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立林著《帛書 <易傳> 與孔子易教思想論稿》

人民出版社，2024年12月出版

帛書《易傳》與孔子易教思想論稿

《周易》“人更三圣，世歷三古”，乃六經之首，大道之源，在中國哲學史、中華文明史上產生了深遠無比的影響。在易學“三圣”之中，孔子占據特殊地位，開創了儒家義理易學新傳統。然而，宋代以降尤其是近代以來，受疑古思潮影響，懷疑乃至否定孔子與《周易》經傳的關系成為一時風潮。所幸地不愛寶，馬王堆帛書《周易》經傳的出土，為重新探討孔子與易學關系提供了契機。

“孔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果為何意？帛書《繆和》《昭力》之“子”是否為孔子？“絜靜精微，易教也”有何意涵？孔門后學如何接續了孔子的天道觀念？如此等等，皆為學術史上爭議不斷、意味無窮的課題。本書遵循“二重證據法”，在整理箋注《繆和》《昭力》兩篇帛書《易傳》的基礎上，綜合利用馬王堆帛書《易傳》與《論語》《孔子家語》等傳世儒家文獻，進行相互對讀、互證，對易學史上的相關觀點進行辨析駁難，力證孔子與易學之密切關系。在此基礎上，深入孔門“性與天道”的思想世界，探求孔子“絜靜精微”的易教思想，揭橥孔門易教之思想淵源與學術源流，闡明孔門天道觀的內在衍變，廓清孔門易學史若干公案，以闡揚孔門易學真精神！

守先待后，與古為新。本書對于今人重新理解孔子之易學、易教，有廓清迷霧，守正開新之用！

序一

立林以其大作《帛書 <易傳> 與孔子易教思想研究》示我，并囑我寫幾句話，談談對其看法，我深感榮幸！

立林作為成長于洙泗之間，崛起齊魯大地的儒家學人，在整個華人學術界早已聲名鶴起。其品行學問，我甚愛之、賞之、景之、仰之。得先睹其大著，我何其幸也！我讀之誦之，反復涵詠之，大作中的基本觀點及論證我深表贊同。讀了立林的大作之后，有點想法，借此機會寫出來，以就教于立林和學界友朋。

第一，孔子以前無易教，易教創始于孔子。《漢書·藝文志》稱《易》為 “人更三圣，世歷三古”，即伏羲畫八卦，周文王演為六十四卦，并作卦爻辭，孔子作《易傳》。三圣者，易之三次革命性變革之三個時代之偉人也。伏羲畫八卦建立起的符號系統，文王演卦和作卦爻辭是創立了《易》的文辭系統，孔子作《十翼》，將《易》升華到哲理系統、價值系統、文教系統。《易》在伏羲、文王時代，其工具意義大于價值意義，從嚴格意義上講，伏羲易與文王易皆不能稱為“教”。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孔子著《春秋》，沒有以《春秋》為教，孔子贊《易》，也沒有以《易》為教。易之所以不為教，原因在于孔子之前的《易》不是一套價值體系，孔子最大意義在于將《易》由占斷吉兇禍福的工具之書轉化為德性倫理的書，由聽任天地神靈擺布的書轉化為人文理性自覺的書。有了孔子，《易》教才能成立，有了孔子，《春秋》教才能成立。如果說《詩》《書》《禮》《樂》是當時流行的教化系統的話，那么《易》《春秋》就是孔子獨創的教化法門。這也是《易經》成為大道之源，群經之首的重要根據，故我們說孔子易學的出現易學史上的一次大革命，孔子是大革命家。他對易不僅僅是繼承，更重要的是實現了易學史一次創造性轉換。

第二，孔子易是人文易，孔子易教本質上“人文教”。人文易的本質意涵是人文化成。人文易突出強調人的主體性，人作為自我主宰的德性主體具有道德自覺的能力，而不是聽命神啟或天命鬼神擺布的工具。孔子晚而研易、喜易、好易，甚至“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重在“玩”，占是用來“玩”的，而不是用決定其命運前途乃至個人生死大事的。如果沒有良好的德行，連做巫醫的資格都沒有，對于無德之小人，無德之壞事，“不占而已矣”。孔子玩占與史巫占卜“同途而殊歸”，所使用的方法是一樣的，而目的是不一樣的。史巫之占卜是企求神靈現顯中得到神示，而孔子玩占目的從玩占的過程中體悟到“德義”，這是孔子人文易與巫史之徒根本的區別。孔子人文易或說孔子易教有三大特征：

