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燕公子

世界上只有一種罪行，那就是盜竊。

當你說謊，你偷走別人知道真相的權利；當你詐騙，你偷走公平的權利。而最無恥、最不可饒恕的竊賊，是索性偷走別人的人生。

1990年，河南沁陽的農村少年席南高考后遲遲未收到錄取通知，遂轉身成為一名輔警，這一干，就是35年，因為學歷不夠，始終沒有編制。

原以為命運就此定格，不料2022年7月，一通來自孟州市衛健委的電話打破平靜：“你的錄取通知書當年被人冒領了。”

席南這才得知，當年他考上了焦作衛校，卻被同屆考生李某剛截留通知書。李某剛將自己的本名改為“李席南”，冒用“席南”之身份入學。

畢業后，李某剛以干部身份分配進入衛生系統，一路升遷至衛生院副院長。若不是后來孟川市衛健委專審發現，“李席南”的人事檔案存在信息不一致的問題，指不定還能往上“進步進步”。

得知真相的席南，找到了孟州市衛健委，并在“李席南”的檔案里，看到了自己當年的照片、筆跡和報考材料——此情此景，頗有物是人非、命運捉弄之感。

事情敗露后，“李席南”被開除公職、撤銷學歷，但席南的追問卻陷入僵局：為何冒名者未被移送司法？誰在當年為他鋪路？

孟州市衛健委承認“建議移交司法機關未落實”，卻無法解釋原因。如今54歲的席南，仍在等待一個答案：“我只想知道，是誰偷走了我的人生？”

明眼人都明白，單靠“李席南”一人之力，根本無可能完成這場人生互換，所以，席南的問題這樣問才更準確——“究竟是誰，合伙偷走了他的人生？”

席南的遭遇，并非孤例。此前我曾寫過一篇類似的文章，在吉林長春，50歲的藥店售貨員朱麗春，同樣在2020年遭遇“人生地震”。

當時，一名自稱“中間人”的男子找上門，揭開一樁埋藏30年的秘密：1990年，女子謝某冒領了她的中專錄取通知書，頂替她進入了長春計算機職業技術學校。

畢業后，謝某進入中國農業銀行吉林省分行，安穩工作至退休前夕。而真正的朱麗春，因“落榜”輾轉打工、撿廢品，干著最底層的活，拿著最少的工資，半生潦倒，連一份兜底的社保都沒有。

可以這么說，朱麗春的半生潦倒，始作俑者便是謝某。荒誕的是，當銀行內部稽查發現謝某身份造假后，謝某竟試圖通過中間人的游說，想用“部分退休金”勸服朱麗春私了。

朱麗春當然拒絕妥協并報案，但警方以謝某“懷孕”為由取保候審，最終撤案。朱麗春又找到中國農業銀行長春市綠園支行，對方則以“曠工”為由解聘謝某，對冒名頂替只字不提。

到這一步，真相已經很明了了，可公道之路、正義之途，卻是無限迷茫。警方不辦案，銀行也不愿協助朱麗春走司法途徑。

各個本該主持公道的部門，不約而同站在了強勢一方的這一邊，協助謝某實現了‘愛協商就協商，不協商就滾蛋”的霸道猖狂。

兩起事件中，冒名者均憑借一紙偷來的學歷躋身體制，而受害者則被困在底層。席南與朱麗春的30年，恰是中國社會劇烈變遷的縮影——

在那個年代，中專學歷曾是底層子弟實現階級躍升的黃金門票，但冒名頂替者卻將其異化為人生盜竊工具。盡管涉事者們最終被開除，但受害者被篡改的命運已無法重啟。

這些案件暴露出制度的多重漏洞：上世紀90年代紙質檔案管理的松散、升學就業環節審核的形式主義，以及權力暗箱操作的隱秘空間。

席南和朱麗春的故事之所以刺痛人心，是因為它們動搖了人們對“努力改變命運”的信仰。當一紙通知書能被人輕易調包，當冒名者憑借贓物坐上人生高位，普通人奮斗的意義何在？

更令人憤懣的是，冒名者鮮少承擔刑責：席南案因“追訴時效過期”陷入困局；朱麗春案因“懷孕”撤案，司法懲戒淪為泡影。這背后，很難說有沒有令人窒息的權力合謀。

是的，法律無法追回逝去的30年，但至少應讓作惡者付出代價：追繳冒名者的全部不當得利、嚴查當年協助造假的黑手、完善身份審核與追責機制。

最重要的是，讓每個“席南”和“朱麗春”知道，社會仍有捍衛公平的決心——

因為教育的意義，從來不是為盜竊者鋪路，而是給奮斗者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