書鋪，陳氏父子刊印的書籍，在卷尾都分別題有“臨安府棚北睦親坊南陳宅書籍鋪”或“臨安府棚北大街陳解元書籍鋪”一行牌記。因為著名書坊，多設在棚北大街。所以，書坊本又稱“書棚本”。陳氏書籍鋪印書，紙墨工料多選上等，刊刻技術高超，是坊刻本中的精品，極為后世藏書家所寶重。

宋版書為世人珍重若此，究竟它是什么樣子，能否一見便能辨識？要解決這個問題，必須多看實物，加以細心研究。其主要特征是：印書多用皮紙和麻紙，文理堅致有韌性。，版式疏朗雅潔，版心下方往往有刻字工人姓名和每版的字數。

刻書選用字體，各地風格不同。浙本多用秀麗俊俏的歐體字；蜀本多用雄偉樸拙的顏體字；建本字形介于顏、柳之間，橫輕豎重。印書用墨也很講究，色澤青純勻凈。

裝訂形式采用“蝴蝶裝”。其方法是將書葉面對面相對折齊，在書葉反面版心的地方用漿糊粘連，再用較厚的紙包裹作為書皮；從外表看，厚皮包背，與現代的精裝書相似；翻閱時候，書葉兩邊展開，如蝴蝶雙翅，故稱“蝴蝶裝”，簡稱“蝶裝”。宋版書流傳至今，能保持原來蝶裝的，極為難得。現存宋版書多已改裝為清代盛行的“線裝”了。

除以上所述，宋版書尚有一種較突出的特征，即宋刻書多有諱字，尤其以官刻本避諱更多，是鑒定宋版書及其年代的重要依據。

數百年來，借助宋版書保存了后代刻本所沒有的資料，或用宋版書校正明清以來所刻古籍的訛誤，在學術研究和歷史的考證等方面，都起了一定的作用。例如流行最廣，號稱精審的殿本《二十四史》，其中《南齊書·本記第一》有宋孝武帝的宗室劉遐犯罪的記載。，原文是：“遐坐通嫡母殷氏養女，殷舌中出血，眾疑行毒害。”讀此文不禁懷疑，劉遐的嫡母殷氏，舌中出血，怎能就懷疑是被兒子毒害呢？再查閱明監本《南齊書》則作“殷言中出血”。這就更為荒謬了，言語中怎能出血？再校以宋版《南齊書》則為“殷亡，口中血出。”更以《宋書·列傳·宗室》相校證，則有：“遐與嫡母養女云敷私通，殷每禁之，殷暴病卒，未大殮，口鼻流血。”據此則情節與文字俱能吻合，可證宋本之佳。當然，宋版書不是精善無瑕的，有些校勘不精的書坊本，往往存在脫文訛字。讀者如不講求審定版本，就會發生錯誤，鬧出笑話。宋葉夢得《石林燕語》記載有位教官考試生員，所出題目是《乾為金，坤亦為金，何也？》參加考試的生員，雖然有的人熟讀《九經》，但是對此題目卻不知如何下筆。后來，有人懷疑所出之題有誤，請教官取原書查看，果真是福建麻沙本《周易》將“坤為釜”的“釜”字，誤刻為“金”字。教官不察，鬧出了笑話。可見整理古籍，必須重視鑒別版本，但又不能盲目迷信宋版，要擇善而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