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文）

在聊熊大縝生平的時候，葉企孫是一個不能不被提及的人物。

1938年熊大縝被捕后不久即犧牲，葉企孫當時人在西南聯大，他是聽說了自己學生被捕的情況，但并不知道他犧牲的情況。

葉企孫還專門托人與重慶八路軍辦事處聯系，希望能打聽學生的下落。

無從得知葉企孫是從什么時候知道熊大縝犧牲的，但他在后來許多年里，都致力于為熊大縝申訴，希望能為熊大縝平反。

也正因為如此，在后來那個特殊年代，葉企孫也受到了影響。

事實上，這也無形中解釋了另外一個歷史謎團。

一

在那個特殊年代，呂正操將軍受到影響后，“熊大縝案”被再度提及，加上葉企孫不斷申訴，導致了葉企孫也被牽連其中。

葉企孫被認定，熊大縝是受他的委派到冀中根據地從事敵特活動的。盡管后來查無實證，但他還是被扣上了中統特嫌的帽子（事實上特嫌也說明此事查無依據）。

一直到1987年，葉企孫才獲得平反。

有個歷史細節就是，據資料記載，葉企孫曾計劃通過熊大縝，達成冀中根據地與時任國民黨河北省政府主席鹿鐘麟的合作。

可以想見的是，熊大縝在根據地的許多言論，其實應該是受老師葉企孫的影響才說的。

這也和其他資料中，熊大縝曾稱“八路軍就應該服從國民政府命令，冀中八路軍打鹿鐘麟合法軍隊是錯誤的”有一定程度的吻合。

不少文章里面，煞有介事的稱，說熊大縝就是受葉企孫的指示到根據地進行策反的（也就是所謂從事敵特活動），這是有事實依據的（就是上述所列）。

細細考究來看，我們可以試著做一分析。

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前提下，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當局確實是當時中國唯一合法的政府，而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邊區政府，在名義上是隸屬于國民黨當局的。

基于這個前提下，也就不難理解熊大縝為何會在根據地說出那番言論。

放在葉企孫上，這一點也同樣適用。

葉企孫并不是一個革命者，他只是大學的一個教授，對政治上很多事情，他理解得并不是很透徹（這一點放在熊大縝身上也適用）。

葉企孫不能夠明白的是，1939年以后，國民黨當局啟用失意的西北軍人在河北成立政府，本質意義上就是為了挑起與八路軍的摩擦，甚至考慮借助日本人之手除掉心腹大患的八路軍。

在本著服務于抗戰原則考慮，葉企孫當然希望雙方化干戈為玉帛。

令葉企孫、熊大縝想不到的是，這會成為他們悲劇的根源之一。

二

葉企孫與熊大縝在行為、性格上有相似的一面，兩人對生活的設想都非常理想化。

葉企孫是1898年出生在上海一個書香世家，自幼便接受良好的教育，從小就養成了一股儒雅的書卷氣，也正因為如此，他對自身的道德標準要求很高。葉企孫求學的階段，正值中國最苦難的一段歲月，這令他對這個國家民族的命運投入了很多的思考。

從學貫中西的角度考慮，葉企孫有著一套拯救國家民族命運的辦法——即在加強自身學問與修養的前提下，利用西方科技利國利民，以期實現真正的治國平天下。

當時的清華也很注重對學生的“全面人格”教育，這恰恰符合了葉企孫的想法，葉企孫后來也成為這套教育的忠實貫徹者。

葉企孫的很多學生都是全面發展的俊才，既注重理想，又注重實務。

1918年夏，葉企孫從清華大學畢業，隨后赴美留學。

在哈佛大學研究院學習期間，葉企孫師從布里奇曼教授，并在1921年精確測定了普朗克常數，被科學界沿用了十六年之久。

1924年回國后，葉企孫受聘于東南大學。

1925年，葉企孫受邀北上，任清華大學教授，不久后受校長梅貽琦囑托，組建清華物理系和理學院。并親自擔任清華物理系主任、教授。

為了壯大清華物理系，葉企孫聘請了不少物理系專家學者入校執教，后來培養的畢業生，絕大多數在新中國成立以后，都成為各行各業的翹楚。

葉企孫最強調理論與實際結合，因此他的學生中，基本上都是理論與實際結合的人才，其中諸如王淦昌、趙九章、王竹溪、張宗燧、錢偉長、錢三強、王大珩、林家翹、戴振鐸、朱光亞、周光召等等。

