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4月24日訊（記者 葛蕾）今天上午，2024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名單揭曉。此次終評會精彩紛呈，20個參評的考古新發現旗鼓相當、各有千秋。最終，四川資陽濛溪河遺址群等10個考古新發現脫穎而出。

為什么是它們？下面為您揭曉答案：

一、四川資陽濛溪河遺址群：舊石器時代中期唯一發現豐富植物遺存的遺址

資陽市濛溪河遺址群

濛溪河遺址距今8-6萬年，處于早期現代人演化的關鍵階段，特殊的飽水環境難能可貴地保存了當時社會的方方面面信息，是國際罕見的同時包含豐富石器與動植物遺存的“百科全書”式遺址，是舊石器時代中期唯一發現豐富植物遺存的遺址，埋藏一系列國內最早階段的行為現代性證據。

部分植物種子

豐富的植物遺存組合前所未有，包括核桃、橡子、花椒、接骨草等，為認識世界范圍內早期現代人采集行為提供了唯一性的新材料。結合特殊類型動物群，將被認為發生于距今2-1萬年的食物廣譜革命推前至距今8-6萬年，改寫學術界關于人類對動植物資源利用歷史的認識。系列刻劃線條、圖案，是東亞首次集中性、系統性出現的象征性行為證據，顯示了東亞早期人類思維的獨特性與復雜性。

系統刻劃痕跡

該文化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包含86處以硅化木為主要原料制作小型石器的遺址群，填補東亞早期現代人演化研究的關鍵時空及行為、文化空白，有力地證明過去被認為“落后”的東亞古人群有獨特的聰明才智，不僅繼承了本地的石器技術傳統，還創新性地加工和使用了有機質材料的工具，發展出復雜的適應生存行為。

二、浙江仙居下湯遺址：我國南方早期稻作農業社會對一萬年文明起步的重要實證

遺址中心地層剖面

仙居下湯遺址揭示了距今9000年前上山文化中晚期中心臺地、外圍人工土臺、環壕的三重聚落結構及其動態發展過程。中心臺地和外圍人工土臺上遺跡豐富，有房址、“器物坑”、灰坑、墓葬、食物加工場、紅燒土廣場、溝渠、道路等遺跡，全景式呈現了早期農業社會的聚落形態和結構。

出土上山文化時期植物遺存

外圍人工土臺對應于基本的社會單元，這些社會單元圍繞中心臺地分布。這一聚落形態和結構，以及上山文化晚期高等級墓葬的出現，更新了我們對新石器時代早期社會結構的認識。

出土上山文化典型器物

下湯遺址歷經上山、跨湖橋、河姆渡、好川文化，縱貫本區域新石器時代的始終，完善了區域考古學文化序列，是我國南方早期稻作農業社會對一萬年文化史、一萬年文明起步的重要實證。遺址保存完好，各類遺跡和遺物極為豐富，為多學科研究提供了豐富材料，為復原和重建早期農業社會提供了有力支撐，為研究我國南方地區早期稻作農業社會提供了重要樣本。

三、甘肅臨洮寺洼遺址：填補中華文明探源研究中西北地區關鍵時期空白

出土陶器

馬家窯文化是黃河上游最重要的考古學文化之一，地處黃河上游核心腹地，年代居于文明探源的關鍵時期，在中華文明探源研究中具有填補西北地區空白的重要意義。寺洼遺址內涵極為豐富，經過多年考古工作，發掘出一處馬家窯文化大型聚落，發現三重長方形布局的“圍壕（溝）”、近百座房址、大量灰坑窖穴、十余座陶窯和數座墓葬，另有疑似“道路”和大面積“人工堆土”的線索，時代從馬家窯類型延續到半山類型，在多個方面取得重要突破：首次發現史前時期三重長方形布局的“圍壕（溝）”；首次發現馬家窯文化大規模制陶區；首次發現馬家窯文化半山類型大型聚落；首次確認馬家窯文化高等級、中心性聚落。

馬家窯類型彩陶

上述發現展現了4800年前黃土高原西部早期社會的發展水平和文明化程度，彰顯了黃河上游文明起源和早期發展的新高度，其西北特色豐富了中華文明起源和早期發展“多元一體”格局的內容，填補了中華文明探源研究中西北地區關鍵時期的空白，是認識黃河上游早期文明化進程的新起點，實證了中華文明的博大精深和源遠流長。

