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都市劇中遭遇生活打擊的中年女性，逐漸被固化為一種勵志符號的時候，《蠻好的人生》正在對此完成一次新的重構，試圖去再現一種不夠體面、不夠颯爽，但也絕不苦情的真實生活狀態。

作者|魏僑\作者|丁宇

五年前在《安家》里賣房子，三年前在《理想之城》里搞土建，這一次孫儷又在《蠻好的人生》里賣起了保險。

都市劇留給娘娘深耕的行業已經不多了。

劇中，孫儷飾演的胡曼黎從“保險女王”跌落谷底，在丈夫出軌、事業崩盤的雙重打擊下，努力奮起，與職場新人薛曉舟（董子健飾）組成搭檔，以市井智慧與行業洞察重新搭建起自己的事業版圖。

然而，《蠻好的人生》并不是一部“爽劇”。胡曼黎的努力和成長的過程被看見，但每一步都很艱辛，這其中有復雜，有曲折，有失敗，還有偶爾穿插的生活智慧和詼諧幽默。或許最后她擁有了蠻好的人生，卻與常規意義上的“爽感”不同，而是更接地氣、更有生命力。

導演汪俊在劇中展現了保險行業不為人知的一面，也打破了以往大眾對保險從業者的刻板印象，但他并沒有將《蠻好的人生》定義為職場劇，“我認為它還是一個民生劇，一個充滿了溫暖現實主義的民生劇，是一個非常治愈的戲。”

這也是相比于傳統意義上的大女主，胡曼黎顯得很不同的原因，她并不完美，也沒有金手指，反而優點和缺點都很鮮明。當都市劇中遭遇生活打擊的中年女性，逐漸被固化為一種勵志符號的時候，《蠻好的人生》正在對此完成一次新的重構，試圖去再現一種不夠體面、不夠颯爽，但也絕不苦情的真實生活狀態。

當女主角有了“生命力”

開局丈夫出軌，事業一落千丈，胡曼黎遭遇的困境在國產都市劇中極具典型性。不同于《辣媽正傳》里時尚前衛的夏冰，也不同于《理想之城》里質樸沉穩的蘇筱，這次孫儷的角色被導演汪俊稱為更接地氣、更真實的職場女性，“她那一套市井哲學和生存法則跟現在的職場女性更加接近，她身上有一種呼吸感，她就在就像你身邊的左鄰右舍，你的同學、朋友、同事一樣。”

胡曼黎的出場并不討喜，她在鏡頭前拼命展現自己的成績，利用丈夫的教授身份標榜自己的人設，短短一場戲就將她的虛榮與市儈鮮活地呈現出來，但這份虛榮市儈也恰恰源于她身上“生”的力量。因為她表面的光鮮靚麗，是她從底層開始奮斗，一手一腳掙來的。所以她高度認可自己的能力地位，也對金錢名利有著直白的追求和渴望，這種從自我認同中產生的強大主體性，因為直面欲望而具備的主觀能動性，在國產劇的女主角中相當稀缺。

因此在遭遇婚姻事業的連番打擊之后，胡曼黎不需要去喊找回自我或活出自己價值的口號。被開除就去找新的機會，被行業除名就找新人合作談分成，缺錢了就去賣車、賣包，能屈能伸，“生存”就是她在谷底奮起的目標和動力。“胡曼黎是一個打不死的小強，她很頑強”，汪俊在采訪中這樣形容胡曼黎，“她就像荒野的小草，給一點兒陽光，給點兒雨露，她就能成長”。

觀眾很難在劇中獲得非常利落的“爽劇”體驗，遭遇情感背叛胡曼黎也會拙劣地試圖挽回，在夜里暗自痛哭，被對手暗害時找不出始作俑者，罔論正面打敗對方。

生活里往往沒有勝負，更多的時候努力掙扎的結果只是生活本身。“我們非常真實地在寫女主角怎么樣一步一步地、從低谷往上爬，每一步，甚至每一寸爬的都非常艱辛，真的沒有什么大的爽感在里面。”汪俊說。

情感關系上，劇中也沒有給胡曼黎安排一個年輕帥氣，提供絕佳情緒價值的“弟弟”作為情感關系的“歸宿”，通過年齡身份倒轉來彰顯一種符號式的“逆襲”。胡曼黎與薛曉舟的關系并沒有簡單粗暴地被處理為“姐弟戀”，而是詳細鋪陳了他們職業領域中的互利共生與彼此制約。

她與薛曉舟的矛盾，源于摸爬滾打的市井智慧與規范嚴謹的專業精神之間的碰撞，也代表著不同時代行業發展過程中經歷的震蕩與革新。二人之間的關系變化，源于對彼此專業能力、人格底色的了解和認可。

汪俊說：“最后兩個人能夠和解，能夠合作得非常好、非常默契，就是他們的底色是一致的，從打打鬧鬧、雞飛狗跳，到最終自己找到了各自的位置，找到了他們最好的相處方式。”

《蠻好的人生》跳出了傳統都市劇中“苦情原配”或“開掛精英”的二元框架，完成了從“女性凝視”到“人性共情”的轉向，呈現了中年女性在瑣碎生活里真實的生存智慧與復雜的人性灰度，塑造了一個真正具備生命力的女主角，也代表著中女形象在熒屏上的主體性升維。

保單后的煙火人間

“每一張保單背后，都是一家人的人情世故。”正如劇中胡曼黎所說，《蠻好的人生》以保險行業為棱鏡，折射出的是社會各階層的生存圖景。在與客戶的周旋中，逐步了解客戶需求，既是利益博弈，也在熒屏上呈現出街頭巷尾的人間冷暖。

