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凱平教授，中國積極心理學發起人，清華大學心理學教授、博導、 首任系主任，清華大學社科學院前院長。本文系《人類如何思考》推薦序。

1982年盛夏的一個下午，我和幾位北京大學心理學系的同學跑到北大勺園外國專家招待所，去拜訪來自美國密歇根大學心理學系的尼斯貝特教授和他的太太蘇珊·艾薩克斯（Susan Isaacs）女士。尼斯貝特教授是受中國心理學會的邀請來北京大學心理系開設一門名叫社會心理學的暑期課程。在這次暑期課程之前，我從來沒上過社會心理學的課程，更不認識尼斯貝特先生。剛剛走出十年浩劫不久的中國，對外部世界還知之甚少，也很謹慎，很多學科都方興未艾。而且，社會心理學在當時還算是一個比較敏感與陌生的領域。可恰恰因為這個原因，初聞社會心理學的我仿佛發現了一塊新大陸，也極大地改觀了我對心理學的看法。從來不愛記筆記的我，居然認認真真地在尼斯貝特教授的課堂上記了滿滿一大本筆記。

勺園外國專家招待所的房間并不大，尼斯貝特教授夫妻加上我們這幾個北大的同學一下子就把屋子擠得滿滿當當。不過，我們一點都不在乎，反而樂在其中。除了可以當面與這位大受同學們歡迎的帥氣又風度翩翩的心理學教授近距離接觸之外，還能難得地享受到那個時代絕少有的空調房的待遇。而且，他的太太蘇珊女士也頗令我們這些年輕人著迷。蘇珊女士氣質出眾、和藹端莊， 并且身材高大，彼時正懷有身孕。她雖然挺著大肚子，但一點都不影響行動，充滿活力。能看出來，蘇珊女士和她的丈夫尼斯貝特教授十分恩愛，一點也沒有因為一大堆陌生的年輕人的突然來訪而顯得拘束，也不回避在我們面前展現恩愛。蘇珊熱情地招呼我們這幾個年輕人，那種西方白人女性典型的開朗大方與活力四射的性格，與那個時代我們身邊大量東方女性的內斂沉靜甚至保守羞澀形成了強烈的反差。這讓基本上沒怎么接觸過外國人的我們對“老外”的家庭關系與文化心理充滿好奇，也特別羨慕這對中年夫妻能把我們中國人所定義的情投意合推向情感外放，溢于言表。

直到今天，我還清楚地記得那天的場景，每每回憶起來就如同昔日重來： 夕陽的余暉透過勺園外國專家招待所某個房間的窗口投射進來，照在一群擠擠插插的人身上。一位帥氣瀟灑的美國中年教授坐在椅子上與他的周圍幾位慕名而來的北大學生你來我往、對答如流。笑容可掬的蘇珊女士挺著大肚子欣慰地看著我們，滿眼都是對她的丈夫的愛意。一屁股坐在地上的我，伸長脖子如醉如癡地聽取這個中年男人講述如此新鮮的社會心理學，問著今天來看還相當稚嫩的問題…… 是的，那時候的我的確很稚嫩，剛剛20歲的我血氣方剛，對于社會心理學與文化心理學更是完全的“小白”。與尼斯貝特教授的相遇完全是意外之事， 卻不想后來居然成為我在心理學道路上一路走下來的重大機緣。

1989 年，當我踏上美國的土地來到密歇根大學做訪問學者，再次拜訪尼斯貝特教授的時候，尼斯貝特教授居然清晰地記得勺園招待所里度過的那個下午。他問我：“你當時是不是坐在地上啊？”這令我十分詫異！沒想到，一個普通得不能再普遍的中國學生，他還記得那么清楚。他似乎看出了我的疑惑，笑著對我說：“當時就覺得你跟別的同學不太一樣，性格很開朗，也比較主動積極。嗯，最主要的是你一直帶著發自內心的微笑，和我的眼神接觸也比較多。”

