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從風格、類型、觀念和歷史文化的角度論述上海近代建筑，技術方面的研究成果在過往略顯偏少。在社會與文化發生突變的近代上海，建筑形式演變既是經濟實力與時髦趕超驅動下的選擇，同時也是營造技術和材料由舶來向本土化發展的過程。這種技術史的視角可以成為我們觀察和解讀歷史建筑的一個獨特視角，并進一步將歷史文獻與實物案例相互印證，對上海近代建筑營造進行抽絲剝繭般的解讀。

探究建筑演變過程中“風格”以外的“慢變量”

建筑風格是建筑外在最直觀的體現，其演化規律是建筑史研究的重要內容。而上海在1843年后，城市與建筑都經歷了前所未有的變化，正如鄭時齡院士所說：“上海近代建筑的發展并沒有遵循西方建筑史的脈絡。復古與新潮對于上海而言，都只是一種風格，新的建筑式樣只是又一種比新古典主義建筑更為時髦的新式樣而已?！苯ㄖL格“幾乎覆蓋從早期基督教建筑、羅馬風建筑、哥特建筑、文藝復興建筑、巴洛克建筑、新古典主義建筑到現代建筑，以及中國傳統復興約2000年間的各種風格演變”。上海近代建筑形式的突變性、隨機性強于延續性，風格選擇更多遵從于業主與建筑師的好惡與時尚流行。

外觀采用花崗石的外灘12號匯豐銀行大樓（許一凡拍攝）

上海從1843年到1949年，百年近代史，經歷了前所未有的沖擊和變化，歐洲上千年的建筑風格和各地域建筑特色集中呈現在近代上海。西洋建筑舶來上海，絕不僅是簡單的房屋樣式與建筑風格的輸入，還必然涉及外來（全新）的建筑材料、技術與施工工藝。當建筑風格與形制在環境影響下發生“突變”與“嫁接”時，探究建筑演變過程中“風格”以外的“慢變量”因素就成為認知建筑史的重要方法。建筑風格的底層邏輯是材料和技術，所謂“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有了這些“米”才能造出來近代以來各式各樣的建筑。這個“米”，就是建筑技術。

建筑技術史，是圍繞建筑材料與結構、施工工藝等技術要素的產生、傳播、選擇、演化等的歷史研究與理論闡釋，試圖挖掘技術現象的成因和內在動力。就此而言，建筑技術就是相對形式與風格的“慢變量”，各異的風格與式樣背后是建筑材料、技術的更替、演進與支撐。技術史研究，不是忽略建筑學的其他方面，而是將其他方面貫穿于技術之中，從而獲知更加全面的建筑史。

新材料、新技術對建筑外墻工藝的改變尤為顯著

西式建筑伴隨著從事貿易的洋商和傳教士進入上海。用于營造的新材料和新技術，也如同人們對其它西方舶來品，經歷了“初則驚，繼則異，再繼則羨，后繼則效”的步驟，從舶來、模仿、融合、改良、到本地生產的演變，傳統匠作營造業也漸漸演變為現代建筑工業。

以最為熟悉的外墻為例。近代外墻材料也受到生產技術、施工工藝、審美喜好等多方面因素的共同影響。西式建筑的外墻（或其飾面）工藝大體經歷了傳統青磚外覆灰泥、清水磚墻、石材飾面、仿石抹灰、面磚等變化過程。

初期，以“殖民地外廊式”為主要風格的西式建筑還多用傳統青磚砌筑，墻磚依靠表面覆蓋白色灰泥或粉刷提升外墻的防水和耐候性能。這類外廊式建筑現僅存個別孤例，且因后期不同程度的干預已很難辨別其外墻飾面真實性，僅能通過歷史照片和文獻見其端倪。湖南岳陽黃沙灣教會學校（湖濱大學）舊址中約建于1901年前后的校長樓即屬于這類建筑。這座二層方形平面、四面外廊式布局的建筑，采用穿斗式木結構和小青瓦冷灘四坡頂做法，外墻為青磚砌筑外薄涂石灰砂漿。岳陽于清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開埠，教會學校建筑正是美國傳教士與當地工匠合作完成的帶有近代早期特點的外廊式建筑，可謹慎地作為早于其50余年開埠的上海近代早期建筑的標本加以比較學研究。

