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從希臘時代到希臘化時代

有一句話叫“光榮屬于希臘”，我特別喜歡。在古希臘的最鼎盛時期，尤其是在雅典的最鼎盛時期，的確充滿了自由的氣息、理性的光輝和無上的光榮。在短短一百多年的時間里，無數的天才成群結隊地匯聚到這里，造就了人類文明史上難以企及也難以復制的光輝時刻。

伯里克利曾經驕傲地宣稱，雅典是人們為了任何目的都樂于前往的城市。然而，所有的光榮終將逝去，公元前337年，馬其頓王國征服希臘諸城邦，從此，希臘無可挽回地走上了衰敗之路。

亞歷山大的名字標志著一個時代的結束，另一個時代的開始——結束的是希臘時代，開始的是“希臘化”(Hellenistic)時代。作為希臘世界的征服者，亞歷山大大帝同時也是希臘文明的崇拜者。據說在遠征東亞的時候，他經常在酒醉后自稱是古希臘的英雄阿喀琉斯，這個時候，隨行人員，也就是亞里士多德的侄子，就要為他吟誦《荷馬史詩》。每當亞歷山大征服一個地方，就在當地大興土木，仿建希臘的城市，修建圖書館，傳播希臘文明，有人因此評價亞歷山大是“最偉大的推動歷史發展的力量之一，他把文明世界的發展從一個軌道推向了另一個軌道”。

從希臘時代到希臘化時代，這是一個至關重要的變化，希臘的人文精神終于以無形但更有力的方式“化成天下”了！羅馬詩人賀拉斯說：“被征服的希臘征服了其野蠻的征服者。”這或許是文明傳播的必由之路。雖然不再是這個世界的主宰，但雅典卻真正實現了伯里克利的那個理想——成為“人們為了任何目的都樂于前往的城市”。

二、伊壁鳩魯的快樂觀

公元前323年，亞歷山大大帝在東征途中暴斃，雅典爆發了反馬其頓的政治運動，為了不讓雅典人第二次對哲學犯罪，亞里士多德主動選擇離開雅典，回到故鄉，次年亞里士多德病逝。

從公元前322年亞里士多德去世到公元529年最后一個希臘學園被關閉，這個時期的古希臘哲學被稱為“晚期希臘哲學”，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哲學流派是伊壁鳩魯學派、懷疑主義學派和斯多亞學派。它們的思考進路和哲學基礎非常不同，但是無一例外都是退隱和出世的思想底色。

伊壁鳩魯(Epicurus)生于公元前341年，卒于公元前270年，由于用快樂解釋至高善“eudaimonia”，常常被后人貼上“享樂主義者”的標簽，但這是徹頭徹尾的誤解，因為伊壁鳩魯并非縱情聲色之徒，他追求快樂，但不追求享樂。

伊壁鳩魯認為每個人的感覺才是最真實的，個人感覺是我們判斷是非的唯一根據，在所有感覺之中又以快樂最重要。伊壁鳩魯說：“快樂是幸福生活的起點和目標，一切善的根源來自口腹之樂，就是智慧和文化也與此相關。”他一方面承認“每一種快樂都具有自然吸引力”，一方面又認為，“并不是每一種快樂都值得選擇”，為此他區分了三種類型的快樂：

1.自然和必需的快樂；

2.自然但不必需的快樂；

3.既不自然也不必需的快樂。

什么是自然和必需的快樂？伊壁鳩魯說：“面包和水，當放進饑渴的嘴唇，就能產生最大的快樂。”這些快樂是自然的，因為它符合人的天性，這些快樂是必需的，因為它是生存的必要條件。記得有次看到陳坤的采訪，他說人生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憋了兩小時的尿然后一瀉而出，如果伊壁鳩魯聽到這個說法，應該會欣然把它歸入自然和必需的快樂。

哪些快樂是自然但不必需的呢？打個比方，饑腸轆轆的時候，你很自然地想要吃飯，但是如果你并不滿足于吃一碗食堂的炸醬面，而是非要吃傳說中的滿漢全席，這就是在追求自然但不必需的快樂。前兩天看到一則報道，一家五口人在京郊蓋了一幢2000平方米的房子，設計極為藝術且環保，可是這個居住空間顯然超出了必需的范疇，這么多的臥室怎么打掃得過來呢？萬一孩子在家里走丟了怎么辦呢？