四、西藏康馬瑪不錯遺址：填補高海拔新石器時代人類生存策略研究空白

瑪不錯遺址各期典型墓葬和陶器特征

瑪不錯遺址的新發現是近年來西藏考古新石器階段最重要學術突破，發現了迄今為止青藏高原腹地海拔最高、年代最早、延續時間最長（距今4800-2000年）也最為清晰的文化序列，解決了西藏中南部新石器不同階段的文化格局問題。

瑪不錯第一期遺存典型骨器和石器

瑪不錯聚落演變脈絡清晰，各時期的聚落布局和遺跡類型自有特點，不僅填補了高海拔新石器時代人類生存策略研究的空白，同時也為西藏新石器階段聚落考古與社會研究提供了迄今為止最為豐富的一批資料。

瑪不錯第二期典型陶器

該遺址考古工作結合多學科研究，在古DNA，古人類學，動植物考古，環境考古等方面實現了全方位的突破。揭示了人類在海拔4400米以上的生態位活動的高原適應性、復雜性和連續性。

五、湖北黃陂盤龍城遺址：明確夏商時期長江中游水位變化趨勢

王家嘴H16出土陶器

盤龍城遺址為夏商時期長江中游的中心城市聚落，是探索長江流域早期文明進程的關鍵遺址。

楊家灣M 17出土的銅帶鋬觚形器

新發現極大擴展了以往對城市聚落布局的認識，揭示了城市聚落的階段性變遷，并由此展現出中原王朝向南的經略歷程；發現鑄銅手工業作坊，更新過去地方城市不能生產青銅禮器的認識；探索遺址景觀環境的變遷，首次從考古學證據明確夏商時期長江中游水位變化趨勢；首次發現長江流域夏商時期石構遺跡，進一步表明盤龍城城市聚落的復雜性和突出規格。

楊家灣M17出土的殘銅牌形器照片

盤龍城遺址的發掘工作同時成為國際合作研究與教學的示范，并進一步促進了當地遺址公園和博物館建設，有效將學術成果向公眾轉化，切實做到了將文化遺產活化利用。

六、陜西寶雞周原遺址：西周乃至先秦考古中罕見大發現

宮城南門外夯土和壕溝的關系（南→北）

一是周原遺址聚落考古的大突破，也是西周乃至先秦考古中罕見的大發現。首次在周原遺址發現的先周文化大型建筑，是目前所知先周文化規模最大的建筑，首次在一處遺址中發現3座西周城址，大城是目前所見三代面積最大者。兩座宏大的城門，填補了以往發現的闕如。東周遺存的發現與美陽地望的確認，也是戰國考古的重大收獲。

有字卜骨

促進了諸多重大學術問題研究的突破性進展。確認了周原乃古公亶父遷岐之地，是先周文化近百年研究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三重城墻的發現，使周原西周城市結構和發展過程豁然清晰。有力推動了周代營國制度的深入研究。近300字西周甲骨文的發現，特別是西周中期甲骨文、月相、國族名等諸多首次發現，豐富了西周史料，完善了西周甲骨學。

七、北京房山琉璃河遺址：首次明確西周封國中的兩重城垣結構

北京房山琉璃河遺址是目前發掘時間最長、面積最大、內涵最豐富的西周封國遺址，作為周初三公之一的召公所封之燕國，是西周分封制最有力的見證。

新發現外城墻和外城壕，首次明確了西周封國中的兩重城垣結構。城址范圍由60萬平方米擴大至近100萬平方米。琉璃河遺址的城市方向、城圈結構等規劃特征與王朝中心周原遺址相似，是分封制下國家治理、邊地統治的有力見證。

新發掘的大型宮殿建筑基址面積巨大為西周封國之最，大型夯土井類遺跡的結構前所未見。結合鉆探所知夯土分布狀況，可大致厘清城址的結構與形態，是西周都邑形態研究的重要突破。

大型貴族墓M2401出土馬轡飾

燕侯家族墓地的確認，使遺址最高等級墓葬的數量與墓地形態得以完整展現，不僅可推斷遺址作為燕國都城的延續時間，更可填補傳世文獻中燕侯世系的空白。

大型貴族墓M2401出土漆豆斗勺盤組合

貴族墓葬M1902出土作冊奐器有關“太保墉燕”的銘文，證實了召公親自到達燕地主持燕都營建，是北京城市建設史最早的出土文獻，實證了首都北京三千年建城史。通過人類全基因組測序，首次在商周考古領域復原古代家族樹，是研究古代家族關系、社會結構的重大突破。

