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北京、上海3月消費顯著下滑,大宗商品跌幅超全國均值,汽車、通訊器材等領跌。消費補貼政策刺激效果疲軟,家庭債務高企抑制需求,人口下降加劇零售頹勢。稅收下降與GDP增長背離,折射內需疲弱。兩大一線城市消費遇冷,或成全國消費市場收縮的警示信號。
一、與全國商品零售額明顯增長相反,中國消費的標桿----北京、上海3月份商品零售額同比大幅下降。
上周,在國家統計局公布的2025年3月份全國消費品零售額同比上漲5.9%,顯示全國消費回暖的時候,北京統計局公布的數據卻顯示出首都消費仍處于冰冷的寒冬之中。3月份,北京當月消費品零售額同比大跌9.9%至1049億元,跌幅接近10%。一季度,社會消費品零售額為3459億元,同比下跌3.3%。
但消費處于寒冬期的,并非孤獨的北京,上海也是其同伴。上海統計局官網雖然還未公布3月份的零售總額數據,但在其4月23日公布的《2025年一季度上海市國民經濟運行情況》中,披露了該市一季度消費品零售總額為4057.45億元,同比下降1.1%。減去其官網已經公開的1-2月的商品零售總額2777億元,上海3月份的商品零售總額為1280億元,比去年3月的1491億元,大幅下降了14.1%。
在中美貿易戰日趨升級的時候,國內市場的需求決定著我們反制美國關稅措施的底氣。國內最重要、最繁華、收入最高、市區人口最多的兩個城市,向來是中國消費市場的標桿,他們在1月至2月春節期間的消費比較糟糕,我們可以歸咎于大量的北京、上海人返鄉過年,帶走了消費。3月份的消費居然比前兩個月更糟糕,這就需要引起我們的高度警惕了。
二、從兩地社會商品零售總額的分類數據看,北京、上海消費低于全國平均水平,主要受大宗消費拖累,也反映消費者信心不足。
北京市統計局發布的最新數據顯示,3月北京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下降9.9%,其中,除金銀珠寶零售額同比大幅增長28.5%,糧油零售額增長1%之外,其他類別零售額均有不同幅度的下滑。
其中餐飲收入在去年3月下降6.5%的基礎上,今年3月繼續下降3.1%,說明北京的整個餐飲業這兩年非常不景氣。
通訊器材、文體辦公用品、汽車零售額居跌幅榜前三,3月同比分別下降了38.2%、21.2%和20.2%。
應該屬于消費彈性比較小的日用品和化妝品零售額,同比下降幅度居然也超過兩位數,分別下降了13%和10.9%。這是令人驚訝的消費萎縮。
與通訊器材、汽車一樣,屬于“兩新”(大規模設備更新和消費品以舊換新)消費補貼范圍的家用電器零售額,也下滑了6.7%,雖然比通訊器材和汽車38.2%和20.2%的下滑幅度小很多。
上海沒有公布3月份的分類零售額資料。但其前兩個月的分類銷售情況,與北京大同小異。前兩個月,上海的餐飲收入下降了4.3%,而去年2月和3月,上海的餐飲收入同比分別下降了5.6%和6.2%。
在3個主要的消費補貼類別中,上海的汽車零售額下跌了19.4%,家用電器零售額下降了4.7%,但通訊器材零售額大幅度增長了12.7%。
消費彈性比較小的日用品和化妝品零售額,上海前兩月日用品零售額下降了2.4%,但化妝品零售額增長了2.8%。
但上海人不如北京人那么愛購買金銀珠寶來保值增值,1-2月上海的金銀珠寶零售額同比下降了6.6%。
三、從北京、上海的數據來看,持續以消費補貼為杠桿來刺激消費,效果可能難以持續。
今年3月發布的政府工作報告,將大力提振消費列在各項工作首位。同月,中辦、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提振消費專項行動方案》,進一步明確了提振消費的細節。
北京、上海在國家作出部署后,今年3月也分別出臺提振消費行動方案。
北京推出近30條具體舉措。在全國通用的消費補貼之外,北京還推出餐飲消費券、3C購新補貼等;針對汽車消費,還推出汽車消費券、汽車報廢更新補貼,以及汽車置換更新補貼。
上海則以六大專項行動擴消費。力推“首發上海3.0”政策,對來滬首發、首秀、首展、首店,釋放“首發上海”給予具體獎勵;出臺5項措施刺激餐飲消費。
但總的來看,與全國在消費補貼刺激下,3月份家用電器銷售額大幅增長35.1%、通訊器材零售額大幅增長28.6%、汽車銷售額增長5.5%的效果對比,“兩新”政策對北京和上海的刺激作用,似乎無效。
當然,也有一種可能,北京、上海等一線城市去年率先推出消費品補貼政策,但隨著大部分消費需求得到釋放,這類政策的效果可能難以持續。如果這一觀點成立,這對我們財政部、商務部持續的以消費補貼為杠桿來刺激消費的效果,將是一種預警。
但很顯然,這三類大宗商品零售額大幅下滑,拉大了北京上海與全國零售額增長的差距。
四、有人說,由于這兩個一線城市核心區的住房限購政策,導致他們的常住人口減少,進而影響了他們的消費規模。
3月20日,北京市統計局發布《北京市2024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2024年末該市常住人口2183.2萬人,比上年末減少2.6萬人,下降0.12%。2023年北京戶籍人口為1431.2萬人,占65.6%;而非戶籍常住人口為754.6萬人,占34.4%。