首先，突出人的主體性，天服務于人，天道服務于人道，天文是為了成就人文，“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化成天下是落腳點。人神之間在孔子那里，神也是為了人，“神道設教”，重點在教，而不是神道。

其次，突出德性優先的原則。重道德，言仁義，是一切儒者的共同特征，孔子的人文易也不例外。孔子將卦與德聯系，以觀卦論德、以象喻德，既要求內在“繼善成性”，又要求外在地“崇德廣業”，無處貫注著德性，以德求福成為孔子人文易的特點之一。

復次，孔子人文易或曰人文教的最重要的成就是將易古經由“本為卜筮之書”升華為不朽的哲理經典，創制了“易傳”系統。使《易》具備了象、數、理、占等四大功能。孔子同樣對四個方面都有研習。但在孔子的人文易教的系統中，四大功能之間的作用和地位是不同的，理是中心、是靈魂，是主導。理又稱道，天之道、地之道，人之道三才之道構成了孔子人文教的哲理系統和深極研究幾之學。“夫易，圣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極深者，深無可深；研幾者，探頤索隱，先于未萌而知其幾竅也。極深研幾之學即哲學。

第三，顏氏之儒與孔子易教。傳本《易大傳》十篇，自北宋歐陽修起，開始質疑其孔子作的可能性，降至近現代，幾乎已成學術界的定論。立林教探以大量、翔實的文獻資料，反復證明，《易大傳》雖非孔了所親著，但如同《論語》不是孔子所親編的一樣，代表、體現了孔子的易學思想。對這一論斷我基本上贊同的。問題是這些易學經典作者不是孔子所親著，但又長期能冒孔子之名，甚至將其視為孔子的著作，何人可以如此？由是，我大膽推測：《易大傳》與顏氏之儒聯結的可能性。

《法言·神問》晉人李軌注云：“顏淵弱冠而與仲尼言《易》。”顏淵弱冠即十九歲時，與孔子討論《易》的問題，本人認為這一說法一定有據，應當是可信的。顏子少孔子三十歲，顏子弱冠即孔子四十九歲時，即使孔子五十研易，也早于孔子。顏淵與仲尼言《易》之時，孔子不足五十，既不老，而也不是晚年，而是孔子壯年。僅就《易》言，顏子習《易》、研《易》、精于《易》，顏子可能早于孔子。《北堂書鈔》百三十七引《韓詩外傳》：“孔子使子貢，為其不來，孔子占之，遇《鼎》。謂弟子曰：‘占之遇《鼎》，皆言無足而不來。’顏回掩口而笑。孔子曰：‘回也，何哂乎？’曰：‘回謂賜必來。’孔子曰：‘何如也？’回對曰：‘乘舟而來矣。’賜果至矣。”如果此條文獻可信，足以說明顏子在易學上造詣比孔子早且深。這就回答了《系辭》中，孔子獨贊“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由此可以得知，顏子去世孔子為什么有天喪之慟！

明代大儒王陽明在《別湛甘泉序·壬申》大膽論斷“顏子沒而圣人之學亡”。面對學生對這一問題的質疑，王陽明進一步解釋：“顏子沒，而圣學之正派遂不盡傳矣。”我認為，如果將王陽明這一觀點運用于孔門易的傳承再恰當不過了。孔子的人文易或說孔子易教由于顏子先于孔子而逝，孔子的人文易或者說孔子易教沒有得到正派之傳承。所謂孔子傳商瞿，商瞿傳楚人馯臂子弘，這一系易學傳至西漢，立為官學。我們認為，這一傳承系統當然存在，但不是孔子即人文易的正派傳人，更非孔子易教的正派嫡傳。商瞿所傳更像前孔子時代的古易，而不似孔子的人文易。當然商瞿不可能得孔子獨傳，如果商瞿傳孔子的人文易，也只是孔門人文易之端，而不是孔子易的全體大用，子夏、子貢或有更多的孔門弟子傳承孔子人文易。《易傳》尚在，孔子的人文易就長存天地間。在整個漢易譜系中，費直易更接近孔子人文易。孔子數百年后，王弼易學對漢易的革命性變革，讓《易》真正回歸孔子的人文易傳統。王弼之后，周濂溪、王陽明接續孔子易教的道脈。