圣三一堂（1869年）（許一凡拍攝）

19世紀60年代開始，隨著更多的西方建筑師、工程師抵滬，將流行于英國的維多利亞風格建筑引入上海，由此促使紅磚和機制磚技術在上海流行起來。建于1866—1869年的圣三一堂，英國哥特復興風格，外墻全部采用清水紅磚砌筑，至今巍峨矗立于“外灘第二立面”，其鐘樓1893年即由清水紅磚建造，一度是外灘區域的最高點。到了19世紀末，采用連續的窯室和焙燒工藝的霍夫曼窯被引入中國，極大提升了磚的生產效率和產能，使得清水磚墻建筑在上海流行起來，并成為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期公共建筑外墻的主流做法。清水磚墻對磚的材料強度、吸水率、質量規格、色彩、砌筑及勾縫工藝等都有更為嚴格的要求。到民國時期，機制磚已基本實現國產化，上海及周邊地區形成了全國最為發達的磚瓦制造業中心。

進入20世紀后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后，隨著鋼筋混凝土結構的興盛和新古典主義風格的流行，上海大型公共建筑外墻，從承重與裝飾結合的清水磚墻逐漸轉變為采用石材包鑲和仿石抹灰作為主要飾面的填充墻體。上海近代建筑外墻所用花崗巖，產地多為蘇州、寧波、青島等地，更遠的也有香港、日本德山（Tokuyama）等地，如外灘12號匯豐銀行大樓，其外觀花崗石就來自香港九龍。而裝飾用大理石則多從意大利、墨西哥等地進口，價格較高，因而圖案優美、體積較大的大理石大多用于銀行等金融建筑中。外墻石材安裝則采用砌體墻外再砌筑石塊或鑲貼石板的包石墻做法，砌筑特點是底層石塊厚度較大，至上層逐漸變薄或改用薄石板，呈現清水石墻的外觀效果。

取材、運輸、加工都將影響建筑工程實施的完成程度。在石材飾面的市場需求與上海并非花崗石產地的矛盾下，仿石抹灰（上海方言稱為“批蕩”，plaster的音譯）作為石材飾面的替代者，一經引入（水刷石舊稱Japanese Stone Plaster，因此多被解讀為由日本傳入）便因其施工便利、取材廉價且模仿效果好而在上海迅速流行起來，常見如水刷石、斬假石等。據文獻記載，上海最早整體采用水刷石外飾面的建筑是外灘3號有利大樓，而稍晚于有利大樓數年建成的四川中路上的卜內門洋堿公司大樓，水刷石裝飾式樣復雜且精美。水刷石工藝自近代一直沿用到新中國成立后，如1955年建成的中蘇友好大廈外墻采用了白色石子與淡黃色砂漿混合而成的水刷石飾面，呈現出淡黃色的仿石效果。

中蘇友好大廈淡黃色水刷石飾面

20世紀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面磚成為鋼混結構公共建筑的主要飾面材料，其中以泰山磚瓦股份有限公司生產的“泰山牌”面磚最為知名。1927年泰山磚瓦公司研制出磚薄質輕的薄式面磚，并于1928年11月向商標局注冊泰山牌商標。泰山磚瓦公司早期面磚以模仿清水磚為主要形式，多為紅褐色、黃褐色毛面磚，面磚拼貼也按丁磚與順磚相間錯縫形式。位于四川中路漢口路的四行儲蓄會大樓，一二層為白色石材基座，上部則為紅褐色毛面磚，面磚的鋪貼形式與清水磚墻一致。而1930年代后裝飾藝術派和現代風格建筑則更多用釉面磚（時稱“避水光面磚”）來作為裝飾，其尺寸靈活，可對縫鋪貼；色彩也更加多樣，如黃色、綠色、白色、暗紅色等，如鄔達克設計的銅仁路“綠房子”和人民廣場上的國際飯店等。