跟隨著胡曼黎與薛曉舟的視角，觀眾看到老年女性被忽視的情感需求，也看到復雜家庭關系背后的情感與掙扎。胡曼黎一次又一次地通過自己豐富的從業經驗與閱人無數的閱歷，察覺客戶背后的真實訴求，并從中提供更加科學、具備可行性與人情味的方案，這個洞察讓保險經紀人從銷售者轉變為社會情感聯結者。這種立意通過實際的案例落地、既凸顯了行業的社會價值，也暴露其倫理困境。

故事著力再現了保險人穿梭于市井之間的工作日常，也不吝于呈現胡曼黎身上的小瑕疵，她偶爾游走于道德邊緣的手段，恰恰反映出她從底層摸爬滾打起來的生存策略。盡管存在一定的爭議，但這類劇情并非獵奇，而是試圖揭露背后的原因。比如胡曼黎為癌癥客戶爭取理賠的案例，雖然是違規操作，但不能忽視這是普通家庭在面對重大疾病時的脆弱和困境，而她自身從“職場女王”跌落谷底的落差，則直擊中年女性的經濟焦慮。

胡曼黎的出格，實質反映了保險銷售在業績壓力下的生存焦慮，而作為對照組，薛曉舟從“學院派”到“接地氣”的轉變，則暗含著保險行業新舊理念的融合與轉變。這種對行業復雜性的包容，恰是溫暖現實主義的底色——不回避生活中的陰影，但始終相信光的存在。

作為一部溫暖的民生劇，劇中對于“民生”的再現，也反映著人物的生活狀態和行為動機。

比如，胡曼黎買菜的場景從大超市的高級貨架變成了人聲鼎沸的菜市場，無聲之間展現了她經濟狀況面臨的危機。而在跟兒子吵架之后，含著淚繼續炒菜做飯，則呈現了中國家庭中母親的深厚與包容，這也是千萬家庭中妻子與母親最真實的處境——無論面對多少傷心與情緒，擦掉眼淚生活還是要繼續。

劇中對方言的運用，則是關于民生的另一種描寫。《蠻好的人生》故事發生地為上海，鏡頭和人物的舉手投足之間都有著濃郁的上海風韻，從外灘金融圈的摩登大廈到虹口老弄堂的煙火氣，劇中的空間轉換與胡曼黎人物的多面性相對應，既要駕馭現代商業規則，又要扎根于市井生活智慧，胡曼黎時不時說出的上海話，讓人物更加生動。

據汪俊回憶，孫儷在表演時，什么情景、哪個時刻要用方言區表達，都經過了精心的設計。方言并非僅僅是景觀化的展示，而是深度參與人物塑造。比如，胡曼黎與本地客戶私下溝通用滬語拉近距離，在商務場合切換標準普通話，語言策略本身即職場生存術的體現。而當她在生氣發怒，情緒特別沖動的時候，會本能地冒出上海話，“因為上海話是她的母語”，汪俊表示，“在人物的心態和情緒的表達的準確度上，方言都起到了非常關鍵的作用。”

蠻好的人生，是“不被定義”

從《小歡喜》《小別離》《小敏家》，到《玫瑰的故事》，汪俊在都市劇領域拍出了許多口碑和熱度雙豐收的作品，同時他也看到了都市劇的創作瓶頸。“因為所有的社會話題幾乎都說的差不多了，無非就是婚姻、親子關系、代際關系，子女教育和養老問題。市場上很多劇本大同小異，這些東西也繞不過去。”

為了打破瓶頸，在《蠻好的人生》里，汪俊提出“半職場+半家庭”的結構理念：“因為缺少家庭戲，人物的成長邏輯就會受一定的影響，有了家庭的襯托，人物的質感和根基會更牢靠。家庭是人物成長的土壤，缺失則邏輯不真實。”

孫儷在開拍前曾問過汪俊，“怎么去定義《蠻好的人生》？這是一個職場劇還是生活劇？”而汪俊回答：“不要定義，任何事情都不要被定義，因為職場就有職場的局限，家庭有家庭的局限，我覺得兩者的融合可能就是《蠻好的人生》。”

“不被定義”的創作理念，貫穿了劇中的故事呈現與人物塑造，跳出陳舊的框架，讓現實題材獲得更豐沛的表達空間。

《蠻好的人生》并非完美之作，但其在都市劇同質化突圍的道路上走出了新的一步，為現實題材都市劇提供了重要樣本。

通過地域敘事增強代入感，借行業切口剖析社會肌理，以復雜的中女形象激活共情，讓觀眾重新看到現實題材的價值所在。不是過度美化生活，而是給予觀眾直面現實的勇氣；不是提供虛假的爽感，而是傳授在生活中努力求生的智慧與力量。

這種創作趨勢也正在其他作品中體現。前不久，在優酷“生花劇場”熱播的《以美之名》通過整形醫生的故事，來解構容貌焦慮，精準切中當代觀眾的深層需求：既渴望看到專業領域的深度呈現，又期待在故事中找到現實困境的解決方案。

而在《蠻好的人生》中，當胡曼黎用保險方案為客戶構建風險屏障，劇集本身也在為觀眾提供對抗生活不確定性的精神保單。正如汪俊所言：“畫鬼容易，畫人難。”未來都市劇的創作革新，或許不在于題材的新穎、類型的細分，而在于對行業本質與人性真相的深刻洞察。當創作者以謙卑姿態深入生活肌理，都市劇才能真正成為“時代的鏡子”，照見每一個“蠻好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