借立林的大作行將出版之機，談了幾點個人的看法，權作讀后感。不當之處，敬請易學界的朋友批評指正。

是為序。

顏炳罡

2024年夏日

序二

宋立林教授師從著名學者楊朝明、郭齊勇教授研習儒學，長期深耕孔子與早期儒學、儒家文獻、儒家學術史、儒家哲學等學術領域，長期堅持孔子與儒家文化傳播與推廣，在儒學的研究與普及方面均取得突出成就，為儒學青年學者中的佼佼者。在易學方面，立林教授也下了很大工夫，取得豐碩成果。2004年9月我剛剛就職曲阜師范大學孔子文化學院時，立林正在為碩士學位論文《孔子“易教”思想研究》的寫作做準備。他的導師楊朝明先生很重視，專門帶著他找到我，囑咐我指導一下立林的《易經》學習。我給立林開了一個簡要的易學典籍閱讀書單，他照此購買刻苦研讀，這應該是他易學研習的開端。在他以后儒家早期學術史的研究主業之外，也一直作易學的研究，續有成果問世。我們也一直保持易學的交流和合作。2009年我帛書《易傳》研究的第一部專著——《帛書 <要> 篇校釋》出版，立林和孫航閱讀后，專門發表一篇書評，這是十分感謝的。2011年我獲得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項目“帛書《易傳》新釋暨孔子易學思想研究”的立項，全面開展對帛書《易傳》六篇的訓釋。正巧，立林對帛書《易傳》中的《繆和》《昭力》已作了注釋論說，我將其吸收納入課題成果中。該項目以專著《帛書 <易傳> 新釋暨孔子易學思想研究》順利結項，立林是作出很大貢獻的。該專著后來獲得山東省社科優秀成果一等獎，也是學界對包括立林在內我們研究團隊水平認可的明證。本書所收錄的六篇文章——《孔子“易教”思想研究》《 <論語>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章疏論》《孔門后學對孔子天道觀的詮釋》《 <孔子家語> 與孔子易教思想》《 <繆和> 注釋論說》《 <昭力> 注釋論說》，即為立林教授近二十年來易學成果的結集。

本書六篇論文，聚焦于孔子易學以及儒家早期易學，涉及孔子學《易》、與易學有關的孔子的“天道”觀、孔子“易教”思想，以及格外珍貴的早期儒家易學文獻《繆和》《昭力》的釋義，可以說抓住了早期儒家易學的關鍵。孔子是否學《易》，如何讀《易》，關系到《周易》的詮釋路徑、“易經”的創立、早期儒家易學的傳承、義理易學的要旨等易學史上重要問題。可以說，如果對孔子學《易》問題沒有深入的考證，就無法對以上問題作出清楚的說明。該書通過對《論語·述而》“五十以學《易》”章的“魯讀”和章旨兩問題的考察，指出：孔子研習《周易》當為事實，孔子在五十幾歲至六十歲之間曾開始好《易》，在他生命的最后近二十年中深入地研習《易》道。這是很有見地的觀點，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而對此問題展開更細致的考索，可以獲得更為具體的發現。孔子對子貢言“吾百占”，舉出“周粱山之占”實例，而子貢不知。按子貢小孔子三十一歲，依照古代一般十五歲拜師學習的常情，可以推算孔子在四十六歲時收徒子貢。從四十六歲到孔子“晚年”這段時間，子貢沒有見過孔子讀過《周易》，沒有見過孔子筮占。可推測孔子在四十六歲之前的青壯年時期，當研讀過《周易》，學習應用過筮占。孔子從五十六起至六十歲的五年間，先后適衛、居衛、去衛、過曹、適宋、適鄭、適陳、居陳、去陳、復適衛、居衛、適晉未果、返衛、復如陳、居陳，一直不得各國君主任用，可謂碰壁連連。孔子汲汲以求的政治主張始終不得實現，其心情之困惑、苦悶可想而知。政治機遇為何如此難逢，孔子迫切需要解答。筮占之書的《周易》自然又一次進入孔子視野。可以推測，在五十六至六十歲的某一個時刻，孔子又一次拿出塵封許久的《周易》，開始閱讀溫習，給自己占卦，測算政治命運。在不斷閱讀過程中，已經定型的儒家義理之“成見”很快引導孔子致思轉向一新方向，從而開辟出以德行和仁義為核心的新易學。因此孔子一生學《易》當有兩個階段：早期為四十六歲之前的青壯年時期，晚期為五十六以后。

