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自殺式內卷”是如何形成的呢？新青年們，大家好。我曾舉過一個例子，來說明中國人和猶太人做生意的差別。

一個猶太人開了個加油站，生意火爆。第二個猶太人就在旁邊開一家餐廳，第三個猶太人開個洗車房，隨后越來越多猶太人聚集在此，形成了一個城鎮。然而，中國人做生意卻不同。要是你開個加油站生意火了，旁邊馬上就會出現一個一模一樣的加油站，緊接著前后的加油站為了生存，打起價格戰，最后都賺不到錢，只能一起倒閉。所以說，中國是創業競爭極為激烈的地方。

就像我昨天去樓下便利店買菜，20 多間商鋪，一半都寫著轉讓。除了四五家生意冷清的餐飲店，剩下的全是超市和便利店，賣的商品基本同質化，都是蔬菜水果這類日常消耗品。樓下最初只有兩家便利店，疫情期間，這兩家賺得盆滿缽滿。于是在 3 年時間里，樓下便利店迅速增加到十幾家，倒閉一部分后，現在維持在七八家，大家都不賺錢，只是勉強支撐。

這種“自殺式內卷”該怎么解釋呢？

從經濟學角度看，是中國人口眾多、電商擠壓實體以及消費降級，使得普通人創業只能選擇最剛需的行業，畢竟“沒有不開張的雜貨鋪”。從人性論角度講，有人覺得是國人私心太重，只考慮自己生存，不顧及他人感受。但無論是經濟論還是人性論，似乎都難以解釋這種“自殺式內卷”的盲目性，畢竟最后結果是全輸，沒有獲利者。在我看來，這背后有著更深層次的文化原因。

我認為造成這種“自殺式內卷”的原因主要有兩個：

第一是對自由市場競爭經驗匱乏；

第二是沒有形成與之相匹配的商業精神。

什么是商業精神呢？我們還是以猶太人為例。為什么猶太人經商如此多元且合理，還能與本地原有的商業主和平共處？原因很簡單，猶太人是遷徙的民族，每到一個城市，都以外來人的姿態嘗試融入。初到陌生環境，由于信仰和文化不同，他們姿態放得極低，不會以直接、赤裸的方式與本地原有行業競爭，因為這樣會引起行會和商戶的排斥與驅逐。他們秉持“我不是來拆散這個家，而是要加入這個家”的理念，以豐富多樣的業態進入市場，從而在新城市立足。

猶太人雖然前期姿態低，但因過于擅長經商，通常最后能壟斷本地市場。我所表述的現象僅限于猶太人內部，而對于非“上帝選民”的其他民族，猶太人毫不留情。但多元和良性競爭的商業精神，一直是猶太人的基本素養。

美國人的經商精神又是另一種形式。如果說猶太人的商業活動講究姿態靈活，那么美國最初清教徒的商業活動則充滿道德感和救助精神。在馬克斯·韋伯的《新教倫理》中提到，清教徒從事商業活動并非為了財富積累，而是為了造福社會。清教徒與天主教徒不同，天主教認為人擁有財產是罪惡，只有把財產捐給教會（上帝在人間的代理機構）才能獲得救贖，所以很多天主教徒死后把財產捐給教會。

清教徒繼承了天主教節儉的傳統，更強調對他人的救濟。所以，清教徒從事商業活動，不僅是上帝認可的磨練，在獲得財產后，還積極造福社會，以此作為接近上帝的方式。當法國天主教會腐敗揮霍時，美國新教徒卻在努力積累原始資本，然后建立福利院。

前段時間我讀了英國作家狄更斯的作品，里面對美國虛假的平等多有諷刺，但唯獨對福利院制度評價頗高，因為殘疾兒童能得到妥善照顧，患有精神疾病的兒童也能有專業醫生看護。由于商業活動目的在于救助弱勢群體，物質財富被認為來自上帝，所以資本主義最初的精神充滿道德感，這與猶太人靈活的商業精神在表面上達成一致。

