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學拒絕特朗普政府政治干預、由此引發的資金凍結與資產拋售風波，不只是一次高校與政府間的權力博弈，更暴露出美國當前政治極化對學術自由與金融秩序的雙重沖擊。

本文作者系盤古智庫中東研究院執行院長，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經濟研究院世界經濟副研究員、以色列中心主任朱兆一，文章來源于《中國慈善家雜志》。

本文大約5500字，讀完約7分鐘。

2025年4月，一場由白宮主導、指向哈佛大學的財政“制裁”風波迅速在全美高等教育界引發震蕩。根據《華爾街日報》4月20日報道，特朗普政府在新一輪打擊所謂“校園反猶主義”行動中，決定凍結哈佛大學總額高達22.6億美元的聯邦撥款，涉及醫學、公共衛生、人工智能倫理研究等多個領域，并正考慮取消哈佛的免稅資格與國際學生招收權，涉資規模或達數十億美元。

這一事件隨著哈佛大學正式起訴特朗普政府違憲，而進一步成為全球焦點。美國哈佛大學在提起聯邦訴訟中認為，特朗普政府凍結數十億美元的聯邦資金，非法損害了學校的學術獨立性，侵犯了學校的憲法權利。

據悉，哈佛大學在訴訟中提到的美國政府機構包括教育部、衛生與公眾服務部、司法部、能源部和總務管理局。

哈佛拒絕“下跪”

事件源于本月初由特朗普政府新設的“打擊反猶主義特別工作組”致函哈佛，列出一份密密麻麻的要求清單，包括聯邦政府可介入監督哈佛的招生、教師聘任、課程內容及師生“意識形態”傾向，并要求學校在“反猶言論”識別與懲處中全面配合聯邦標準。清單內容不僅涉及教學自由與學術自治，更觸碰到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所保障的言論自由紅線。

出乎白宮意料的是，哈佛選擇將這份要求清單全文公開，并在校務會議上表決拒絕多數條款。校長艾倫·加伯（Alan M. Garber）在聲明中指出：“聯邦要求中有諸多條款，實質等同于對大學治理權的接管，我們無法接受任何以意識形態審查為基礎的干預。”

消息人士稱，此前哥倫比亞大學在類似壓力下已接受聯邦監察，并獲得了價值約4億美元的撥款，由此使哈佛成為特朗普政府“下一個強壓對象”。然而，與哥大選擇“低調妥協”不同，哈佛選擇“硬剛白宮”，這所世界最知名的大學決意選擇正面硬剛特朗普政府。

此事件不是孤立的政策沖突，也決非只關乎哈佛大學，它折射出美國高等教育體制、聯邦財政機制與政治權力之間深層的矛盾性共存問題。此次“凍結撥款”并非簡單的資金卡脖，而是一次旨在改寫大學自治邊界、重塑高教價值理念的政治出擊——這也正是為什么即便是部分保守派學者，在得知白宮意圖后，也表達了對其“越界行為”的擔憂與反對。

隨著聯邦財政成為教育治理的手段，美國大學正在被迫回答一個根本問題：在面臨國家意志與制度獨立的博弈中，它們究竟能退讓多遠？

哈佛與特朗普的公開對峙，只是這場關于“誰能界定真理”的戰役的開端。

聯邦撥款與校友捐贈的微弱平衡

哈佛大學與特朗普政府之間的沖突之所以引發廣泛關注，不僅因為它是一起高等教育與政治權力的正面沖突，更因為其背后牽扯到一整套美國大學獨特的財政運行邏輯：聯邦撥款與校友捐贈的微弱平衡問題。

長期以來，美國高等院校的財政構成被視為“市場化大學治理”的典范。以哈佛大學為例，其2024財年預算數據顯示：學校總收入約57億美元，其中聯邦資金（科研補助、學生資助、醫療項目等）占比約21%，校友捐贈及基金會收益則高達43%，其他收入則包括專利許可、房地產收入和其他服務費用等。這一比例說明，哈佛雖然擁有龐大的捐贈基金池，但仍與聯邦資金形成高度耦合的雙軌模式。