在孔子“易教”思想的本質問題上，該書指出：孔子的“易教”與其他五經之教不同。“易教”之“教”除了“教化”之外，也同時含有“宗教”的意味，更確切地說，其中蘊涵著“宗教性”。“易教”之“宗教性”包涵著兩層意思。一方面，即“神道設教”的層面，這是針對“下愚”用的，體現了《周易》富有神秘色彩的卜筮之書的功用；另一方面又包涵著針對君子修身的“宗教性”，這又是《周易》作為“性與天道”的哲理之書的功用。此觀點發別人之未發，殊為寶貴。孔子明確闡發易學發展有三個階段或曰三個層次，其中第一階段或第一層次為巫師的“幽贊”，即巫師筮占時感通神明，暗求神明對人佑助。可見易學自身即具有宗教的質地，作為易學發用的“易教”蘊涵宗教性，也應該是可理解的了。

關于帛書《繆和》《昭力》中的傳《易》者(文中稱為“先生”或“子”)之身份，學者爭議較大，形成兩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繆和》《昭力》中的傳《易》者是孔子，主要有鄧球柏、郭沂、丁四新、李零等學者。第二種觀點認為不是孔子，主要有李學勤、廖名春、陳鼓應、朱伯崑、王化平、呂紹綱、蔡卓等學者。立林教授贊同第一種觀點，并補充八證，堅持《繆和》《昭力》中的傳《易》者是孔子。原先我與立林教授的看法一致，但后來發生變化，贊同第二種看法。正好借此機會簡單論說，也與立林教授商榷。我認為從《繆和》《昭力》中傳《易》者的言語特點、當時《周易》使用狀況兩個方面，可以看出傳《易》者當不是孔子。第一，《繆和》《昭力》中，不論是繆和向先生請教《周易》爻辭之義，還是吳孟向先生請教《周易》爻辭涵義，先生首先是推辭、客氣一番，申明自己的智慧不夠、學問也不行，不敢談論，要在弟子的再次請求之下，才開始進入正題，進行講授，明顯表現出拘謹客氣、拖沓推諉的言語特征。而傳《易》者之所以言語拖沓，是由于心里顧慮頗多，表現出底氣不足、心虛而不自信的特點。孔子由于對易學有精辟研究，有新的創作、新的發展，因此在對弟子講授《周易》時，自然是充滿自信而直接明快，要言不煩的。因此，從言語特點看，《繆和》《昭力》中的傳《易》者當不是孔子。第二，《繆和》《昭力》傳《易》者在向繆和、呂昌、吳孟、昭力等弟子傳授《周易》言論中，透露出當時《周易》一書使用情況的重要信息：當時的君主已經使用《周易》，進行國家治理。爬梳資料可以發現，在孔子之前和孔子之時(直到孔子晚年)，《周易》主要是被卜史之官用于筮占，也有大夫在談論中引用《周易》以助成其說的，但君主使用《周易》、運用《周易》治國的情況是沒有的。可見《繆和》《昭力》中的傳《易》者當不是孔子，而應該在孔子之后。因此，關于《繆和》《昭力》中的傳《易》者之身份，結合學者所考論，再從言語特點以及《周易》在當時的使用情況，可推斷當不是孔子，而是戰國末期儒門中的一位傳《易》人物。

本書既涉簡帛易學文獻之訓詁，又有易學思想之闡發，內容豐富，創見迭出，足見立林教授易學研究之廣博深入。限于篇幅，僅擇其以上三點簡說，是為序。

劉彬

2024年4月14日于曲阜師范大學孔子書院

后 記

正在琢磨如何寫這篇后記，忽然收到業師傳來的一幀老照片，其中有楊朝明師、王洪軍師、修建軍師、劉彬師、趙滿海師及辦公室王淑臣老師、資料室駱明老師，我和政之等若干研究生圍坐在老師一旁。這是一張20年前在孔子文化學院資料室研討的合影。那時正是我們研究生讀書期間。如今，好幾位老師已經退休，而我們這幫學生也“奔五”了。當時業師楊先生的年齡不過43歲，比我現在的歲數還年輕。看著那時的自己，果然符合“瘦竹”的自號，身材苗條，面容清癯，不似今天這般油膩，不由得感慨歲月不饒人。這張照片引發了我一連串的回憶，當年讀書、寫論文的情形，一幕幕都在眼前閃過。這本書的大部分內容，其實都寫作于我剛剛步入學術殿堂的那個時期。盡管遲至今日才問世，它卻是我自己著作中最早最稚嫩的一部分。之所以決意不嫌鄙陋，敝帚自珍，要禍棗災梨，就是因為它見證了自己滿懷夢想、充滿激情的學術歷程。