中國的商業活動既沒有猶太人的靈活，也沒有清教徒的道德感，這是由傳統中國的經濟結構造成的。傳統中國基本不存在自由競爭式的商業活動。上千年來，中國經濟主要存在三種模式：第一種是地主經濟，第二種是計劃經濟，第三種是市場經濟，而市場經濟至今不過 30 多年歷史。

在古代中國，地主經濟長期占據核心地位。從王權到貴族，再到士大夫，都有屬于自己的莊園。這些莊園近乎封地，莊園內佃農產出的糧食和手工業者產出的小商品，都在莊園內部流轉，供養封地主人。這種莊園式地主經濟在春秋戰國和魏晉南北朝時期出現過，但在大部分時期，占主流的是以服務皇權和官僚系統的地主經濟，我們稱之為官僚地主經濟。

漢代之后，士大夫逐漸走向政治權力中心。皇室和貴族雖為上層建筑，但稅收并不高，大部分時期稅率在 10%左右。因為在儒家價值觀里，天子對百姓稅負超過 10%就算失德，其他朝代也基本延續這個比例，漢代稅率可達 15%。封建社會真正的消費群體是龐大的官僚系統，皇室消費只是其中一小部分。

在電視劇《大明王朝》中，有這樣一個場景：嚴嵩的手下鄢懋卿南下巡鹽，共收上來 500 萬兩，其中 200 萬兩用于國庫，以維持政府調節功能，如賑災和基建；200 萬兩被嚴黨私自瓜分；只有 100 萬兩進了嘉靖皇帝的小金庫。史實并非很多人想象的那樣，皇帝能隨意調動國家稅收。

皇權雖消費不如官僚系統大，但有獨特作用，即引導商業方向，比如絲綢和瓷器，最初就是由皇室引領風尚，然后官僚跟進，最后普及到民間。景德鎮的官窯、江南的絲綢大戶，最初訂單都來自宮廷。這種官僚地主經濟使得民間商業活動完全圍繞皇室和士大夫的喜好進行，這就是即便在商業活動最發達的宋朝，也無法產生自由市場經濟，進而無法產生資本主義的原因，因為從一開始的模式就決定了發展走向。

新中國成立后，地主經濟解體，計劃經濟時代來臨。其目的是創建一個不存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人人社會地位平等，財富平均分配，由國家統一分配資源。然而，歷史證明，完全拋棄資本主義，現代化幾乎無法實現。因為國家主導的計劃經濟能造出原子彈，卻生產不出可口可樂這類大眾消費品。

計劃經濟的優點是集中力量辦大事，但對于多元的商業需求卻無能為力。鋼鐵產量能達世界第一，但核心技術需要企業競爭才能迭代升級，這就必須放開市場，讓企業自由競爭才有活力。計劃經濟在中國只持續了短短 40 年就宣告結束，市場經濟時代到來。

當代社會的市場經濟始于 80 年代末。最初參與市場經濟的主要有兩種人：

第一種是利用體制內身份投機倒把的官二代；

第二種是被迫下崗的國企工人。

這上千萬人被強行卷入市場經濟改革，所以當代中國商業活動從一開始就帶有權力尋租和自保活命的基因。這兩種商業活動都很現實、物質，既沒有猶太人的靈活性，也沒有清教徒的道德性。

猶太人的商業活動像一個魚缸，里面不僅有大魚，還有水草和微生物，形成了可循環的生態系統。清教徒的商業活動及其匹配的商業精神，雖沒有水草和微生物，但大魚吃飽不是為了自身長胖，而是有一種崇高的奉獻精神，吃飽后產出魚子維持其他弱小生物生存，保持物種多樣性，只不過這些大魚的后代因吃得太胖，最后控制了整個魚缸，這就是當前美國社會的壟斷資本主義。

而當代中國的商業活動，就像一個空浴缸，忽然放進許多食人魚，它們相互敵對，誰能存活誰就是強者。猶太人商業形式的多元化，我們沒有這種文化基因，跟風才覺得最安全。清教徒的福利制度由國家解決，至于道德感，只有面對比自己弱小的對象才會出現，面對與自身體量相當的競爭對手，只有吃掉對方的沖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