2025年3月25日,上海市統計局發布《2024年上海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截至2024年年末,該市常住人口為2480.26萬人,比上一年減少7.19萬人,人口下降0.29%。其中戶籍常住人口1496.77萬人,占比60.3%,增加16.6萬人;外來常住人口983.49萬人,占比39.7%,減少23.79萬人。
從人口角度看,北京和上海分別減少了0.12%和0.29%,但他們3月份的零售額分別減少了9.9%和14.1%。由此來看,人口下降是他們零售額下降的原因之一,但并非主要原因。
五、還有一種觀點認為,北京、上海家庭債務率相比三四線城市更高,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消費。
理論上說,消費狀況,本質上是當前的經濟現實決定的。至少有三個重要因素對居民消費產生重要影響:
第一,經濟持續疲軟、民眾收入預期隨之降低,這將導致消費的可持續性減弱;
第二,作為財產蓄水池的房產價格走低,財富效應隨之消失。特別是當房價下降到背負房貸的家庭,房屋的實時價值低于貸款余額,房產從凈資產變為負資產時,將對他們產生嚴重的負面心理沖擊,導致他們急劇收縮消費。
第三,債務收入比越高,消費意愿越低。當居民的債務收入比持續增加時,意味著收入中用于還本付息的支出比例持續走高,可用于消費的比例持續降低。
2024年,全國居民貸款余額為82.83萬億元,人均負債5.87萬元。當年居民可支配收入為41314元,債務收入比為142.2%,根據IMF的數據,按債務收入比排名,我們的家庭負債在經合組織中最高。
根據央行北京分行發布的北京市貨幣信貸統計數據報告,2024年北京市住戶貸款余額2.6萬億元,人均負債11.91萬元,是全國平均水平的2.03倍。北京的人均可支配收入85415元,是全國平均水平的2.07倍。其常住人口2183.2 萬人,據此計算,北京居民債務收入比為139.4%,實際上比全國平均水平低2.8個百分點。
根據央行上海分行發布的北京市貨幣信貸統計數據報告,2024年上海市住戶貸款余額3.54萬億元,人均負債14.27萬元,是全國平均負債的2.43倍;當年上海人均可支配收入88366元,是全國平均水平的2.14倍;常住人口2480.26萬人,據此計算,上海居民債務收入比為161.5%,比全國平均水平高19.3個百分點。
所以,從家庭負債的角度看,北京的家庭負債實際上低于全國平均水平,負債不應成為北京消費收縮的原因。上海家庭負債明顯高于全國平均水平,應該對其消費產生了一定的負面影響。
六、結合一季度稅收下降的事實,或許北京和上海的消費收縮,具有共性,是全國消費市場的縮影。
我們經常感覺到,宏觀經濟數據與微觀個人體驗,有較大的差距。GDP看上去增長不錯,但我們放眼可見,很多店鋪關門多月,一些店鋪正在轉讓,開門的店鋪生意普遍不佳,生意好的店鋪,非常少。
其實個人的體驗并沒有錯,畢竟,一季度全國的稅收收入同比下降了3.5%。
一季度,北京GDP增長5.5%,上海GDP增長5.1%,全國GDP增長5.4%。三郎在《為什么一季度全國GDP大幅增長,但稅收顯著下降?》一文中,為大家抽絲剝繭解釋過,其中,GDP價格縮減系數下降了0.8%,影響GDP可比價增速比名義增速多了0.8個百分點;全國各地用于消費補貼的金額應該超過2000億元,推高零售額多增長1.6%,GDP多增長0.63%;7549億元的出口退稅,推動GDP多增長2.67%;居民自有住房服務價值核算方法,由成本法改為租金法,推動GDP多增長0.25%;統計數據誤差,特別是下調了固定資產投資、社會商品零售總額等基數,影響GDP多增長了2.6%。
實際上,上述這些因素中,沒有一個可以增加我們的收入和消費,但它們都切切實實推動了GDP的增長。如果剔除上述因素帶來的GDP增長,一季度全國GDP將下降1.55%。與稅收數據差不多,與我們的體感也較為接近。
去年一季度國家統計局公布的社會商品零售總額為120327億元,今年一季度為124671億元,直接計算同比僅增長3.6%,但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增速為4.6%。很顯然,國家統計局下調了去年一季度的零售額。上海、北京也如此。
2025年1-2月,上海市統計局公布的零售額為2777.4億元,同比下降1%。但去年1-2月該局公布的零售額為3123.49億元。直接對比,今年1-2月上海零售額應該下降了11.1%。很顯然,上海統計局下調了去年同期的基數。所以,我們推算3月份上海零售額下降了14.1%,或許該局公布3月份零售額時,也會下調3月份的基數,那么3月份上海零售額官方的下降幅度,或許比較小。
北京公布的3月份零售額下降9.9%,實際上也是下調了基數的結果。
北京去年公布的3月份零售額為1178.91億元,今年3月為1048.57億元,直接對比,實際下降了11.1%。
【作者:徐三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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