“噢，原來是這樣。”我在心里嘀咕。

微笑，我們每個人都會，但這個世界上知道微笑的文化差異有多么大，并且對人的社會生活有多么不可思議的影響的人顯然并不是特別多。眼神對視也一樣，東西方人在這一點上有著明顯的不同。當我們看到美劇或者007 電影里，那些外國人毫無違和感地彼此對視的時候，我們會很不適應，特別在生活中如果那樣的話更是不得了。在東方文化的濃厚氛圍里，長時間地盯著另外一個人的眼睛并不代表著專注，反而會被認為不夠禮貌。但是對于一個西方人來說，人們交流時如果不盯著對方的眼睛，則很大程度上代表著不尊重與心不在焉。

或許正是因為當時我對尼斯貝特教授所講述的文化心理學太過于沉浸，完全沒有意識到我的微笑與我的眼神。多年后，當我進入積極心理學領域的研究后，我知道了我那個時候的表現正是被我稱之為“福流”的一種全情投入、物我兩忘的狀態之中。發自內心的微笑、積極的情緒、全情的投入、找到新的意義與和諧的人際溝通，被20 世紀90 年代末興起的積極心理學證明是一個人獲得真實幸福的關鍵支柱。一個積極而幸福的人的人生會發生奇妙的改變，這種聽起來有點玄妙的事情，也被大量心理學家的科學研究所證實。可能在那個時候，進入“福流”狀態中的我也在冥冥中被命運所青睞了。

可以肯定地說，與尼斯貝特教授在夏日午后共聚的那一刻，就是我后來從實驗心理學、人格心理學最終走向社會心理學與跨文化心理學的學術命運改變的觸發點。而再一次令我沒有想到的是，與我這個中國學生的相聚竟然也成為尼斯貝特教授學術生涯一次新的歷險的契機！

回到1989年的密歇根大學。本來，根據申請訪問學者項目的要求，我是要投奔“大五人格”研究最早的學者之一、人格心理學家威廉·諾曼（William Norman）教授。但彼時諾曼教授已經退休，在學術上已經不太能支持到我的研究。我又轉而去求教當時密歇根大學人格心理學專業的主任、后來的進化心理學奠基人戴維·巴斯（David Buss）教授。但因為一些不可抗的外部原因，我的數據調研工作無疼而終。正當我對之后的學術研究方向一籌莫展之時，我再一次見到了尼斯貝特教授。尼斯貝特教授當時正在申請一個文化心理學方面的美國自然科學基金。在閑談中，我們聊到了中國和美國大概存在著11 個文化差異。讓我沒想到的是，這些差異引起了他很大的興趣，于是就問我有沒有意愿從事這方面的研究。就這樣，兜兜轉轉，我與尼斯貝特教授于六年前在北大勺園外國專家招待所中結下的緣分，終于變成了真實的命運。

在尼斯貝特教授這本名為《人類如何思考》的自傳中，他花費了不短的篇幅來講述他與我對比東西方文化的種種異同所進行的跨文化心理學與跨文化溝通的研究工作。正如他在書中所說：“1982年，我在北京大學擔任客座教授，我和第一批文化心理課程的學生中的一個中國學生曾經有過交集，而這段經歷對我產生了非常大的影響……10 年后，他作為社會心理學專業的研究生與我共事。他觀察到‘中國人和美國人的思維方式非常不同——美國人的思維方式是分析性和線性的，中國人則是辯證的和整體性的’。我被這個想法吸引著，也準備相信中美文化在推理習慣方面可能存在實質性的差異……彭凱平和我開始了比較東西方思維方式差異的研究，隨后邁克爾·莫里斯（Michael Morris）、崔仁哲（Incheol Choi）和阿拉·洛倫薩揚（Ara Norenzayan）也很快加入其中。說起來，我們小組的第一個東西方思維方式差異研究是由邁克爾和彭凱平來做的。”