這套結構有其歷史根源。20世紀以來，美國政府出于戰略考慮持續向大學系統提供大量科研經費，以提升國家科技競爭力。尤其是在冷戰、反恐、抗疫等關鍵節點，聯邦資金一度成為諸如哈佛、MIT、斯坦福等“精英高校”科研體系的根基。例如，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IH）、國家科學基金會（NSF）每年向哈佛提供超過10億美元科研支持，涵蓋生物技術、公共健康、AI算法倫理等核心領域。

而校友捐贈則更多體現為“精英再生產”的資源回饋機制。哈佛擁有全球最龐大的校友網絡，截至2024年底，校友基金總額已突破530億美元，穩居全球第一。但問題在于，校友捐贈往往不可用于日常運營開支，通常指定為獎學金、命名項目或專項研究使用。更重要的是，校友捐贈存在顯著的政治自主性——它依賴于大學自身的聲譽、道義形象和治理獨立性。一旦高校被認定為“政府附庸”，其在自由派捐贈者中的信任度便會迅速下滑。

這一財政雙軌結構，決定了哈佛既難以完全擺脫聯邦資金，又必須守住“學術自治”的價值底線。正如《華盛頓郵報》一篇評論指出：“聯邦撥款是現實依賴，校友捐贈是道義資本，而哈佛正在為后者而戰。”

特朗普政府顯然看穿了哈佛的這一“結構性矛盾”，試圖通過財政勒索撬動高校治理權。這種做法在短期內或可奏效，正如哥倫比亞大學選擇妥協換取資金所示。但長期而言，這種通過聯邦撥款強制推行“意識形態審查”的做法，可能動搖美國大學制度的根基，激化美國社會對“政府能否干預大學治理”的制度爭議。

打破學術中立共識

哈佛與特朗普政府之間的財政風暴，并非一場孤立的財政糾紛，而是一次關于政治權力邊界的高強度博弈。從凍結哈佛聯邦撥款和威脅撤銷其免稅資格，到干預其國際招生政策，特朗普政府一系列動作背后的深層邏輯，既有意識形態上想要接管自由學府的動機，也反映出其在第二任期治理模式的變化趨勢。

特朗普此次對哈佛“動刀”，并非出于單一事件的偶發反應，而是其長期以來對常春藤聯盟高校的不信任和反感的延續。自2016年首次競選以來，特朗普多次公開批評哈佛、耶魯等精英高校為“政治正確的溫床”和“反美情緒策源地”，甚至在2020年第一輪任期中，嘗試以簽證限制、科研審查等手段壓縮高校自主空間。

而此次將反猶太主義議題上升為施壓手段，則顯示特朗普政府在文化戰爭策略上的再升級：他試圖將哈佛塑造成保守派選民眼中的“左翼極端象征”，進而通過打壓其財政體系強化政治支持動員。這表明，特朗普將哈佛作為“文化反攻”的戰略入口，而非簡單的政策對話對象。換言之，這不是政策協調，而是政治清洗。

特朗普對哈佛的系列打壓，在美國憲政體系下存在明顯爭議。核心問題是：總統是否有權因高校“意識形態不符合”而凍結聯邦撥款？是否有權對高校的招生、教學內容和學術倫理進行實質性干預？

根據美國《高等教育法》20 U.S.C. §1232a條款和《撥款控制法案》（Appropriations Control Act），聯邦資金的使用原則必須遵循“項目導向、不得政治干預”的基本規范。多數撥款需經國會授權，行政部門不得因高校表達特定立場而單方面中止。這一點在2020年加州大學系統訴特朗普政府限制國際生政策案中已有先例：法院裁定政府不得以“政策原因”中斷高校正常權利。

此外，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明確規定“言論自由與學術自由不可由政府剝奪”。哈佛大學作為私立高校，其自治權雖未受州憲法保護，但其科研、教學及招生領域的運作權已被聯邦司法體系廣泛認可。一旦特朗普政府實施直接“思想審查”或“意識形態篩選”，將構成明顯違憲行為。