八、安徽淮南武王墩一號墓：280件木俑體現楚國從“人殉”向“俑殉”文明躍遷

彩繪銅包邊漆木案

武王墩一號墓的發掘，為研究楚文化政治格局、禮制變遷與藝術成就樹立了里程碑式的考古標桿。不僅改寫了楚文化研究的時空框架，更為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提供了江淮流域的璀璨實證。

武王墩墓是戰國楚系墓葬中“獨立陵園制”的典范，陵園面積達150萬平方米，車馬坑長達148米，陪葬墓、祭祀坑星羅棋布，主墓封土高逾14米，墓坑深達20米，展現了楚國工匠卓越的工程智慧。

器物提取結束后的槨室（上為北）

“亞”字形九室多重棺槨為國內首見，槨木墨書數千字，內容涵蓋方位、分室、木材性質與編號，是迄今等級最高、信息最系統的先秦墨書文獻，為破解楚國職官制度與營造流程提供了“活字典”。

漆耳杯

出土文物逾萬件，禮器組合完整震撼：以九鼎八簋為核心的銅器群、鐘磬瑟鼓的樂器體系，刷新了戰國禮樂文明的認知。漆木器紋飾華美，龍鳳案、耳杯等器物融合中原與楚地風格，印證了楚文化對秦漢藝術的深遠影響。

以俑代殉，禮制革新。西室280件木俑陣列，儀仗與樂舞分工清晰，體現出楚國從“人殉”向“俑殉”的文明躍遷。這一“明器化”喪葬系統的成熟，為后世兵馬俑制度提供了直接淵源。

九、云南晉寧河泊所遺址：實證《史記》《漢書》等文獻記載的歷史史實

河泊所遺址的考古發現揭露了漢代益州郡城址的主體布局，發現了主干道路、高規格衙署建筑區等城內主要功能分區，出土了“滇國相印”“益州太守章”等官印封泥，大量有字簡牘及“益州”銘文瓦當等重要實物，為準確推定漢代益州郡郡治位置提供了考古學實證，可以確定上蒜第一小學地點為中心的區域正是漢代益州郡郡治所在地。

大型木結構遺跡

益州郡城址連續疊壓的三期城墻、大型木結構遺跡和水井等發現，既與遺址河網密布的聚落生態密切相關，也反映了滇中地區古代先民因地制宜的城市營建理念，是研究云南高原古代人地關系等問題的重要考古材料，豐富了秦漢時期邊疆城市考古研究的內涵。

封泥

紀年簡牘

河泊所遺址出土的封泥和簡牘，是迄今為止西南地區出土的最重要的一批漢代文書資料，實證了《史記》《漢書》等文獻記載的“西漢置益州郡”的歷史史實，也彌補了漢代基層治理考古發掘資料的缺失，揭示了中央王朝通過“賜滇王王印”、推行郡縣制的柔性治理，對云南實施了有效行政管轄，最終推動西南邊疆融入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歷史進程

十、新疆喀什莫爾寺遺址：提供我國早期佛寺布局及其發展演變樣本

莫爾寺遠景

莫爾寺遺址經過六年持續發掘，清理出大規模寺院建筑群，出土了極具特色的石膏佛教造像、銅錢及石、陶、木、絲織品等大量遺物，系統地揭示了寺院建筑構成，主要建筑的形制結構和功能性質，以及寺院布局變遷，理清了遺址的興衰歷程。

石膏大佛臉

莫爾寺遺址是迄今發現我國最西部年代最早、延續時間長且發展演變清楚、保存較完整的大型地面土建筑佛寺遺址，提供了我國早期佛寺布局及其發展演變的樣本，推進了絲綢之路佛教考古、我國早期佛寺起源和佛教中國化研究。

木質佛足

該遺址地處絲綢之路南北兩道交匯處，佛教東傳我國第一站，地理位置重要；晚期遺址融合了印度、犍陀羅、中亞、當地和中原多種文化元素，并且存在與武周時期所建造漢大云寺關聯的可能性。莫爾寺遺址的發掘成果表明，佛教進入西域、疏勒伊始，就開啟了中國化進程，提供了佛教中國化的新模式，是文明交流互鑒和中華文明的包容性的有力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