這其中有不少是“兩彈一星”的功勛人員。

除此以外，李政道、楊振寧兩位諾貝爾獎獲得者，也是葉企孫學生。

也正因為帶出了這么許多知名的學生，所以后來有人稱葉企孫是“大師中的大師”。

盡管葉企孫一生留下的著述中，有關教育的非常少，但這也并不影響他是一個偉大的教育家。

不過，在這么多學生中，葉企孫卻最看重熊大縝。不光是因為熊大縝是同鄉關系（熊大縝出生在上海），還因為他們兩人具備相似的性格。

葉企孫，作為一個純粹的學者教授，把一生的精歷都投入到科研和教育中，他一輩子沒有結婚，所以也沒有后代。

不少資料中在談到葉企孫與熊大縝的關系時，都稱他們是情如父子。

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后，葉企孫也放棄了出國訪問的機會，留在國內主持清華大學南遷事宜，后來更是冒著風險留在北平、天津秘密從事抗日救亡運動。

當時，熊大縝提出要到冀中根據地時，葉企孫一度緊張，擔心這位得意門生遇到危險，據其自述稱：

“約有十余天，神思郁郁，心緒茫然，每日只能靜坐室中，讀些英文小說，自求鎮定下來?！?br/>

后來，葉企孫聽說熊大縝在冀中根據地的研究遇到困難時，不顧危險，親自購買器材等物秘密運送至根據地，甚至有段時間還計劃親自赴根據地，后來是在學生勸阻下，才未能成行。

對于這段往事，葉企孫學生孫魯（曾協助冀中軍區第二軍分區參謀長張珍送物資人員到根據地）曾評價老師：

“葉企孫先生雖然有著慎行、冷靜、超然于政治之外的品性，但是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際，當祖國需要忠勇之士的時候，他站出來了！這一行動又一次體現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強烈的民族責任感和與祖國山河生死維系的赤誠！”

孫魯對老師葉企孫評價（超然于政治之外的品性）可謂是一語中的。

1938年11月，葉企孫趕赴昆明西南聯大，在抵達以后，還不忘在雜志上發表文章《河北省內的抗戰概況》，鼓勵青年以及科技人員趕赴冀中參加抗戰。

三

1949年5月，被任命為清華大學校務委員會主席，履行校長職責，并主持校務，當時新政協籌備期間，葉企孫還作為教育界代表出席了會議，并當選為全國政協委員。

1955年，葉企孫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相當于今天科學院院士）。

葉企孫并沒有忘記為自己的學生熊大縝伸冤，這也導致了他在后來那個特殊年代受到牽連。

不過，流傳比較廣的一個謠言是，葉企孫晚年淪為乞丐，以乞討為生，甚至還被不少公知當成信史，不停地轉載。

時至今日依然還有人信以為真。

在那個特殊年代，葉企孫最初是被當作“反動學術權威”遭到批斗的，當時他的身體狀況就已經很不容樂觀。

隨著呂正操、張學思等一批原東北軍將領受到影響后，因為牽涉出熊大縝案，葉企孫也無法置身事外。

1968年4月，葉企孫被“呂正操專案組”逮捕，因為牽涉到熊大縝案，葉企孫被認定為是“國民黨中統特務”，隨后受到關押、審問。當時一批與葉企孫有關的知名人士、專家以及同事也都受到了影響。

在長達一年半的關押和審訊過程中，葉企孫的身體狀況每況愈下，精神上也受到摧殘，據看過他提審記錄的黃延復回憶稱：

“他所說的話，其實就只有一句，我是科學家，我是老實的，我不說假話。”

專案組對葉企孫雖然進行了大量的“內查外調”，并沒有查到什么實在的證據，后來專案組做出結論：

“葉證據不足，不能定性為特務?！?br/>

不過，專案組當時也不知道該如何處理，只好將此事上報，經周總理直接干預，葉企孫被釋放。

1969年11月，葉企孫被釋放，但仍然受到北大紅衛兵組織對他的“隔離審查”，也正因如此，葉企孫雖然已經走出了監獄，但他并沒有受到應有的照顧，這種日子也導致了葉企孫神經紊亂，早前的幻聽癥加劇。

網上流傳做光的“葉企孫晚年淪為乞丐”，即是葉企孫1969年年底獲釋至七十年代初這段時間。

某文章《而我卻今天才知道他的存在》所描述的場景：

“當時的中關村一帶，有不少人都看到他（葉企孫）穿著一雙幫裂頭缺的破棉鞋，有時到一家小攤上，向攤主伸手索要一兩個小蘋果，邊走邊嚼。如果遇到學生模樣的人，他伸手說“你有錢給我幾個”。所求不過三五元而已。”