從法律角度來看，特朗普此舉若繼續推進，很可能會遭遇包括ACLU（美國公民自由聯盟）、全美大學教授協會（AAUP）在內的集體起訴。目前，《波士頓環球報》報道稱，馬薩諸塞州檢察長辦公室已著手評估哈佛“聯邦撥款凍結事件”是否侵犯州教育自治權利，后續將視情況提起司法挑戰。

無論最終是否違法或違憲，特朗普對哈佛的行動都標志著一個潛在趨勢：美國總統權力正在朝“教育領域”快速延伸。這種干預方式，一旦被確立為先例，不僅可能蔓延至斯坦福、哥大、MIT等其他高校，也可能波及整個研究資助與思想表達體系，打破高校長期以來形成的“學術中立共識”。

一場社會教育

面臨前所未有的財政與輿論壓力，哈佛大學并未選擇“妥協換資金”，而是迅速啟動一套法律、學術、輿論多重并進的應對機制，試圖將這場政治打壓轉化為一次對學術自由與制度邊界的社會教育。

根據《華盛頓郵報》援引哈佛校方內部會議紀要的報道，哈佛校長艾倫·加伯（Alan M. Garber）在面對特朗普政府提出的“意識形態清單”時，明確指出：“任何以資金為籌碼、要求政府介入高校課程、思想或教職人員招聘的行為，均不符合法治精神，也違背美國憲政傳統。”

哈佛選擇公開聯邦政府所列出的“監控清單”，本質上是一次策略性的信息公開，以反擊特朗普政府試圖“秘密施壓”的輿論手段。校方律師團隊第一時間就資金凍結的合法性啟動合憲性評估，并與至少三家民權組織建立臨時法務協作機制，準備在必要時向聯邦法院提起訴訟。

在校務公開、治理透明、校長發聲、公共辯論等層面，哈佛正在構建一種“以制度對抗人治”的話語框架——這種策略并不激進，但明確表明其“拒絕接受政治審查”的立場底線。

哈佛沒有孤軍作戰。在這場“大學對總統”的博弈中，其他常春藤盟校迅速表態支持。普林斯頓、哥倫比亞、斯坦福、芝加哥大學在一周內分別發表公開信，反對政府將聯邦資金作為政治武器，呼吁維護大學自治和學術獨立。

這種“聯合體抗壓”機制，是美式大學制度多中心自治精神的集中體現。它不僅表明美國高校尚具制度防御能力，也在政治高壓環境下重新激活了“大學作為公共機構”應有的發聲機制。

更為關鍵的是，哈佛正在借助其龐大的校友與基金體系構建財政緩沖與輿論支持的“雙線戰術”。

面對當前危局，哈佛大學也自然會調動他們擁有的全球最龐大的校友捐贈網絡來支持母校。在特朗普宣布凍結撥款之后，哈佛發展與校友關系辦公室（Harvard Office of Development and Alumni Relations）立即對接主要校友團體，啟動“學術自由捍衛基金”專項捐贈通道。有報道稱，在啟動捐贈通道48小時內，已經有約120位校友承諾捐贈超1億美元。

雖然特朗普的強硬姿態具有鮮明的黨派色彩，但哈佛始終避免將回應定位為“左派對右派”的對抗，而是持續強調“程序正義”“聯邦權力邊界”與“教育自主性”。加伯校長在《大西洋月刊》的訪談中指出：“我們不反對與政府對話，但不能接受把意識形態當成撥款前提。我們拒絕‘向國家權力交出大學鑰匙’。”

金融不穩定的蝴蝶翅膀

在特朗普政府凍結哈佛大學22億美元撥款之后，許多人不禁要問：為何這所掌握超530億美元的全球最大校務基金的大學，會因損失數十億美元的聯邦資助而“坐立難安”？而更深一層的問題是，這種政治干預是否可能引發更大范圍的金融市場動蕩？哈佛、耶魯等常春藤盟校會不會成為觸發新一輪金融不穩定的“蝴蝶翅膀”？