除此之外，伊壁鳩魯認為還有一些快樂是既不自然也不必需的，比如名望和權勢。名望和權勢更像是貶義詞，相對中性的表達是榮譽和權力，對亞里士多德來說，它們都屬于政治生活中的善。亞里士多德認為榮譽是不自足的善，因為榮譽依賴于授予者而不是被授予者，當人們熱愛你的時候他們就給你鮮花和掌聲，當人們厭棄你的時候他們就對你抹黑、給你差評。盡管如此，亞里士多德始終認為，政治生活是普通公民最有可能過上的幸福生活，也就是說榮譽是值得追求的善。相比之下，當伊壁鳩魯把榮譽和權力貶低為名望和權勢，視之為既不自然又不必需的快樂時，就意味著他徹底放棄政治生活，退守到私人生活中，把個人的感受和私人的幸福視為頭等大事。伊壁鳩魯學派的口號是：“我們應當從日常責任和政治事務的牢房中逃離出去。”“除非迫不得已，圣哲絕不會參與公共事務。”這與亞里士多德的入世精神顯然是背道而馳的。所以羅素才會這樣感慨：

亞里士多德是歡樂地正視世界的最后一個希臘哲學家；從他而后，所有的哲學家都是以這樣或那樣的形式而具有著一種逃避的哲學。世界是不好的，讓我們學會遺世而獨立吧。身外之物是靠不住的；它們都是幸運的賜予，而不是我們自己努力的報酬。唯有主觀的財富—即德行，或者是通過聽天由命而得到的滿足—才是可靠的，因此，唯有這些才是有智慧的人所要重視的。

三、用哲學治療靈魂的疾病

伊壁鳩魯主義者認為，哲學的唯一功能是治療，就像醫術治療身體的疾病，哲學治療靈魂的疾病。靈魂的疾病來自虛假錯誤的觀念，所以為了治療靈魂的疾病，就必須用觀念來治療觀念。

三種快樂類型的區分就是觀念治療的一個典型案例。這個區分讓我們意識到宴飲、豪宅、名望、權勢—所有這些看似有價值的東西，不過是文明的產物、人造的欲望，執著于這些錯誤的觀念，會讓我們的人生像是在坐過山車，時而快樂時而驚恐，永遠處于煎熬之中，唯有去除虛假的觀念，回到事實本身，追求那些自然而必需的快樂，我們才能真正獲得內心的平靜。伊壁鳩魯說：“最高的幸福是不可增減的，人們在動態快樂中得到的享受或強或弱，只有在靜態快樂中才能處于平穩不變的幸福狀態。”

我們可以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伊壁鳩魯看似主張追求快樂，其實是在強調規避痛苦。在所有的痛苦之中，死亡應該是最本體論的痛苦。在這個問題上，伊壁鳩魯的治療方案是這樣的：人死之后，身體就會分解成為原子，而原子是不會有感覺的，所以“死對我們毫無影響”。

作為晚期希臘哲學的代表，伊壁鳩魯學派的一個突出特征，就是不再把城邦看作實現個人幸福的基礎單位，他們對政治生活灰心失望，敬而遠之，甚至對宗教也不抱任何希望，認為神根本就不關心人世，因此要想獲得現世的幸福，就只能訴諸個體的努力。作為感覺主義者，他們不像后來的斯多亞學派那樣重視理性，而是把注意力聚焦在“對肉體和精神的快樂的直接渴望上”（斯通普夫語）。但是我們特別要注意的是，伊壁鳩魯主義者不是享樂主義者，當他們說快樂是終極目標時，特指的是“身體的無痛苦和靈魂的不受干擾”。同時，伊壁鳩魯主義者也不是禁欲主義者，他們從不否定自然而必需的快樂，比如，伊壁鳩魯本人就曾經說過：“送我一罐奶酪，好讓我想要的時候飽餐一頓盛宴。”這讓他們與犬儒學派和斯多亞學派劃清了界限。

（本文節選自周濂：《打開：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學課》，標題為選者擬，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