在他的另一本更早出版的著作《思維版圖》（The Geography of Thought: How Asians and Westerners Think Differently...and Why）中，尼斯貝特教授也把我和他的這個故事特別作為序言最開始的部分介紹。對于尼斯貝特教授對我的接納與肯定，我真的十分感動。一位大師級的心理學巨匠在介紹自己工作的時候，居然說他的靈感來自地球另一邊的一個年輕的中國研究生。并且不止一次在不同的出版物中提及，的確令我吃驚之余更心生感激。他幫助我進入了文化心理學的廣闊天地，也成就了我在這個領域上走得更遠。

20世紀80年代與90年代，是文化心理學蓬勃發展的黃金時代。如果您愿意花點時間認真閱讀尼斯貝特教授的這本回憶錄《人類如何思考》，您會看到有太多優秀而卓越的研究與研究者在那時如雨后春筍一樣破土而出。幸運的是，我遇到了尼斯貝特教授，并得到了他的悉心栽培，也使我成為這一代文化心理學新人中的一員。就我們所談論到的11個東西方文化差異，尼斯貝特教授與我共同發表了不少文章。同時，在尼斯貝特教授的主導下，我和密歇根大學的同學們進行了很多有趣的實驗設計并發現了更多有趣的事實。例如，中國人對個人行為的解釋很可能歸因于情景因素，比如其他人的行為；而美國人對同樣行為的解釋則傾向于歸因于個體的人格特征和動機。再例如，亞洲人對社會影響加諸于個體行為的影響表現得十分敏感，而西方人對此則非常缺乏敏感度。還有，中國人和美國人對動物行為的解釋也有所不同：美國人更有可能將一條魚的特定行為的原因解釋為其動機或意圖，而中國人更可能將同一行為解釋為這條魚對其他魚的行為的反應。

當時，一個我們特別感興趣的研究領域是關于“西方人和亞洲人的推理過程在比使用邏輯規則更為根本的層面上差異化的研究。”正如尼斯貝特教授在書中所說的那樣，自亞里士多德時代以來，西方思想的邏輯特征一直以“同一律”“不矛盾率”與“排中率”三個原則為基礎。而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很明顯是辯證的，變化原則、矛盾原則與整體性原則構成了中國人思維邏輯的核心。經由這項研究，尼斯貝特教授與我得以探索到更多東西方文化差異的證據，包括：東方的民間智慧經常以一種包含矛盾的諺語來表達；中國人比美國人更喜歡辯證的諺語；中國人更喜歡辯證的論證方式，美國人更喜歡基于避免矛盾的論證方式等。在密歇根大學里與尼斯貝特教授共同進行的這些研究在當時得到了主流心理學界的認可，也客觀上成功幫助我在博士畢業時敲開了加州大學柏克利分校心理學系的大門。

尼斯貝特教授1941年6月1日出生于得克薩斯州的利特爾菲爾德。1969年與蘇珊·艾薩克斯完婚。他們養育了兩個優秀的孩子馬修與莎拉。在北大勺園外國專家招待所時，蘇珊懷的正是他們第一個孩子馬修。尼斯貝特曾就讀于塔夫茨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師從斯坦利·沙赫特（Stanley Schachter）。1966年至 1971年間，他在耶魯大學任教，然后被羅伯特·扎榮茨（ Robert Zajonc） 聘用到他的第二故鄉密歇根大學。

尼斯貝特教授早期的科研工作很大程度上推進了當時心理學界對歸因過程的理解與研究的拓展，他關于推理中的自我差異以及內省和自我報告的局限性等許多富有成效的研究直到今天依然廣受關注。之后，他與李·羅斯（ Lee Ross） 一起極大地擴展了人類推理中因果歸因過程的研究，該研究將社會心理學的見解與當時新興的判斷和決策領域的思想相結合，對人們如何解釋過去、理解未來進行了深入的探索。

之后，尼斯貝特教授的興趣轉向了研究解決歸納和演繹難題時人們所遵循的規則，以及如何通過教育來提高人們遵循抽象規則的能力。這個研究帶動了學術界對智力以及如何增強智力更廣泛的興趣。如他之前的科研成果所引發的漣漪效應一樣，關于智力的研究在今天也依然長盛不衰。而尼斯貝特教授在科研領域上的天賦直覺與強大的科研能力，總是能讓他成為那些最早投出石子的“幸運兒”之一。