在一般印象中，哈佛大學的資金實力足以應對任何形式的財政挑戰。2024年，其校務基金（Endowment）達到約530億美元，遠超大多數國家的GDP。耶魯大學的校務基金也高達440億美元。然而，這些數字背后隱藏著結構性“流動性陷阱”。

首先，這些基金中的絕大多數是“限制性捐贈”（restricted funds）。根據瓦薩學院（Vassar College）前校長Catharine Bond Hill的分析，約70%的收益被捐贈者指定必須用于特定項目，如獎學金、某類研究、特定院系，不能挪作他用。只有約25%的收益是校方可調動的“自由資金”，這部分資金在當前研究成本高企、基礎設施維護費用不斷上漲的背景下，捉襟見肘。

其次，這些巨額基金高度依賴非流動性投資。以哈佛為例，其基金中約39% 配置于私募股權（Private Equity）與創投類資產，另有相當部分用于房地產、對沖基金等。金融市場不穩定時，這類資產不僅難以變現，甚至可能面臨折價清算的風險。例如，耶魯大學2025年啟動的60億美元私募基金資產拋售計劃，就被市場普遍解讀為“被迫打破長期投資紀律”的緊急求生舉措。

哈佛近期也在金融市場上頻繁發債以維持流動性。2025年初，其先后發行了7.5億美元應稅債券與2.44億美元免稅債券以補充運營資金，顯示現金流已受到顯著壓力。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債券銷售不及預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投資者對教育機構財政健康的擔憂。

耶魯大學的“資產拋售潮”并非孤立事件。據彭博社報道，普林斯頓大學、哥倫比亞大學也在準備或加速債券融資計劃，全美范圍內的大學正集體面臨“資產-現金”結構失衡的挑戰。而一旦哈佛、耶魯等機構被迫大量清算其在私募基金、股票、房地產領域的投資，可能導致數百億美元資產集中拋售。

這種“流動性沖擊”正在引發市場高度警覺。著名債券投資人、“新債王”杰弗里·岡拉克（Jeffrey Gundlach）指出，捐贈基金長期依賴“永久資本”模型，將大量資本鎖定于低流動性高回報領域，而當前形勢可能迫使這些資產“被動出逃”。他直言，“這就像一場無聲的踩踏，一旦開始，沒人能停得下來。”

金融分析機構EndGame Macro警告，哈佛和耶魯的拋售可能引發連鎖反應：一是私募基金估值被迫重估，進而壓縮機構融資空間；二是對沖基金可能“搶先賣出”以回避折價；三是教育機構不得不壓縮預算，間接沖擊高科技、新能源、生物醫藥等依賴高校研究的產業鏈。

更關鍵的是，“永久資本”本應是穩定市場的重要力量，如今卻因政治干預而變得脆弱。美國私募市場總規模約10萬億美元，其中約5000億美元由大學基金持有。一旦教育系統整體陷入“被迫變現”困境，將不只是高等教育的問題，而是金融系統韌性遭遇實質性削弱的信號。

歐洲私募股權協會也在4月發布預警稱，若北美教育捐贈基金持續拋售私募資產，將引發全球新興市場估值下調，可能沖擊亞洲、拉美和東歐的主權財富基金重倉資產。

而美國國內，財政保守派已公開表態支持“削減高校稅收豁免”，并將其列入2025年稅制改革議程。這不僅動搖了高校債券免稅基礎，也將促使更多機構提前“脫身”，形成金融市場的新一輪流動性爭奪戰。

哈佛大學拒絕特朗普政府政治干預、由此引發的資金凍結與資產拋售風波，不只是一次高校與政府間的權力博弈，更暴露出美國當前政治極化對學術自由與金融秩序的雙重沖擊。作為全球最具象征意義的大學，哈佛的每一個舉動都會引發“多米諾骨牌”效應，其財務穩定性被削弱，捐贈基金投資模型面臨重估，進而可能引發金融市場對私募資產價值的系統性懷疑。■

文章來源于《中國慈善家雜志》

責任編輯：劉菁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