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康生通過江青等人公開宣揚自己從沒有被捕，他說：“如果我被捕了，我就成為烈士了，也活不到今天。”康生還找到謝富治質問這件事情的來由，他問謝富治：“像盧福坦這樣的叛徒為什么一直留到今天呢？”謝富治當時的回答如今已經無從知曉，但從當時公安部清查“文革”時期事件辦公室負責人的回憶中我們了解到，謝富治要康生簽字，說只要他簽字就可以生效。就這樣康生和謝富治先后簽署了立即處決盧福坦的命令。

作者：楊敏，本文轉自作者博客

盧福坦，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卻在被捕后迅速叛變，成為國民黨特務機關中的一員。建國后盧福坦被捕并在文革中被康生秘密處決。

文史作家王學亮在《黨史縱橫》上撰文指出，康生叛變說并無史料支持，但他處決盧福坦的舉動卻引人懷疑。

1969年11月，由公安部派出的一行人神色匆匆地突然出現在上海市公安局。當時“文革”雖然已經開始，但是還沒有對上海的公安系統造成很大的破壞。在到達的當天，來人向公安局的軍代表出示了一份秘密的文件：一封有康生親筆簽字和謝富治批準的處決命令。

康生和謝富治

這封“來頭”相當大的處決命令是針對一位79歲高齡、被關押近30年、叫“盧福坦”的老人的。

接到命令的上海市公安局負責人感到疑惑不解：北京方面為什么要專門簽署命令處決這樣一個風燭殘年的老人呢？

然而，命令上面康生的親筆簽名不容置疑，上海市公安局不敢怠慢，立刻安排布置。

公安部的代表還對上海市公安局負責人提出一個特別的要求，即在處死“犯人”之前要防止他信口胡言，希望采用封嘴的辦法，不讓他說話。

上海市公安局方面感覺到很為難。因為盧福坦年事已高、體弱不堪，應該不會生出很大的麻煩，如果對這樣的老人動粗似乎不大合適。

可是又不能違反上級的命令，最后上海市公安局采取了折中處理的方法，以吃飯為名“請”犯人“喝酒”，把他灌醉后再執行槍決。

盧福坦，曾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組織部部長，1932年12月被捕叛變，后成為國民黨中統特務。1950年5月被抓捕后一直被秘密關押在上海。

那么，能夠受到康生、謝富治兩位“文革”中紅極一時的頂尖人物的特別“關照”的盧福坦究竟是何許人也？康生又為何急于親自簽署“處決盧福坦”的命令呢？

這還要從盧福坦與康生的微妙關系說起。

盧福坦，生于1890年，山東泰安人，早年曾做過山東淄川縣魯大公司的工人。1926年，經山東黨的負責人之一王盡美的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后歷任中共山東青島市委書記、中共山東省委書記(執行委員會書記)、河北省委書記、河南省委書記、全國總工會負責人兼中央組織部部長等職。盧福坦在山東工作期間，領導了著名的“山東暴動”。

1928年共產國際和斯大林指示中共：鑒于陳獨秀等人的錯誤，希望中共黨內大量提拔任用工人出身的干部進入領導崗位。就在這種精神的影響下，武漢三鎮的碼頭工人向忠發成為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主席，成為黨中央六屆一中全會上負總責的領導人。

向忠發

盧福坦也因為是工人出身，和項英、關向應、蘇兆征、徐錫根等人一起進入政治局，成為候補委員。在隨后召開的六屆四中全會上，盧福坦被王明選中，成為中央政治局的正式委員。

1931年初，王明決定前往共產國際擔任中共代表，常駐莫斯科。同年6月，向忠發被捕叛變，中央政治局被迫緊急改選。盧福坦在這種情況下向王明毛遂自薦，要求代替向忠發，出任總負責人。

王明沒有立即答應盧福坦，而是讓他去找周恩來談談。當時，王明和周恩來是中共中央的實際負責人。

在共產國際的授意之下，王明、周恩來擬定了主要成員有博古（秦邦憲）、張聞天、盧福坦、李竹聲、康生、陳云的中央政治局名單，盧福坦被指定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博古負總責。從結果上看，王明并沒有實現盧福坦的意愿。

在臨行前，王明還對政治局的工作做了很多部署，而周恩來自始至終都是參與的。盧福坦要求擔任總負責，除了找王明談話之外還找了周恩來，可見周恩來地位的重要程度。雖然周恩來并沒有進入所謂的“常委會”，但這并不影響稍后他進入事實上的“常委會”（即書記處，成員包括博古、洛甫、周恩來、項英4人）。

左起：博古、王明、周恩來

這段時期我黨的領導機構非常混亂，黨史上經常出現“總書記”、“書記”、“常委”各種不同的名稱，而根據后來黨史工作者的考察，只有進入書記處的成員才是真正的常委。

沒有實現政治目標的盧福坦后來接替了因為鬧派性的羅章龍，擔任了總工會的負責人。周恩來曾經找盧福坦談話，宣布他進入書記處工作，成為了實際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一。

