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將風華 筆挾風雷

抗日名將鄧錫侯匾額書法賞析

鄭 波

在民國那段風云激蕩的歲月里,四川省營山縣走出了一位舉足輕重的人物一一鄧錫侯(字晉康)。他出生于1889年,自幼父母雙亡,在舅母悉心照料下成長。年少時,鄧錫侯天資聰慧,讀書尤其肯用功。后棄文從武展露不凡實力,憑借自身努力考入成都陸軍小學堂,深造于保定軍校,從此踏上波瀾壯闊的軍政之路。

鄧錫侯

從護國戰爭的熱血拼殺,到川軍內部的縱橫捭闔,再到抗日戰爭中親率部隊出川御敵,轉戰多地,鄧錫侯用一生書寫著屬于自己的傳奇。他歷任川軍連長、營長、團長、師長、軍長、集團軍總司令,官至四川省長,在四川政局中扮演著關鍵角色,是民國四川保定系實際第一首領,還榮獲一級解放勛章,為抗戰勝利、西南解放都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1964年,這位傳奇人物在成都病逝,結束了跌宕起伏卻滿含大義的一生。

除了軍政成就,鄧錫侯的榜書匾額也別具一格。讓我們一起踏上探尋鄧錫侯榜書魅力的旅程吧。

萬里橋

筆墨中的桑梓情懷

在營山城郊,有一座被當地人稱作垮拱橋的古橋,如今它有了新的名字——婺州大橋(由浙江金華對口幫扶援建,金華古稱婺州)。而它最早的名字,是“萬里橋”。

鄧錫侯曾題寫“萬里橋”三個大字,其石刻現珍藏于營山縣文管所。細品其書作,以行楷入筆,筆意端嚴整肅。初觀若春風化雨,滿溢敦厚溫潤之態;凝神細察,每一筆畫起止轉折間,干脆果決,于平和中暗藏奇崛。三個字一氣呵成,恰似孫過庭所言“頓之則山安,導之則泉注”般雄渾自然。那躍然石上的氣象,盡顯將軍威武豪邁之風采,隱約透著唐代顏魯公筆下大氣磅礴又沉郁頓挫的韻致,將武將的雄毅與書法的精妙熔于一爐,耐人尋味。

這座橋長度并不長,至于為何取名“萬里”,據鄧錫侯親撰的《重修萬里橋石堰碑記》記載:

民國十八年,恰逢營回馬路建成,王魯門等人倡募成渝鄉人兩千余元,于西郊響灘建造兩洞石拱橋,題名“萬里橋”。橋高三丈,寬二丈,長六丈,工程浩大、費用繁多,多方籌措資金,總計花費四千余元。民國二十年春,工程剛竣工,便被洪水沖毀,邑人為此嘆息良久。

丙子年夏天,鄧虎章主政營山。當時天大旱,眾人商議以工代賑,設立工程委員會復建此橋。利用舊石砌堰,增高加厚閘壩蓄水,可灌溉五通三壩上下左右一萬多畝農田;又在堰上架設六洞平橋,耗費三萬六千余緡銅錢。至此,鄉里行人無不歡欣雀躍。

以上文字詳細記錄了“萬里橋”的得名由來、規模大小以及重修過程。

在歷史長河中,橋往往承載著交通往來與情感寄托的雙重意義。有趣的是,成都也有一座萬里橋。據《三國志》記載,蜀漢時期諸葛亮送費祎出使東吳,在成都萬里橋畔感慨:“萬里之路,始于此橋”。此語既道出橋梁作為交通樞紐的關鍵作用,也飽含對遠行之人的深切期許。營山的萬里橋雖與成都萬里橋相隔遙遠,但“萬里”之名,卻似一條無形的紐帶,將兩座橋相連。它們都在各自的地域,見證著歲月變遷,承載著人們對遠方的憧憬與對歸鄉的期盼。