從門窗到地磚，新材料、新技術也在影響生活方式

近代西式建筑的引入也帶來了門窗的變化。傳統木窗在制作材料、開啟方式、構造、五金等方面都進行了西化改良，應用更為廣泛。而更具近代特征的是實腹鋼窗的引入和普及。

實腹鋼窗，是采用異形斷面的鋼條焊接成框料后鑲嵌玻璃的鋼窗。鋼窗除了比木窗有更好的透光率外，也可避免木窗伸縮變形以致密閉性不佳的缺點。20世紀20年代中后期，鋼窗逐漸取代木窗成為公共建筑用窗的主要選項。初期鋼窗也主要依靠進口，品牌如“好勃司”（HOPE’S）、“葛萊道”（CRITTALL）等。自近代廣告得知，外灘24號橫濱正金銀行大樓的鋼窗即為“好勃司”品牌。此后由“泰康行”湯景賢首創鋼窗國產制造，鋼窗逐漸實現國產且已量產，到30年代初期上海鋼窗“十之七八已屬華商，外貨則占一二而已”。

卜內門洋堿公司大樓的奇數窗扇鋼窗，中間扇為立轉窗（貢夢瓊拍攝）

在建筑外觀之外，結構體系的變化更加深刻影響建筑的規模、高度與使用方式。上海傳統建筑是植根于江南《營造法原》體系下的木結構建筑，以一至二層的立貼式木構建筑為主。19世紀中后期，隨著磚的本土化生產和洋松（北美黃杉）等木材進口，磚墻承重與木擱柵樓板、木桁架組合的建筑逐漸替代了中式立貼結構，用作坡屋面結構的西式屋架（主要是各類木桁架）也很快取代了傳統的穿斗和抬梁屋架。

然而在技術演進過程中也有新技術模仿傳統式樣的“反向操作”。例如20世紀初期的教會建筑等，雖外觀模仿中國傳統式樣的“大屋頂”建筑，屋頂內部結構卻已是西式的桁架。1924年建成的英國傳教士李德立（Edward S.Little）自宅地處近代虹橋路的盡頭，其外觀為一層的中式建筑，翼角起翹和屋脊裝飾等都與其周邊的江南民居相似，而室內的屋架卻也是嚴謹的西式木桁架結構。

虹橋路李德立宅室內西式木屋架

近代衛生潔具等的應用和普及是生活方式轉變的重要體現之一。19世紀七八十年代開始有自來水供應和后期道路鋪設排水管道，為租界內西式房屋使用衛生水廁提供了條件。到20世紀初期，由面盆、馬桶、浴缸三件套組成的“大衛生”設備已在酒店、公寓和花園洋房等建筑中逐步普及。通過百樂門舞廳的黑白歷史照片，可見其公共衛生間內的小便斗、臺盆、馬桶等已經與當前無異。

近代衛生陶瓷潔具主要依靠進口，慎昌洋行（Andersen Meyer&Co.Ltd）是近代最重要的中介進口經銷公司，主要代理經銷標準制造公司的“司旦達”（Standard）潔具。國產潔具的代表是20世紀20年代后由唐山啟新洋灰公司的啟新磁廠生產的衛生陶瓷。

在室內裝飾方面，用于鋪地的水泥花磚也是裝飾材料中極具特色的一種。水泥花磚又稱洋灰花磚、五彩花磚，顏色鮮艷、花式多樣且價格低廉，早期主要從歐洲和東南亞進口，至遲到19世紀末應已傳入上海，經過了從舶來到本土化生產，最終“飛入尋常百姓家”，成為最具近代特色的地坪裝飾材料。

不同于上釉燒制的瓷磚，水泥花磚是一種水泥復合壓制磚，是由白水泥、普通水泥、砂子、石粉、顏料等經過拌和、振動加壓成型、脫模、養護等工序而成的裝飾制品，花色圖案豐富美觀，價格相對低廉，材料堅硬耐磨防潮、經久耐用。從里弄住宅到花園洋房，從中心城區到郊區大宅，甚至一些早期的公共建筑中，都能看到水泥花磚的身影。

