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宇琛

沈陽有個于洪區，于洪區有個警察叫劉威。

在遼寧省的毒情監測版圖上，于洪區多年來像個模范生，總是名列前茅。

這意味著這里的社會面，干凈，至少在毒品這個問題上格外干凈。

老百姓大概會覺得，這是平安建設的碩果，是社區治理的典范，是歲月靜好的注腳。

但這份優秀，對于洪分局禁毒大隊的原副大隊長劉威來說，卻成了一塊心病，一種負擔：

毒情社會面管控太好了，以至于無案可破。

好到了什么程度？好到了幾乎：

沒有毒品犯罪。

陽光普照，陰霾自消。這本該是禁毒工作的終極理想，是天下無毒愿景的局部實現。

對于像劉威這樣，把三十年職業生涯都奉獻給警徽的老警察來說，這理應是最高的勛章。

他從基層巡警干起，派出所、刑警隊、治安隊，一路走來，三等功也立了好幾次。

然而，現實世界的邏輯，總在關鍵時刻顯露出它獨特的幽默感，或者說，殘酷性。

因為沒有毒品犯罪，直接導致了一個非常具體的問題：

緝毒警察無法完成上級的打擊處理毒品犯罪考核指標。

考核指標。

這四個字，對體制內的人來說，意味著太多：

指標是指揮棒，是度量衡，是評價體系的核心。

打擊處理毒品犯罪，首先你得有毒品犯罪讓你去打擊，有犯罪分子讓你去處理。

這邏輯簡單、直接，甚至可以說天經地義。

可偏偏，于洪區管控太好了。這就好比一個醫生，因為社區太健康，找不到足夠的病人來完成他的診療量指標一樣。

聽起來荒謬，但它就真切地發生在了劉威身上。自2021年2月擔任禁毒大隊副大隊長，尤其是在大隊長空缺、由他實際主持工作后，這種壓力變得尤為具體。

他的工作筆記，成了這種焦慮的忠實記錄者：

市局全年考核數據通報：××局長對我局進行批評……組織不力、推動不力，線索不多、本地線索少。

批評背后，是實實在在的壓力：

××局組織禁毒大隊進行整改……年底進行沖刺，設定目標，多完成（的）計入明年工作成果。

沖刺，需要燃料。打擊毒品犯罪的沖刺，燃料就是案件線索，是實打實的破案數、抓獲數：

11月6日，分局工作調度會，于洪分局禁毒工作全市落后。

這種評價上的撕裂，足以讓任何一個身處其中的負責人夜不能寐：

管控太好的第一名，在考核體系里滑落成了全市落后。

問題擺在面前，如何改變落后局面？如何找到那稀缺的本地線索？

劉威并非沒有努力。

他積極學習外地經驗，比如浙江警方獲取境外線索的方法。

他認為那套打法值得借鑒，還特意：

帶隊去浙江取經。

他想解決問題，想在規則內把工作做好。

轉機，出現在2023年6月。

那個他曾協助浙江警方抓獲，后被取保候審的販毒人員黃輝兆，回到了沈陽，并按規定到于洪禁毒大隊報到。

劉威眼中，黃輝兆的價值，不僅僅在于他是個需要監管的對象。更在于他：

能熟練使用境外通信軟件，從而接觸到涉毒群體。

這是一個潛在的資源。在本地線索枯竭的困境下，境外線索似乎成了一片新的藍海。

一個計劃在劉威心中逐漸成型，他向黃輝兆拋出了橄欖枝：

做我的特情。

“特情”是“特殊情報人員”的簡稱。

工作筆記再次印證了這一點：“6月22日，工作重點：建黃輝兆為特情。”