據考證得知，葉企孫1969年年底獲釋后一段經歷的描述，是出自劉克選、胡升華《葉企孫的貢獻與悲劇》，該文刊登在《自然辯證法通訊》1989年3期上。

“當時不少人在海淀中關村一帶見到這種情景：葉企孫弓著背，穿著破棉鞋，躑躅街頭，有時在一家店鋪買兩個小蘋果，邊走邊啃，碰到熟知的學生便說：你有錢給我幾個，所求不過三、五元而已！”

然而在一些人的轉載下，葉企孫本來是向小攤販買蘋果，變成了向小攤販討要蘋果，碰上熟知的學生請求幫助，變成了向學生摸樣的人乞討。

在葉企孫誕辰120周年紀念日之際，該文作者胡升華還特意撰文作出過澄清。

事實上，1969年年底，葉企孫獲釋后，即被安排在北大一處住房，每月有50元生活費。

也因為是處在受監管的狀態，他在海外的朋友和學生趙元任、任之恭、林家翹、戴振鐸、楊振寧回國時想去探望他，但都因為種種原因未能成功。

至1972年5月，北京大學對葉企孫做出結論，按照人民內部矛盾處理，恢復了教授待遇，每月350元工資，并在北大中關村園分配一套一室一廳的住房。

根據中國物理學會期刊網刊載文章《為了忘卻的懷念——回憶晚年的葉企孫》稱，從1973年夏開始，陸續有葉企孫的學生登門探望。

當時葉教授雖然身體健康欠佳，但仍然記掛著學術研究。

1975年，葉企孫被正式解除隔離后，第二年春節，他的學生陳岱孫、吳有訓、王竹溪、錢偉長等還專程登門探望。

盡管遭遇了許多不幸，但葉企孫晚年卻從不對人言談自己所遭受的苦難，據葉企孫的侄子回憶：

“叔父沒有向任何人表示過他一生很悲慘，他的看法好像是世界上和歷史上冤枉的事情很多，沒有必要感嘆自己的人生，他對自己的遭遇淡然處之?！?br/>

只是遺憾的是，葉企孫并未等到平反。

1977年1月13日，葉企孫因病醫治無效去世，享年79歲。

五天后，即1月19日，葉企孫追悼會在八寶山舉行。

四

葉企孫后來獲得平反，是源于學生熊大縝獲得平反。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開始為過去歷史上一系列的冤假錯案進行平反。根據《炎黃春秋》刊登文章《熊大縝冤案平反經過》記載，最早提出為熊大縝平反是在1982年。

據時任裝甲兵政治部副主任王林1982年12月22日日記記載：王林曾與張珍（原冀中軍區第二軍分區參謀長）聊起了熊大縝的情況，張珍曾說自己與孫魯提過，要他寫材料給有關部門，給予熊大縝平反。

王林對熊大縝平反一事十分熱心，后來還寫信給孫魯，提醒他寫材料，后來他們三人還聚在一起，專門研究了為熊大縝平反的問題。

幾周之后，王林等三人還一同去找了呂正操。

不過，從王林的記載中不難看出，為熊大縝平反其實有相當的阻力。因為不少當年參與辦案的人不同意，他們堅持認為“熊大縝是特務，案子沒搞錯”。

也因為這個緣故，為熊大縝平反一事后來又拖了幾年。

為了熊大縝平反，呂正操后來還特意去尋了時任河北省委書記的劉秉彥。

1986年10月，河北省委根據調查取證的大量事實，做出關于熊大縝特務問題的平反決定。

熊大縝獲得平反以后，葉企孫的平反也被正式提上了議事日程。當時有清華學生寫信給呂正操，要求為葉企孫平反，

1987年，葉企孫平反的文件正式公布，同年2月26日，《人民日報》刊出“深切懷念葉企孫教授”一文，正式表示恢復葉企孫先生的名譽。

兩年后，清華大學校友在校內設立了葉企孫獎。

1992年，王淦昌、王大珩、吳健雄等在內的127名海內外著名學者聯名向清華大學呼吁為葉企孫建立銅像，據部分文章稱，為葉企孫在清華大學塑像的提議曾遭到有些人反對。

1995年，葉企孫的銅像才在清華大學樹立起來，但只是被安放在清華新區第三教室樓門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