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8日至26日，第15屆北京國際電影節在北京舉辦。今年恰逢中瑞建交75周年暨中瑞旅游文化年，瑞士以主賓國身份深度參與本屆北京國際電影節，不僅有諸多電影領域行業領袖來華，還將推出“瑞士電影周”，展映多部瑞士經典與新銳作品。

在來華的瑞士電影代表團中，一位曾在中國留學的年輕電影導演受到了廣泛關注，他就是西里爾·舒布林。舒布林1984年出生于瑞士蘇黎世，2004年至2006年曾在中央戲劇學院學習普通話和電影制作，后又前往德國電影電視學院攻讀電影導演專業。

回到瑞士后，他執導了自己的首部故事片《他們說“我很好”》，并擔任制片。該片在多個電影節上映，獲得了多個國際獎項和榮譽。2022年，他執導的第二部故事片《擺動》上映，這部影片獲得了當年北影節最佳藝術貢獻獎和最佳攝影獎。

再次來到北影節，舒布林有了新的身份，他受邀擔任本屆電影節“注目未來”單元評委。

4月23日，舒布林接受了新京報記者采訪，談到20年前來到北京學習的原因，以及這段經歷對他電影制作的影響。

瑞士導演、第15屆北京國際電影節“注目未來”單元評委西里爾·舒布林。新京報記者 謝蓮 攝

新京報：作為“注目未來”單元的國際評委，你再一次來到北京國際電影節有何感想？在今年的北京國際電影節中，你期待看到什么樣的“未來”？

舒布林：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我在2013年就參加了北京大學生電影節。2022年因為新冠大流行，我沒能來，這很令人難過。這次我很興奮再次收到（北京國際電影節的）邀請來到北京，可以觀看所有這些電影。

我的上一部電影是以19世紀瑞士鐘表制造商為背景的，我發現有趣之處在于，當你制作一部關于過去歷史的電影時，它也總是一部關于“現在”的電影——因為沒有人知道過去到底發生了什么，你無法展示一幅關于過去的真實畫面。

所以，我認為每一部關于歷史的電影其實更多的反映的是現在，對于“未來”也是如此。當我們有關于未來的電影想法時，它更多地反映了我們的現在，因為沒有人知道未來會是什么樣。

我認為這是電影制作中非常有意思的事情，那就是到最后它談論的總是我們的現在。因為電影制作與機器緊密相連，它是一個機器藝術，攝像機、錄音機等都是，但它仍然無法預見未來。它仍然只是關于一個人試圖理解現在的藝術。

現在有了人工智能以及各種各樣的工具，我們認為我們知道很多，但我們仍然無法預測未來。

新京報：你曾在北京中央戲劇學院學習普通話和電影制作，也在許多中國電影制作中擔任助理。這些經歷是如何影響了你的電影敘事？

舒布林：首先，我要談談我為什么來中國。在瑞士，我爺爺奶奶那一輩會用這樣一種表達：如果你不理解什么東西，你就說這是中文。我的奶奶總是這樣對我說。我當時并不理解，因為我那時認為，中國就像是另一個世界，一個遠離自己世界的世界。于是我想，如果沒有人理解這個東西，那我應該去那里看看，試著學習這門語言，看看它是否可以學會。這就是我來中國的原因。

當我來到這里的時候，我剛20歲，還很年輕，很多東西還不太了解，比如事情是如何組織的，人們如何相互交談等等。但我并沒有對這種情況感到絕望，而是接受了它。我想，這種不理解的狀態可能也是我拍電影的一種狀態。我喜歡處于一種并不理解所有的事情，并非所有的事情都有明確意義的狀態之中。然后，我試圖找出到底發生了什么。

我想起有一位俄羅斯電影記者曾經寫了一篇關于我的電影的優美文字，他說，看我的電影，感覺就像外星人穿著制服，然后四處張望。我喜歡這樣的比喻。我認為這也與我在中國的經歷有關，對所看到的東西感到驚訝和震驚，但你不需要理解它。

新京報：你對當時的北京有什么特別的記憶嗎？

舒布林：你問我關于北京的一段記憶，我想我很幸運能在這里找到朋友。我在這里還有一個好朋友一直保持著聯系。我記得我們剛開始的時候一起出去玩，我們會討論很多問題。他問我關于瑞士的事，我問他關于中國的事。

這很有趣，此前我們都認為我們知道這是怎么回事，但當我們在一起交談時，我們發現我們并不知道全部的真相，我們都只是這個世界的一部分。這也是讓我印象深刻的一件事，那就是沒有最終的真相。

我還想到了一條叫南鑼鼓巷的街。我上周去了那里，看到它是如何改變的。當我住在北京的時候，南鑼鼓巷是一條非常安靜的胡同，有幾家酒吧、商店和餐館。我在北京早期的整個生活都發生在那個胡同里。我在那里有太多的回憶。

2025年4月20日，北京，第15屆北京電影節評委見面會。“注目未來”單元評委金晨 、日本導演薩布、中國演員宋洋、瑞士導演西里爾·舒布林與現場觀眾一同合影。圖/IC Photo

新京報：在你的電影中有融入過中國元素嗎？

舒布林：我在北京的時候，在這里拍過幾部電影。我有一個朋友是個詩人。我們把他的一首詩拍成了電影，后來在我的第一部故事片電影中，我們看到了中國人的場景。在我的下一部電影中，也會有很多中國人。

新京報：為何你的電影都是關于瑞士的相關概念，譬如銀行員工、鐘表廠工人？

舒布林：關于瑞士是什么樣子，有很多的預測和想象，或者也可以說是老生常談的東西。我喜歡玩這些關于瑞士的想法。我有一個朋友曾經問我，你的第一部電影是關于銀行的，第二部電影是關于手表的，那第三部電影是不是關于巧克力了？我不會拍一部關于巧克力的電影，但這可能會是很棒的想法。

新京報：今年是中瑞建交75周年，也是中國瑞士旅游文化年。你是否認為電影可以作為一種語言或者媒介，推動瑞士人與中國人，或者西方人與東方人之間的相互理解？

舒布林：我想是的。我認為電影的真正有趣之處在于，它是一種非常奇怪的藝術。與音樂或詩歌等其他藝術相比，它仍然很新。當我們制作電影時，我們試圖讓它有意義，譬如我們試圖向世界展示一些我們所有人都可以理解的想法。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們都是處于同樣的狀況中——當你拍一部電影時，你在世界的哪個角落并不重要。

所以我相信，電影可以幫助理解一件事，那就是我們作為人類所知甚少。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它可以幫助人們更好地理解對方。當你看到你們的共同點，這有助于幫助理解對方。而我認為人類所有人都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我們并不了解一切。

新京報記者 謝蓮

編輯 胡杰 校對 張彥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