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中基2010年與阿Sa蔡卓妍宣布離婚后，與余思敏在2011年奉女成婚，結婚13年后，鄭中基本月現身家事法庭，疑為離婚事宜及子女撫養權循法律途徑解決。有TVB記者問他情況，他第一反應是：“你們怎么知道？”

4月22日，港媒報道二人離婚內幕，鄭中基為了爭奪兒女撫養權，贍養費每月僅愿付8000元。余思敏覺得出手太低，根本不夠支付小朋友的學費、興趣班與日常開支，于是鬧上法庭。

現年51歲的鄭中基，出身富裕家庭，父親鄭東漢是唱片業界前高層，他也有“太子基”之稱，現居老牌豪宅陽明山莊，加上在音樂、電影圈都有超凡成績，為何只愿每月給8000元贍養費呢？

有媒體咨詢了香港大律師的意見，提到鄭中基現身家事法庭，一定是與婚姻上的紛爭有關，沒談好數。反之若雙方早已就離婚達成共識，沒有爭論，則可豁免出席家事法庭的需要性。

講到法庭對于贍養費判決，一般是給有需要的一方；至于法庭通常有什么考慮因素，除了給贍養費一方的收入，也要視乎支出，因為有人可能月入十萬，但開支原來十一萬，所以都沒能力多給贍養費；不過在審訊過程，給贍養費一方要如實申報自己的資產、收入和開支：“要如實申報，如果他有隱瞞，日后要發假誓或者好多事要追究，或者上法庭也會輸官司。”

有些人會在離婚期間轉移資產，或故意不工作，到離婚時以沒錢為由，意圖減少要付的贍養費數目，不過法庭會檢視此人近年所有家產。律師表示：“如果你家有房，法官說雖然你現在沒事做，你有房子，你賣了房子可能有3000萬，你要分一半給人家。如果有證據顯示在離婚之前兩年內你將物業轉售，我們會拿回所有的賬出來算。”

大律師又指：“假設男方說給8000元，可能經濟不好、收入不穩定，沒能力多給；但也都要看女方，究竟子女歸誰？如果我要了孩子，理論上我要供書教學，要給他們地方住，你給8000元不夠女方去養育子女。”

律師說，法庭判贍養費時，給贍養費一方有責任維持另一方的生活水平：“舉個例，我離婚之前有兩個傭人，你要維持兩個傭人的生活水平和方式，或者我有司機，你就好給我一個司機。如果我住山頂，你要讓我住同級居住環境，不能夠趕去去深水埗或者讓我睡馬路。”據悉，鄭中基兒子就讀的哈羅國際學校年學費達28萬港幣，僅馬術課月開銷就需2萬港幣。

香港人均GDP超過5萬美金，最低時薪都有42元，遠超內地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以香港生活水平客觀來說，8000元養一個人十分勉強。

很多香港市民看到這則新聞，也紛紛驚掉下巴，指責鄭中基刻薄、罵他是渣男，說他把老婆當傭人。

“8000元帶2個小孩，真當老婆兒女是乞丐？”“完美演繹師奶殺手，可以高聲唱《無賴》了”。“渣男之最，這點錢都要省，以后粉絲還怎么喜歡你。”“現在菲傭差不多就是這個數，他真是當老婆是傭人。”

還有人譴責：“8000元渣男一瓶酒都不止了。”“8000美元還差不多。”“有錢出去玩，沒錢給老婆孩子。”

此外，還有媒體報道指，余思敏決定離婚是因為鄭中基與前經紀人藕斷絲連，雖然不能證實消息，但大律師指出，出軌行為對贍養費數目影響不大。

至于撫養權方面，法庭會按孩子最大利益去作出裁決，律師表示：“我們通常不想改變孩子現時享有的生活模式，原來媽媽一直都做家庭主婦，照顧兩個孩子，爸爸出去賺錢，賺完錢之后就準時給家用，在這個成長過程當中，都是媽媽親自帶娃，教做功課、送孩子上學、講故事……簡單來說除非有很重大改變，否則都會用回這個模式，媽媽照顧就歸媽媽。”

法庭會要求雙方各做一個誓章，列出結婚以來的生活模式、與子女的相處情況等，雖然雙方多數各執一詞，但實際就交由法官裁決到底哪方較可信；如果子女未成年，其意愿雖有參考價值，但實際判決仍是以法庭判定誰可以提供到最大福福利給子女為依歸。

被問到是否照顧者一方就一定有優勢，大律師說：“沒錯，當然要看背景，我們一定會判給一個人，是長時間可以提供到一個照顧的功能。如果爸爸要外出賺錢，爸爸把孩子撫養權拿回來也沒時間照顧，你當法官都不會判給爸爸那邊。”

律師還糾正一個觀念，贍養費只是一個統稱，夫妻沒有生孩子都一樣要給贍養費；而給孩子的，是疊加上去的生活費。他續說：“你給了生活費孩子供書教學，唔使講啦，但媽媽要陪伴孩子，她要付出的，簡單來說，他的生活費還要加上媽媽要付出的責任，都要補償給她。她本來可以出去賺錢，現在她繼續要照顧兩個孩子直到成年，她付出了，你金錢上也要補給她損失。”

至于贍養費金額與結婚時間成正比，大律師就說：“如果媽媽沒事做還要照顧孩子，她嫁給你突然就要離婚，令到她與社會脫節，現在即便出來都賺不到以前賺的錢，那么離婚一定要彌補回你所有損失。所以有一個很重要的考慮因素，是你結婚時間長短，結婚三個月就離婚得到很少，但如果30年，得到的贍養費就多些。”

回看這場鬧劇，鄭中基的律師團隊可能利用香港法律沒有設定撫養費上限這一點，并強調余思敏有復出工作的能力，所以要求降低撫養費。這可能是個法律策略，但公眾覺得不合理，因為鄭中基家境富裕，家族資產過8億，卻只給這么少的錢，顯得吝嗇。

鄭中基的行為可視為法律框架內的策略選擇，但道德層面暴露了其對家庭責任的漠視。這一事件不僅是個體婚姻的失敗，更揭示了經濟不平等、性別角色固化等問題在明星婚姻中的放大效應。

這件事也提醒我們要關注婚姻中經濟獨立的必要性，以及法律對弱勢方（尤其是全職媽媽）保障的不足。最終，如何平衡個人利益與子女福祉，或許是所有離婚案件中更需深思的命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