2003年我考入母校孔子文化學院，追隨楊師朝明先生攻讀碩士。當時，楊師正在做他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六經之教與孔子遺說”，我上一屆的師兄劉義峰分配了“書教”，慕東師兄做“樂教”。我同級的陳霞做“詩教”，我則做“易教”。此前，我根本沒有接觸《周易》，對于易學是一竅不通，一開始不免惶恐。恰好，2004年自山東大學易學與中國古代哲學研究中心博士畢業的劉彬老師，來到孔院工作。劉老師是林忠軍和劉大鈞二先生的弟子，專研易學，遂即為我們開設了相關課程。自此開始在劉老師指引下接觸易學，我跌跌撞撞地闖進了這一片神奇的學術園地。彼時，簡帛研究成為學界熱潮，敝院儒家文獻研究素成傳統，楊師和黃懷信師等都聚焦于傳世文獻與簡帛文獻的研究。我們自然深受濡染，跟著老師們爬梳郭店簡、上博簡、馬王堆帛書，認字、編聯、解讀，運用“二重證據法”研究先秦儒學思想史。所以，我學位論文的題目雖然是《孔子“易教”思想研究》，但所用文獻則涵括了馬王堆帛書等出土資料，體現了“文獻”與“思想史”兼重的洙泗學風。我剛剛步入學術大門，便有幸經常跟隨老師們承辦或參加學術會議，領略了前輩師長的學術風采，感受到學術大家的德行高邁，使我從事學術的熱情得到極大鼓舞，走學問之路的信念更加堅定。記憶猶新的是，2004年10月太老師李學勤先生應楊師、黃師之邀，蒞臨孔院講學，主題便是考古發現與易學研究。講座時，整個大會議室滿坑滿谷全是聽眾，甚至在李先生講臺的兩側、后方都擠滿了人，可謂盛況空前。因為我恰好做易學研究，楊老師便命我和同級師弟崔冠華、師妹李燕二位一起根據講座錄音整理文稿，后經李先生審定，以《出土文物與周易研究》為題發表在《齊魯學刊》2005年第2期。現在收入《李學勤文集》19卷中的這篇文章，文末備注還有說明。我的名字居然得附驥尾，真是“與有榮焉”。碩士畢業后，我留校工作，繼續在楊師指導下，整理儒家簡帛文獻。我的工作主要集中在馬王堆帛書的《繆和》《昭力》兩篇的整理與研究，寫成《 <繆和> 注釋論說》《 <昭力> 注釋論說》，后來收入臺灣書房出版的《儒家簡帛文獻注釋論說》。后來，劉彬老師出版《帛書 <易傳> 新釋暨孔子易學思想研究》，又將兩篇小文收入其中。該書還獲得了山東省社科成果一等獎，這是不期而來的榮譽。

那時敝院有劉彬老師、侯乃峰兄和我三人都做簡帛易學的研究。記得在某次學術會議期間和廖名春老師聊天。他說：一個學術機構能集中三人研究簡帛易學，實不多見。言談中充滿了期待與鼓勵。可惜的是，不久侯兄被杜澤遜先生挖去了山大文學院，而我則成了這個領域的“逃兵”。不過，敝院的易學研究在劉老師的率領下，有了更好更大發展，如今影響已及于海內外。我讀博期間的選題是“儒家八派”研究，關注點轉移到先秦儒家學術史，加上后來立項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依然聚焦孔門后學，學術重心發生轉移，不再專涉易學，自忖可能算是告別了易學這片園地。盡管沒有登堂入室，甚或根本尚未入門，但畢竟自己曾經在這片園地徜徉過，欣賞過，所以于我而言總是值得回憶的一段學術經歷。所以，將相關易學的文章董理一番，裒為一帙，作為個人易學研究的“暫停鍵”，就有了回憶、懷念、鞭策的意味。不佞學術生涯起始于二十年前，不管悔不悔少作，總要秉持學術初心，不斷向上攀登，不斷超越自我，有所進步，有所成長，才能讓二十年后的自己，在回首自己的學術生涯時，不至于自慚形穢、無地自容。

