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4日，2024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fā)現正式公布，位于云南省昆明市晉寧區(qū)的河泊所遺址赫然在列。這是云南繼海貝遺址、牛頭山遺址之后再次躋身“全國十大”的高光時刻，也是一座沉睡千年的“滇王城”重新進入公眾視野的重要轉折。

滇池之南，一城雙面

河泊所遺址地處滇池東南岸的上蒜鎮(zhèn)，自然環(huán)境封閉而神秘，依山臨水，氣候溫潤，是典型的“濱湖平原遺址”。而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揭示的，卻是這片安靜水域之下，古代云南兩大重要政權的連續(xù)疊加——

西部遺址核心為古滇國的政治中心，城壕、水系、道路、井群等要素齊全，證明滇國并非野史傳說，而是一個結構嚴密、制度完備的地方政權。 東部則為漢代益州郡城，外環(huán)壕長達1.7公里，系統(tǒng)性城墻、水利設施、主干道路的存在，體現了中央政權在邊疆地區(qū)的完整政治滲透。

河泊所，如同一面雙面鏡，映照出西南邊疆從土著王國到漢化政區(qū)的歷史縱深。

出土文書，重構滇漢之交

如果說城市布局揭示的是空間演變，那么封泥與簡牘的發(fā)現，則為人們打開了穿越時間的隧道。

簡牘超5萬枚，是云南有史以來最大規(guī)模的出土文獻群，文字清晰者逾5000枚，內容涵蓋戶籍、稅賦、司法、交通、征調、通信等社會全貌。

封泥1900余枚，精細呈現“滇國—益州郡—漢朝”三重權力結構，其中“滇王相印”“滇丞”“滇廷”等官職印泥，首次讓歷史記載中模糊的滇國政權“有名有實”。

這些出土文書不僅是學術界的重磅發(fā)現，也讓公眾得以窺見一個充滿制度化治理與文化融合的漢代云南圖景。

“以其故俗治之”的考古實證

《漢書·西南夷傳》中記載：“置益州郡，以其故俗治之。”而今天，河泊所遺址以清晰的考古層位與豐富的文物遺存，為這段歷史賦予了鮮活的細節(jié)。

中央王朝在滇國舊地設郡，不廢滇王號，卻實行中央制度，戶籍管理、官印傳達、司法執(zhí)行、賦役征集——一整套“漢制”系統(tǒng)滲透至滇池之畔。這種“文化兼容+政治整合”的策略，正是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早期形塑的真實縮影。

湖濱文明的智慧與傳承

河泊所遺址還揭示了漢代高原湖區(qū)獨特的城市營建思想與環(huán)境適應策略——

城市選址因水而立，依山就勢； 城內道路“T”字交會，路溝科學排水； 大型木構疑為早期水利設施，反映治水經驗。

這些遺跡表明，云南先民并非“高原孤島”的原生態(tài)部落，而是具有高度組織力與工程智慧的“湖濱文明”創(chuàng)造者。

西南考古，走入國家敘事

河泊所遺址的入選，不僅是對云南考古成果的認可，更將西南邊疆的歷史納入國家記憶體系。

它讓人們看到，所謂“邊疆”，并非文化的邊界，而是融合的前沿；所謂“古滇”，不再只是浪漫傳說，而是實證中的文明單元。

在中華文明探源的宏大圖譜中，河泊所提供了一枚極具說服力的拼圖，展示了公元前后“西南融入”的真實路徑與制度演進，也呼應了今天云南作為面向南亞東南亞開放前沿的戰(zhàn)略角色。

從滇王到郡守，從封泥到簡牘，河泊所遺址串起的不只是昆明晉寧的一段地方史，而是整條橫貫時空的國家化進程之路。它提醒我們——每一寸土地的記憶，都值得被聆聽；每一片塵封的歷史，都等待被重新講述。

附：

2024年度

全國十大考古新發(fā)現

四川資陽濛溪河遺址群

浙江仙居下湯遺址

甘肅臨洮寺洼遺址

西藏康馬瑪不錯遺址

湖北黃陂盤龍城遺址

陜西寶雞周原遺址

北京房山琉璃河遺址

安徽淮南武王墩一號墓

云南晉寧河泊所遺址

新疆喀什莫爾寺遺址

開屏新聞記者 楊質高 攝影報道

一審 孫琴霞

責任編輯 羅秋旭

責任校對 何丹

主編 林舒佳

終審 編委 李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