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尼斯貝特教授在促使社會心理學家關注人類行為的文化決定因素的重要性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在文化方面的研究體現了他特有的方法論技巧和天賦，并出版了兩部著名的暢銷書《思維版圖》和《榮譽文化》（Culture Of Honor: The Psychology Of Violence In The South）。再之后，尼斯貝特教授開始深入人們在推理習慣和認知習慣的巨大文化差異。進入晚年，他把自己的研究轉入了人類智力的可塑性與教育對人類的發展方面。到今天，他已經83歲高齡，依然保持著對時事與政治的思考與洞見。

正如他自己在這本人生回憶錄《人類如何思考》一書中所說：“我一直致力于研究人們如何對世界進行推理和推論，人們應該如何推理和做出那些推論、推理中常見的錯誤類型、推理錯誤產生的原因、人們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改進推理、哪些問題最好由有意識的思維解決、哪些由無意識的思維解決、IQ 與其他類型的認知技能相比有多重要，以及我們應該如何根據這些問題的答案來思考智力。在試圖回答這些科學問題時，我通過與其他社會心理學家以及認知心理學家、發展心理學家、人格心理學家、神經科學家、行為遺傳學家、經濟學家、哲學家、統計學家、計算機科學家、精神病學家、政治學家和法律學者合作，構筑了我作為社會心理學家的訓練。”

尼斯貝特的人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無論是他的家庭還是他的學術，包括他所獲得的榮譽與影響力。1982年，他榮獲由人格與社會心理學會頒發的“唐納德·T. 坎貝爾社會心理學杰出研究獎”；1991年，他榮獲美國心理學會頒發的“心理學杰出科學貢獻獎”；1992年，他成為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 1995年，他榮獲“實驗社會心理學會杰出資深科學家獎”；1996年，他榮獲美國心理學會頒發的“威廉·詹姆斯杰出科學成就獎”；2002年，當選美國國家科學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院士；2007年，獲德國維爾茨堡大學奧斯瓦爾德·屈爾佩獎。

對于如此巨大的成就，尼斯貝特一直保持著謙遜與坦誠。在《人類如何思考》中，他說：“如果不與如此廣泛的人合作，我不可能學到這么多關于人類思維的知識。合作使得發展一種與專門從事該領域的科學家的智力觀點截然不同的觀點成為可能。我開始相信，存在于20 世紀末的關于智力的共識在關鍵方面很大程度上是錯誤的。從本質上講，我認為學者的共識過分重視遺傳因素而過分忽略環境因素，最終導致人們沒有認識到基因與環境交互作用的重要性。我認為強調IQ 型人才而排除有價值的認知技能和知識的共識也是錯誤的。此外，關于基因在白人和黑人的IQ 方面存在的差異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這一結論在絕對意義上也是錯誤的。”

從尼斯貝特上述的話語中，我們能感受到一個在馬丁·路德·金著名演講《我有一個夢想》現場激動不已、對肯尼迪總統遇刺時心生悲憤的世界主義者的強烈情懷。他把這種普世的情懷深刻地植入自己的學術生涯，并貫穿始終。他超過半個世紀的學術之旅都是像一位哲學家一樣在不斷地追問“這個世界的樣子”，又同時以一位科學家的身份孜孜不倦地尋找證據，并且不斷地突破自己。而他一生所向往的就是如何把這個世界變得更加美好。