易道廣大悉備，正所謂“致廣大而盡精微”者也。不佞天資不敏，素乏慧根，加之用心不專，興趣駁雜，二十年來在易學領域蹣跚學步，學術成績實在乏善可陳。盤點起來，只有在期刊、輯刊發表的寥寥十幾篇小文：1.《馬王堆帛書 <繆和> 所見孔子易教思想》，《國際炎黃文化》2005年第4期；2.《帛書 <繆和> <昭力> 中子為孔子考》，《周易研究》2005年第6期；3.《讀帛書 <繆和> 札記》，《周易研究》2007年第5期。此后陸續發表者有：4.《前孔子時代的“易教”傳統發微》，《孔孟月刊》第48卷第七、八期（2010年4月）；5.《 <論語·述而> “五十以學易”章考論》，《現代語文》2009年10月上旬刊；6.《孔子“絜靜精微”之“易教”觀探析》，《中國哲學史》2010年第3期；7.《 <繆和> <昭力> 與孔子易教》，《周易研究》2010年第6期；8.《帛書 <要> 篇研究的重要推進——讀 <帛書《要》篇校釋> 》，《社會科學戰線》2011年第3期（與孫航合撰）；9.《 <孔子家語> 與孔子易教思想》，張濤主編《周易文化研究》第3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12月；10.《The Chapters of Miaohe and Zhaoli in the Silk Manuscript Zhouyi and Confucius’ Thought on Edification by the Change》,《ZHOUYI STUDIES》7:1 (2011)；11.《孔子易教思想抉微》，《燕山學院學報》2012年第3期；12.《孔子家語與孔子易教》，《中國儒學》第8輯。其中頭兩篇是在讀研究生期間發表的。因為以上多篇論文，實際上拆分于碩士學位論文《孔子“易教”思想研究》，盡管在發表時進行過各種改寫，在文獻的運用與觀點的論證方面都有了新進展，但畢竟主體部分相同，故為避免重復，只收入《孔子“易教”思想研究》一文，其他不再單獨收入。另外兩篇：《 <論語>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章疏論》《孔門后學對孔子天道觀的詮釋》則是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孔門后學與儒學的早期詮釋研究”的階段性成果，后來收入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同名著作，稍有價值，亦收入本書。另外一篇《 <孔子家語> 與孔子易教思想》則未曾收入其他各書，故此番納入本書。剩下的兩篇：《 <繆和> 注釋論說》《 <昭力> 注釋論說》，系從我與楊老師合作主編的《新出儒家簡帛注釋論說》中抽出，作為附錄納入本書，作為本人帛書《易傳》整理和研究的一份見證。上述論文中也有若干篇是從這兩文中延展而成的，同樣因為涉嫌重復，故亦不再單獨收入。另外，《帛書 <要> 篇研究的重要推進——讀 <帛書《要》篇校釋> 》，則是我與孫航合作為劉彬老師大作撰寫的書評，也作為附錄。如此共有七篇小文，集為一冊。

最后，我要感謝業師楊朝明先生二十多年來的教誨和照拂，雖然尚達不到老師的期望，但畢竟有了些許進步和成長。我還要感謝顏炳罡老師和劉彬老師欣然賜序。顏老師是我當年的學術偶像之一，而且這幾年又成為敝院的特聘教授，有了經常請益、親近的機會。他是山東周易研究會會長，我則忝列常務理事，能夠得到會長、師長賜序，幸何如之！劉老師不僅是我碩士讀書期間的老師，后來有幸成為同事。他作為東亞易學研究中心執行主任，易學名家，尤其是易圖學領域的重要開拓者，能夠給小書賜序，自然令我格外欣喜。當然，在具體的學術觀點上，師生之間也未必全然盡同，存在分歧乃至爭議都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感謝老師們開誠布公地提出商榷，我相信會有機會重新思考這些問題，屆時再向老師們請益。

逸民宋立林

2024年12月12日于慢廬

作者簡介

宋立林，曲阜師范大學教授，孔子文化研究院（洙泗書院）副院長，洙泗經學院院長，禮樂文化研究與推廣中心主任，《古典文明研究》執行主編，國際儒聯理事，山東孔子學會秘書長，貴陽孔學堂學術委員，研究領域為孔子與早期儒學，禮樂文化，現代新儒家。主持兩項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一項博士后面上項目，兩項山東省社科委托項目，在《哲學研究》等刊物發表論文110余篇，出版《孔子家語譯注》《禮德詮解》等20余部。

來源：教化儒學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