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4月6日，北京西郊的京西賓館迎來了一場特殊的會議，教育部召集全國36個單位的41名代表，召開“高等學校招生工作座談會”。這場會議原本是為討論當年的招生政策，卻意外成為廢除高考的導火索，有人直接在會上提出：“高考制度是資產階級的產物，工農子弟被分數卡在門外！”

新中國的高考制度始于1952年，自設立以來，為黨和國家輸送了大批人才，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作出了巨大貢獻，但也引發了諸多爭議。因為高考升學是當時就業的主要渠道，國家對高校學生采取“包下來”的政策，高考的競爭相對比較激烈，因而基礎教育存在追求升學率的現象，學生的課業負擔確實比較沉重。

1964年3月10日，北京鐵路二中校長魏蓮一給毛澤東寫了一封關于減輕中學生負擔問題的信，信中指出，教育部規定中學生每天的上課時間是8節課，實際上中學生每天必須學習9到10小時，負擔很重，而且某些學校和教師片面追求升學率，侵占了學生的休息時間。魏蓮一認為，當前的教育體系急需改革。

魏蓮一（左）

毛澤東對魏蓮一的來信非常重視，他在信上作出批示：

此件應發給中央宣傳部、教育部各正副部長以及北京市委和管教育同志，請他們加以調查研究。現在學校課程太多，對學生壓力太大，講授又不甚得法。考試方法以學生為敵人，舉行突然襲擊。這3項都是不利于培養青年們德、智、體諸方面生動活潑地主動地得到發展的。

這就是教育領域的“310”指示，此后相關部門發出3份減負文件，這在我國教育史上是絕無僅有的。

7月5日，毛澤東和在哈軍工上學的侄子毛遠新談話時，提出學生應該參加階級斗爭的主張，他說：“階級斗爭是你們的一門主課，你們學院應該去農村搞‘四清’，去工廠搞‘五反’。階級斗爭都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學畢業？”這是毛澤東首次提出學生要離開課堂、到課外去從事階級斗爭的看法，他認為無產階級事業的接班人，必須通過大風大浪、階級斗爭的方式進行培養。

毛澤東和毛遠新

1966年，紅衛兵組織在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支持下，很快遍及全國。在全國范圍內進行大批判和大革命的背景下，6月6日，北京市第一女子中學高三（四）班的學生為廢除高考制度，給黨中央和毛澤東寫了一封信，信中說他們是中學生，是即將畢業的高中畢業生，高考是為資本主義復辟服務的，是造就新資產階級分子、修正主義分子的工具，因此砸爛高考制度是他們的責任。

毛澤東對這封信的內容非常贊賞，他后來在談話中多次強調：“高考把學生當作敵人，公開襲擊，定期襲擊。高考助長學生死記硬背，不是引導學生活潑主動的發展。高考按平均分數錄取，要學生門門功課都好。高考超出中學課程范圍，高考出難題，學生家長抱怨。學生緊張，高考每年總有人暈倒，把學生考焦了！”

7月2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正式發布《關于改革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

從今年起，招生工作下放到省市自治區辦理。高等學校招生，取消考試，采取推薦和選拔相結合的辦法。高等學校選拔新生，必須堅持政治第一的原則……

這個通知的發布，標志著從1952年以來全國統一高考制度的取消，盡管通知指出取消高等學校的招生考試，并沒有取消高校招生，但是隨著“運動”的發展，從1966年至1969年，全國高校全面停招，1079萬本應升學的初高中畢業生被送往農村“接受再教育”。

1970年，部分高校重啟招生，但規則已變：學生必須來自工農兵，還需要經過“自愿報名、群眾推薦、領導批準、學校復審”。但這一新制度很快暴露出問題，某高校的調查報告顯示，部分學員的文化水平僅小學程度，課堂需從四則運算教起，一位數學教授私下感慨：“這哪是大學？分明是掃盲班！”

1977年8月，第三次復出的鄧小平正式拍板決定恢復高考。1977年冬天，全國舉行了至今唯一的一次冬季高考，570萬學生報了名，加上1978年夏季的考生，兩季考生達到了1160萬人。這些考生從山村、漁鄉、牧場、工廠、礦山、營房、課堂奔向考場，一個貌似可以通過公平考試競爭改變自己命運的時代，又回到了億萬民眾的中間……

1966年的高考廢除，是特殊年代政治邏輯的產物：階級斗爭的需要、平均主義的理想、對實踐經驗的神圣化。它改寫了一代人的命運軌跡，也留下教育公平與質量的深刻教訓。1977年的恢復高考，則標志著中國重回理性選拔人才的軌道。兩場轉折，映照出一個國家在現代化進程中如何平衡理想與現實。

學生進行高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