如果你打開谷歌搜索引擎，在GOOGLE SCHLOR（谷歌學者錄）上查找Richard Eugene Nisbett，你會在這個名字下面看到394 篇被收錄的重要的文章與著作。最早的一篇可以追溯到1966 年尼斯貝特25 歲時發表在《心理學》（The Journal of Psychology）雜志上的一篇關于“共識與歸因”的實驗論文。從1985 年GOOGLE SCHLOR 開始正式設立論文引用統計時起，尼斯貝特的論文始終處于高被引的狀態。特別是從2012 年起，他的論文被引次數均超過5000 次大關（這相當于微信公眾號上的“超百萬+”閱讀量爆文）。維基百科對于尼斯貝特的成就也進行了高度的概括與評價。這家全球最具影響力的百科網站認為尼斯貝特最有影響力的文章是《人們說的其實比知道的多：關于心理過程口頭報告的問題》［Nisbett，R & Wilson，T （1977）. Telling More Than We Can Know：Verbal Reports on Mental Processes. Psychological Review，84，231-259］，這是他發表的最常被引用的心理學文章之一，超過 13 000 篇引文。這篇文章是心理學領域第一篇全面的、系統、基于實證的針對人們表達與偏好、選擇和情緒有關的各種心理過程是意識無法觸及的科學成果。而那一年尼斯貝特年僅35 歲！

中國有句俗語，“成名需趁早”。尼斯貝特在很年輕的時候就建樹頗豐，35 歲時做出這一項經典研究，更是把他推向了新的高峰。但正所謂任何的成功都不是天上掉餡餅，在《人類如何思考》一書中，我們通過尼斯貝特教授的人生講述，似乎能看到他之所以能夠取得成功，是因為在他的人生歲月中積累了大量值得我們學習的人生智慧。父母的愛護、朋友的幫助、自我的覺醒與勇敢的嘗試，包括戰勝人生的至暗時刻都是成功的種子。這里我將書中這些智慧大致總結如下，讀者們可以參考我的這個思路在書中發現更多。

從童年就建立起強大的好奇心并加以勇敢探索與嘗試。

● 真誠感恩父母與幫助過自己的人。

● 保持大量而持續的閱讀。訣竅是，在理解、記憶和再加工上緩慢而穩定的 獲取回報——“入眼、入腦、入心”，讓素材成為你自己的財富。

● 學會很好地表達。如果你認為某件事是可以學習的，你就會學得很好。如 果你認為你所擁有的任何能力都是天生的，那你就不太可能提高。

● 建立使命（無論是來自家庭社會或者信仰）。你必須有一個使命、一個你 注定要做的事情，這個使命必須致力于服務你的人類同胞，讓更多的人變得更好。責任和良心是格言，堅忍不拔是生活方式。

● 盡量早地意識到自己的使命并找準定位。我從研究生生涯的最初就意識到 我不再是上學了，我正在學習成為一名科學家。

● 找到好的伙伴，哪怕他們脾氣不太好。

● 保持普世性的善意與堅定。

● 沖破人生的枷鎖（生活上、工作上、心靈上），富有成效和創造力對于我 的幸福至關重要。

● 保持一定的幻想并恰當地為之努力（我覺得自己注定要成就偉業）。

● 為理想做出明智的選擇，抵制誘惑。

● 堅信合作的力量。我通常都會和我的學生交朋友。我認為學生和導師之間情感紐帶的重要性被低估了。

在我與尼斯貝特教授相處的日子里，我強烈地意識到他不僅睿智，而且他的思想張力十足。他曾經說過一句話：“一個優秀的學者一輩子不應該只做一個課題的研究，因為學者的天職是不斷創造知識，那就一定要在不同的時候想很多的問題。” 在尼斯貝特的學術世界里，沒有靜止，只有流淌。他認為，學者做一項研究專心致志殫精竭慮是必要的，但是與之相比，對世界永遠保持如童年一般的好奇心更重要。所以后來，我發現尼斯貝特做學術的一個規律：他大概每隔10年就會換一個課題方向。具體做法就是先做一些實證研究，對其中有可能的關鍵部分發表一些重量級的研究論文；積累差不多了，就做一次相關理論的綜述；然后，再把這個綜述加工出版成一部專著。通常來說，專著的出版也就標志著這個階段的課題正式結束。