在1902年建成的外灘華俄道勝銀行室內還可見到大樓始建時期的水泥花磚；復興中路上的原德國技術工程學院建于1912年前后，室內門廳、走廊等公共空間大量采用了水泥花磚且保存完好，距今已有110余年，是公共建筑大面積采用水泥花磚且完整保存至今的珍貴早期案例，使我們可以推想1910年代水泥花磚在公共建筑中的運用情況。

隨著大理石和水磨石等流行，水泥花磚已經較少見于1920年代后的公共建筑實例中，隨著國產化帶來的價格降低，水泥花磚轉而在居住建筑中大量普及。

1920年代后，水泥花磚在里弄與花園住宅中都有非常普遍的運用，主要用于外廊、陽臺、門廳、走廊等半室外空間或從室外進入室內的過渡空間，功能上滿足這些區域的防水防滑需求；有些里弄還將客堂間等接待空間也用水泥花磚滿鋪，有著較強的室內空間裝飾性。

“堅固勝于地板，美麗可比地毯”，花磚的圖案與傳統地毯圖案有相似之處，即邊緣為線性的勾邊裝飾，圍合起內部的花團錦簇。因而花磚也可分為用于勾邊的“邊磚”與內部填充裝飾的“心磚”兩類，“邊磚”在轉角位置還有特制的“角磚”。

德國技術工程學院內走廊水泥花磚

水泥花磚憑借價格低廉、耐久性強、色彩豐富、裝飾性強等特點，在上海近代建筑中普遍使用，成為近代建筑鋪地材料中不可或缺的一個重要類型。在部分地區，水泥花磚持續生產運用到了20世紀八九十年代。

新材料、新技術在近代上海的發展也催生了建筑師、工程師與營造業的同業團體，他們又通過開展技術交流研究和行業管理等活動促進建造技術持續提升。如1901年在華外國工程師成立的“中華國際工程協會”，早期就將地基和基礎技術作為重要的基礎專題持續觀察和研究，并取得了重要成果，解決了上海軟土地基工程建設難題。1927年冬，中國建筑師成立上海建筑師學會，第二年備案注冊更名為中國建筑師學會。1930年營造業人士發起成立上海市建筑協會。這些行業團體通過制定行規、行業交流、開辦教育、發行刊物等方式，推動了新材料和新技術的運用和傳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同時，近代新材料、新技術在上海推廣普及的過程也伴隨著民族工商業發展。20世紀后，本土建筑材料與營造企業，包括磚瓦、水泥、玻璃、建筑陶瓷、門窗等方面，都經歷了引進、發展、興盛的曲折過程，對建筑技術和建造的價值認知也是客觀認知民族工商業發展歷史與價值的重要途徑。

城市更新背景下，需要對近代建筑新材料、新技術有深入認知

短短不到一百年時間，上海從一個江南集鎮發展為遠東最大的摩登都市，呈現出千姿百態的城市面貌與建筑風格，這一過程離不開新的結構體系、新的建筑材料、新的建筑施工行業分工等技術手段和物質材料的支撐。這些建造材料與技術大多經歷了舶來、模仿、改良和國產化的過程，厘清其在近代上海的演變歷程，有助于更全面認知建筑遺產價值，也對指導遺產保護工程、評估遺產價值具有現實意義。

在推廣“建筑可閱讀”的社會背景下，近代建筑技術史是閱讀建筑的一個更加深入的視角；而在城市更新的大背景下，對近代建筑新材料、新技術的深入認知具有顯見的必要性和緊迫性。由于近代建筑多處于日常使用之中，修繕、裝修活動較為頻繁，每次不當的材料或設備更替就將損失建筑文化遺產的歷史信息，在此呼吁可以盡快建立近代材料設備樣本庫，以便保存材料、設備和工藝樣板等，為開展系統材料分析研究提供實物標本。此外，可以通過比較學的方式，將上海近代建筑技術與同時期進入東亞地區尤其中國后的新技術、新材料進行在地化發展的比較研究，從而更加全面認知上海近代建筑的建造技術及其流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