王明去蘇聯后，盧福坦的中央政治局常委身份又用會議的形式正式確定下來。隨后，周恩來、陳云、康生等人都先后離開上海。

1932年12月，盧福坦被英國巡捕抓獲，隨即被遞解到上海市警察局關押。

根據后來警察局的資料顯示，盧福坦被捕后很快叛變，其速度比之前的向忠發還要快。被斯大林看做是鐵一般意志的工人階級的出身沒有幫助盧福坦成為烈士，反而使他成為國民黨中央調查統計室的候補特務。

在盧福坦叛變期間，曾經交代了一位中共要員的“舊事”，那就是康生在1930年被捕叛變的秘密。

康生當年被捕入獄，后來是通過國民黨中央要員丁惟汾的疏通才得以出獄的，而這都出于一個巧合，因為丁惟汾的一個親屬同時也被捕了。

這件事在當時知道的人很少，至于康生有沒有變節，這件事一直是中共黨史中難以破解的一個謎。上海市警察局的檔案在1949年被接手時已經有一部分丟失了，還有一部分被轉移到了臺灣。所以康生被捕后的具體細節，只有在盧福坦給國民黨交代事實時被提及過。

而黨內當時知道這件事的人只有陳賡一個人。陳賡對這件事始終沒有給其他人提及過，直到后來批判“高饒集團”時，陳賡才順便提了一句。

陳賡（右一）

后來知道康生這件事的是饒漱石。饒漱石曾專門派人到上海市公安局調查康生在上海的背景，所以最早看到盧福坦這份報告的是饒漱石。

饒漱石在看完報告后將報告的內容向毛澤東作了詳細的匯報。毛澤東聽完匯報后并沒有立即答復，這件事就被擱置了下來。

饒漱石（前左）

上世紀60年代，謝富治奉命去上海市公安局調閱了饒漱石當年看到的這份檔案的原件，并且做了相關的記錄。

對調閱盧福坦的交代材料這件事情，康生本人并不知道，他唯一知道的是饒漱石在背后搞他的黑材料，而對謝富治后來的調查康生也不知情。康生更不知道盧福坦在解放后的1950年5月被捕后，一直被秘密關押在上海的一處不為人知的地方。

1968年，臺灣情報當局拋出一份關于康生被捕叛變的資料，通過香港的渠道進入北京，首先就被當時的蒯大富等人獲悉，隨后報告給了江青和康生。康生這時才知道盧福坦的事情。

江青和康生

最讓康生惱火的是，因為紅衛兵的沖擊，上海市方面沒有做到足夠的保密，盧福坦居然和造反派組織的幾名頭子在提審時談到了一些30年代的內容，居然還上了簡報。

康生通過江青等人公開宣揚自己從沒有被捕，他說：“如果我被捕了，我就成為烈士了，也活不到今天。”

康生還找到謝富治質問這件事情的來由，他問謝富治：“像盧福坦這樣的叛徒為什么一直留到今天呢？”

謝富治當時的回答如今已經無從知曉，但從當時公安部清查“文革”時期事件辦公室負責人的回憶中我們了解到，謝富治要康生簽字，說只要他簽字就可以生效。就這樣康生和謝富治先后簽署了立即處決盧福坦的命令。

看來事情似乎就此了結了，但是康生沒有想到謝富治偷偷留了一份處決命令的影印件，這個影印件到了撥亂反正時，被當時審查干部的中紀委負責人之一的王鶴壽看到，有人準備據此定論康生是叛徒。

王鶴壽

然而，主要當事人盧福坦已經不在了，所以還是沒有形成結論。最后一個知道康生這件事的饒漱石也在“文革”中病故，康生因為這件事曾經做了很長時間的密調工作，被牽連的一些所謂的知情人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

說到康生被捕一事，這里需要說一點題外話，早在1924年5月22日，張國燾被北洋政府的京師警察廳抓獲，其妻子楊子烈同時被捕。

張國燾和楊子烈

根據北洋政府京師警察廳1924年6月11日下達的逮捕李大釗的密令中稱：

“茲經派員將張國燾提訊明確，據稱：伊等以私組工黨為名，實行共產主義。南方首領為陳獨秀，北方則以李大釗為首，伊與張昆弟為輔助者。”（按此令所說，張國燾被捕后，把陳獨秀、李大釗供出來了）

依據當時的形勢分析，如果被捕之后暴露身份，只有變節和赴死這兩條路，康生自然也不能例外。當然，這都是猜測，因為畢竟沒有足夠的證據來考察康生是否叛變。不過，康生急于處死盧福坦這一舉動讓人懷疑，或許可以帶給我們一些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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