綜觀尼斯貝特超過半個世紀的學術生涯，我們發現，從他攻讀博士的20世紀60年代開始，他的學術方向是對歸因的研究，這期間的成果最終使他的“人類歸因的研究”成為社會心理屆有名的那本“橘黃封皮的書”。到了20 世紀70 年代，他開始涉獵人類的思維領域的研究，特別是人類思維的誤區，包括根本歸因誤差、觀察者與被觀察者間誤差等，1980 年，他出版了著名的《人類推理：社會判斷的策略與缺陷》（Human Inference: Strategies and Shortcomings of Social Judgment）。從20 世紀80 年代初到90 年代初，他的學術興趣轉向人和環境的關系，1991 年，他與羅斯聯合出版了《人與情境》（The Person and the Situation: Perspectives of Social Psychology）的社會心理學專著。整個20世紀90年代，他的學術焦點都聚焦于人類的心理與文化，我也正是在這個階段開始成為他的學生。尼斯貝特在文化心理學方面的研究，整整持續了10多年，2003年出版的暢銷書《思維版圖》為這段激動人心之旅畫上了圓滿的句號。在21世紀的第一個10年，尼斯貝特教授又回歸到對人類的思維的進一步研究中，但是他的研究風格與理論建構發生了重大的改變，其中之一就是他更多地將目光投向遙遠的東方民族，而不再只是針對西方人。在2009年與2015年，他相繼出版了《認知升級》（Intelligence and How to Get It: Why Schools and Cultures Count）與《邏輯思維：擁有智慧思考的工具》（Mindware: Tools for Smart Thinking）兩本書。再之后，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這本回憶錄《人類如何思考》。

與他同時代的其他頂尖的心理學家相比，尼斯貝特并不算是一位高產的作者，但是他在每個領域所起到的引領作用則是毋庸置疑的。著名暢銷書作家馬爾科姆·格拉德威爾（Malcolm Gladwell）在接受《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采訪時表示：“對我的一生最有影響力的思想家是心理學家理查德·尼斯貝特。他基本上給了我對世界的看法。”

他的另一位中國學生紀麗君（Li-jun Ji）說：“迪克總是為他的學生能夠發揮最大的潛力提供有效的幫助。他對學生真誠地關心和奉獻。迪克培養了如此多的優秀博士生，其中許多人后來成為有影響力的研究人員，這一事實證明了他是出色的導師。” 以發現“聚光燈效應”聞名全球的心理學家托馬斯·吉洛維奇（Thomas Gilovich）認為：“迪克以其在實驗工藝和理論整合方面的天才而聞名。《人類推理》和《人與情境》清晰而響亮地展現了他的理論天賦。他很搞笑，和他在一起總是無比開心。如果詹姆斯·布朗（James Brown）是‘演藝界最勤奮的人’，那么尼斯貝特就是‘社會心理學界的詹姆斯·布朗’。迪克是一位杰出的合作者！想象一下與迪克坐下來討論社會心理學和相關行為科學的廣泛領域， 以便繪制出地圖是多么有趣，也是多么榮幸……我怎么會這么幸運？”

尼斯貝特的第一個博士生蒂莫西·威爾遜（Timothy Wilson）說：“迪克教給我像心理學家一樣思考不僅是一種職業，而且是一種生活方式。各種各樣的個人經歷都是假設和理論的基礎，思考想法并不是朝九晚五的工作。如果沒有迪克的專家指導，社會心理學就不會成為我的職業，我將永遠感激他。” 他的另一個學生阿拉·洛倫薩揚說：“如果沒有迪克對我個人的影響，我的生活將會不一樣。與迪克出色的科學頭腦一起工作，深刻地塑造了我對人類狀況的看法。迪克才是真正的麥考伊！”

對尼斯貝特來說，上述的贊譽之辭只是滄海一粟。事實上，在漫長的人生旅途中，幾乎所有與他有過交集的人士都對他另眼相看。他所崇尚的“尋找自己本質上感興趣甚至讓自己著迷”的研究態度與研究方法，啟蒙了無數年輕學者因此走向學術高峰。他對學術的直覺與執著、他發現有趣想法的能力、他的審美和科學意識，以及他對問題和悖論的原始洞察力總是讓人們嘆為觀止。他對家人、對同事、對學生、對朋友真誠與坦率，始終慷慨地投入時間和友誼， 總是愿意傾聽并提供他的“兩分錢”（美國俚語，表示微薄之力）。他贏得了幾乎所有人的尊重與感激，大家都將與他保持良好的關系視為人生的滋養。