目標很明確：

境外聊天，聊毒人，找圖偵，情報研判。

黃輝兆很快上手。他聯系上了一個在泰國的華人，對方聲稱有大麻出售。

接下來的劇情，開始偏離正常的軌道。

劉威做出了一個關鍵的決定：他讓黃輝兆繼續聯系，并且提供了收貨地址。這個地址非同尋常：

沈陽市于洪區公安分局的地址。

收件人，則寫了一位：

輔警。

劉威后來的解釋是，這樣做是為了雙重保險：一、防止毒品落入線人手中失控；二、方便固定證據。

這聽起來，似乎是在用一種合規的方式，確保整個過程處于掌控之下。

從2023年6月到9月，泰國方面寄來了三個包裹。劉威稱，打開后發現是一些樹葉或零食。這被檢察院認定為境外毒販在測試郵路。就像釣魚前的試探，確保魚餌能安全到達。

平靜持續了幾個月。

直到2023年12月18日，第四個包裹抵達。這次不再是偽裝。

按照劉威的安排，兩名輔警前去單位門口的快遞柜取件。一個負責錄像，一個戴著手套操作。他們并不知道自己取的是什么，只是執行領導的指令。然而：

分局捕蟬，市局在后。

他們剛拿到包裹，就被旁邊蹲守的警察控制。這些警察來自沈陽市公安局禁毒支隊和渾南分局禁毒大隊。他們不是偶然出現，而是根據三天前獲得的線索，早已在此布控。

包裹打開，是四袋大麻植株，160.25克。鑒定結論均含有四氫大麻酚成分，屬于毒品。

而那條導致布控的關鍵線索，指向的正是劉威的線人黃輝兆（化名）。

更具戲劇性的是，幾天后，劉威還主動聯系公安機關，說又一個來自泰國的包裹寄到了。這一次，查獲量更大，1352.09克。他似乎還想繼續他的偵查。

但一切已經失控。等待他的，是停職、免職，最終是被刑事立案，涉嫌的罪名是：

走私毒品罪。

法庭上，劉威堅稱無罪。他和他的辯護人反復強調：

控制下交付。

辯護人說，毒品收貨地址是公安局，名義收件人是民警（輔警），電話也是民警的，全程錄像，毒品自始至終在禁毒部門控制下，沒有流入社會，沒有現實危害。

《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確實允許“控制下交付”。但它有一個重要的前提：

必要時經縣級以上公安機關負責人決定。

而劉威的問題在于，相關領導作證，劉威使用特勤人員并未向他們報備，亦未走相關流程審批。毒品交付也未提前告知。

這就觸及了一個核心的矛盾，沒有事先的審批，所謂的控制下交付就失去了合法性的根基。它不再是國家認可的偵查手段，而更像是被逼到墻角的個人冒險。

為什么不報批？劉威的辯護人給出了一個解釋，直指那個讓劉威倍感壓力的困境：

這就是一個死循環。

這個死循環的邏輯鏈條大致是這樣的：

評價落后/指標壓力

急需新案件

本地沒線索

想用特殊手段（特情）獲取境外線索

想用特殊手段需先立案

立案需線索

本地沒線索

無法立案

無法（合規）使用特殊手段

無法獲取新線索

無法獲得新案件

評價繼續落后/指標繼續壓力

這個循環，像一個無形的牢籠。

困住了試圖在規則內解決問題的劉威。

他看到的現實或許是：

嚴格遵守程序，就意味著坐視落后，無法交代。

而要打破僵局，似乎只剩下：

兵行險著，先搞出成果再說。

這背后，是一種結果導向思維在特定壓力下的變形。

當然，更值得審視的，或許是那個驅動行為的指標壓力本身，是否足夠合理。

為了完成任務而不擇手段的邏輯，并不鮮見。

當KPI（關鍵績效指標）被置于至高無上的地位時，異化便可能隨之而來：

為了環保數字好看，監測點位可能從鬧市遷往公園；

為了招商任務達標，土地紅線也敢于觸碰；

為了學校排名提升，素質教育的空間被不斷擠壓。

指標，本是為了衡量與促進工作。

但當指標本身成為目的，甚至超越了工作本身的意義時，它就開始扭曲行為：

指標或誘導或逼迫人們偏離最初的目標。

就像禁毒。

目標是減少毒品犯罪，凈化社會環境。

但當考核過度聚焦于破案數、抓獲數，一個已經很干凈的環境，反而成了執行者難以承受之重。

于是，一個吊詭的局面出現了：

良好的治理狀態（社會面無毒），反而導向了負面的評價（考核落后），進而可能催生出不正常的行為（創造案件）。

劉威的行為，有法律的標尺衡量。

他涉嫌犯罪，是清晰的。

但將他推向懸崖邊緣的，僅僅是他個人的選擇嗎？

當無毒意味著無功，這套評價體系究竟在獎勵什么，又在懲罰什么？一個旨在消滅犯罪的系統，如何最終陷入了“必須先創造犯罪才能消滅犯罪”的怪圈？

當一個旨在消滅犯罪的系統，其評價機制卻在某種程度上依賴于犯罪的持續存在，以便有案可破。

這本身就構成了一種悖論的緊張。

它迫使身處其中的人去思考：

我們追求的，究竟是沒有犯罪的現實，還是填滿報表的數字？

“控制下交付”，這步險棋，終究是走了。

那道門檻：

縣級以上公安機關負責人決定。

劉威沒有去敲。

沒有報備，沒有審批。

于是，他自己走了另一條路：

一條通往破案的路，終點卻是涉案。

他的三十年從警生涯，以如此方式走向終點，令人唏噓。

他從一個試圖解決指標困境的執行者，變成了被追究刑事責任的對象。

那張冰冷的考核表，究竟需要什么祭品？是轄區的無毒，還是一個有案的警察？

或許，真正的悲劇，并不在于一個人的沉淪，而在于那驅動沉淪的規則本身，早已在平靜的水面下布好了網。它獎勵的不是一片祥和，而是捕獵中的喧囂；它需要的不是天下無賊的安寧，而是時刻有賊可抓的忙碌。

一片寂靜的干凈，原來也是一種過錯。當干凈本身成為一種需要被“解決”的問題時，我們又該為什么樣的功績而喝彩？

寫于2025年4月24日

本文案件信息來自南方周末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