這么多年來，尼斯貝特教授對我影響最深的有三句話。

第一句話：“跳出固有的框框是一種更有效的學習方式。”在我們進行大量跨文化研究的過程中，他言傳身教地向我傳遞這句話的精髓。我甚至認為，這其實并不僅僅是對我的指導，而是他自己與世界相處的模式。他在每一個研究領域取得的成功有力地證明了這一點。

第二句話：“一個學者在思考的時候，應該極致跳躍。”尼斯貝特教授認為，一個人在緊迫狀態下會激發出更大的潛力與創造力。他從不否認人們所喜歡的深思熟慮（就是什么事都要提前準備好，例如一大套邏輯、制度、體系等），但是他發現人類最能產生創意與創新的還是極致狀態中的“急中生智”。尼斯貝特教授并不知道在古老的中國有著與他這個想法所對應的一句成語。但對我來說，在他這里找到的文化共鳴讓我激動萬分！事實上，極致跳躍思想對我影響頗深。因為我們大部分的中國人還是提倡先把事情想清楚、弄明白，深思熟慮之后再去說、去做。但在尼斯貝特這里，思維其實是被作為人類的一種先天的創造力。我對他這句話當時的理解是，早期人類實際上是一邊走、一邊動、一邊思考的。想想原始人，一定是拿著棍子左顧右盼，慢慢行走，再繼續思考。如果這個原始人一坐下來，那基本上就開始休息放松了，警覺與思考也會大幅度下降。所以尼斯貝特認為，人就是一定要在動態中思考才更具創造力。某一天，我審視自己這些年的學術與人生，突然意識到我為什么喜歡上課時不停地講話，喜歡暢所欲言地交流與溝通，喜歡與人們專注地討論新的想法，并對新生事物從來都沒有違和感等，絕對與尼斯貝特教授這句“極致跳躍”有關系。“極致跳躍”與“急中生智”一樣，都是能夠產生智慧的場域！ 而那些準備好的、經過精挑細選的事物，雖然看起來也很美，但總是好像缺少那么一點點新奇、創意與遐想。

第三句話：“選擇什么不重要，選擇對你的人生有真正有意義的事情最重要。”這句話對我影響最大，也塑造了我的人生走向。在我從密歇根大學畢業前，我接到了來自包括福特汽車公司、香港中文大學等幾個高薪的工作機會。尼斯貝特教授知道后，沒有給出我去或者不去的直接建議。他把我邀請到他的家里，在他的小花園里與我促膝而談。他說的第一句話就是“人應該做對自己最有意義的事情”。為了讓我理解到他的意圖，尼斯貝特教授甚至用上了“玄學”。他說：“我們這兩個人來自天南海北，素不相識。一個中國人、一個美國人，居然聚在一起做了這么多有意義的工作，那就肯定不是簡單地只是工作， 而是冥冥之中的命運之輪在發揮著作用。這里面也一定有更大的意義等著我們。” 接著，他對我說，我的意義就是研究心理學與傳播心理學，意義的實現可以達成所有人生的期待。尼斯貝特教授與我的那次談話對我觸動相當大，我完全聽懂了他想表達的意思。于是，就毅然放棄了為了高薪而離開主流心理學界的想法。因為，尼斯貝特教授對我報以如此大的期待，也為此指明了我人生意義的歸宿，那就是全心全意投身于心理學，并為之不懈努力。再后來，我回國到清華大學復建心理學系，其實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這是一件特別特別有意義的大使命。

回想往事，我真的很幸運地從踏入心理學的大門就得到前輩大師們的幫助與提攜，讓我有機會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在北大時，有周先庚先生、陳仲庚先生，來到密歇根又有尼斯貝特先生。更幸運的是，廣袤無限的太平洋與不同的意識形態沒有隔斷世界兩端追求極致跳躍的優秀心理學家們的交流。

回到文章開頭的20世紀80年代初，其實那也是尼斯貝特教授第一次來到遙遠而陌生的中國。當時，美國心理學會和剛剛成立不久的中國心理學會開啟了一個學者交流的跨國項目。尼斯貝特教授是作為美國社會心理學的代表，與他同行的還有后來世界唯一獲得“諾貝爾獎”“圖靈獎”“人工智能終生成就獎”三獎集一身的認知心理學家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著名兒童心理學家哈羅德·史蒂文森（Harold Stevenson）以及美國心理學會當時的負責人保羅·馬森（Paul Mussen）等。

從那之后，尼斯貝特教授就與中國結下了不解之緣。多年來，他與中國心理學會一直保持著緊密的聯系，多次在密歇根接待來自包括中國心理學會、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學術機構的訪問團體。我是他招的第一個中國留學生，而在我畢業之后，他又繼續招募了兩位中國留學生，客觀上與中國的關系更加緊密。

最重要的是，他在文化心理學領域長期用中國作為一個關鍵的對照樣本來比對美國人的心理。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國一直是他研究的主體和他進行跨文化比較的主體。并且，他也總是以一種積極的、正面的、理性的、科學的聲音來分析、傳播與介紹中國社會、中國人的心理與中國文化。換句話說，他推動了美國心理學界對中國人心理的理解、對中國社會的理解、對中華文明的理解。所以，他是中國人民的好朋友。他后來兩次來中國參加中國心理學會的年度會議，都是我負責接待的。除此之外，他每次都極其認真地為他的著作的中文版撰寫新的序言，還欣然接受傳媒的邀請和我們中國心理學家一起做科普直播。他對中國、中國文化、中國人充滿感情與尊重。就像1982 年的那個夏天，他們夫妻兩位“老外”去故宮參觀的時候，因為太太身材高大還正懷著孕，穿得也比較少，肚子又特別大，在人群中特別顯眼。當時，很多中國同胞就圍著他們倆端詳。這對于初來中國的尼斯貝特夫婦來說也是一種別樣的體驗。后來，我們聊到這個片段的時候，他自己也覺得很滑稽，但是他也很高興。因為他用最直觀的“自我實驗”證明了兩種不同文化對新鮮的人、新鮮的事的迥然不同的表現。

可能正是因為這看似滑稽的場景卻引動了他內在的思考之故，在文化心理學領域，尼斯貝特對自己的研究進行深刻的反思。他說，他以前做的心理學其實不是心理學，而是種族人類學。因為他第一次意識到，自己所研究的對象都是美國的大學生和美國人，在來到中國后，他發現那并不能代表人類的整體， 這對于他之后研究風格的轉向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他自己也坦然地承認，自己是從一個對中國文化一無所知的“小白”，開始對東方文化產生濃厚興趣。在他的這部自傳里，我們能看到這種轉變的真實歷史發生。在他《思維版圖》那本書的序言里，他把這段心路歷程講得很清楚。也肯定了我的出現對他的影響。

因為中國，他個人在學術上、思想上和生活上發生了很多變化。在我看來，一個典型的美國白人男性、新教基督徒、學術頂流社團中的精英，最后成為一個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成為一個“佛學的實踐者”，正是因為他接受了中國文化的影響，并對這個文化投入了最大的激情與敬畏。無論如何，這都算得上是一個不大不小的奇跡。

2021年，整80歲的尼斯貝特教授出版了他總結一生的回憶錄《人類如何思考》。今天，這本書的中文版終于得以面世。作為他的學生、他的合作者， 在為這本作序的時候，我有太多想說的話。然而，我更希望讀者能夠自己去閱讀一位耄耋老人的生命歷程。

的確，尼斯貝特教授是一位享譽全球的心理學家，但是他更是一個終生充滿激情、與我們一樣的人。他一直都是那個站在得克薩斯艾爾帕索火車站站臺上、頭腦里各種想法激烈碰撞的少年，用一生不息的極致跳躍去發現這個世界的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