回望鄧錫侯所題的“萬里橋”三字,仿佛能觸摸到將軍對家鄉的深情厚誼,亦能看見那策馬沙場、志在萬里的豪氣干云。而這兩座萬里橋,也在不同的時空里,共同訴說著關于“萬里”的故事,傳承著人們對廣闊天地的向往與眷戀 。

藏書樓

書香中的文化敬意

1926年,鄧錫侯捐贈晉康圖書館(今為營山縣圖書館,位于縣城正東街),并親筆手書“藏書樓”三字。

初觀“藏書樓”三字,筆觸間彌漫的敦厚如春風拂面,悄然入心。

“藏”“樓”二字雖為行書之態,但每一筆畫皆沉穩有力,筆緩氣舒,在起承轉合間不失柔和之韻,宛如謙謙君子,外潤內堅。“書”字則為純然楷書之姿,規整端莊,宛如精雕細琢。一橫一豎,皆遵楷法;一轉一折,俱守法度,嚴謹之態盡顯無遺。

看得出書寫者是心懷敬畏的,將對文化的滿腔熱忱,化作一絲不茍、細膩而厚重的筆觸?，F在看來,“藏書樓”絕非普通文字符號,而是書寫者對文化敬重的深刻彰顯。這份敬重,是對知識傳承的敬畏,是對文化延續的勇毅擔當。

鄧錫侯將軍一生心系家鄉文化教育,從捐建晉康圖書館,到捐贈或籌建晉德中學,再到資助后來成為稻作學專家的管相桓先生、修縣志等諸多善舉,無不體現其對文化事業的深切關懷。而這“藏書樓”三字,也仿佛是他這份情懷的一種具象化表達。

這三個字,在歲月的洗禮中,散發著獨特的墨香。它見證了圖書館的興衰變遷,承載著無數人對知識的渴望與追求。每當人們抬頭凝望這三字時,心中便會涌起對文化的尊崇,對傳承的使命感。它是歷史的印記,更是文化精神的凝聚,在時光里靜靜訴說著過去與未來的故事。

一代禪宗

筆鋒間的金剛怒目

在成都寶光寺天王殿飛檐之下,一方由鄧錫侯題寫的“一代禪宗”匾額莊重懸掛,古樸的木質紋理與蒼勁墨痕相映成趣。初見此匾,“剛猛沉雄,枯筆縱橫”的雄渾氣象便直擊人心,每一道筆觸都似裹挾著金戈鐵馬的殺伐之氣,仿佛重現將軍當年戰場沖鋒的果敢英姿,這般剛勁凌厲的書風,乍看與佛門清凈道場的靜謐氛圍大相徑庭。

然而,這般獨特的筆墨絕非對禪境的沖撞。鄧錫侯與佛門頗有淵源,民國營山縣修志委員會《回龍采訪冊》中收錄的《石佛寺碑》便為明證。碑文中記載,他曾“舍金贖所質田還諸寺,屬族之長老監護之”,更直言“石佛寺固為浮屠之宮,吾視之則為吾宗之社也”,足見其對佛門的虔誠與守護之心。

當靜心細品匾額書法,方能領略其中精妙。“一”字極簡,卻如重錘墜地,落筆蒼勁沉實,墨色飽滿,一筆揮就間氣勢磅礴,似蘊含千鈞之力;“代”字右上一點,看似隨意揮灑,實則成竹在胸,如高峰墜石般精準落下,既平衡了整字結構,又暗合王羲之《筆陣圖》中“點如高峰墜石”的筆法精髓;“禪”字末點如畫龍點睛,恰到好處地填補空白,使字體瞬間圓融飽滿;“宗”字穩穩扎根,結構端莊大氣,如中流砥柱撐起全篇莊重氣韻。這般筆法布局,恰似少林金剛杵般剛勁有力,看似粗獷不羈,實則法度森嚴,于細微處盡顯乾坤。

或許,這正是鄧錫侯對佛法的獨特詮釋。佛教有言“怒目金剛也慈悲”,他以豪放凌厲的筆觸書寫“一代禪宗”,看似張揚,實則蘊含著對佛法深邃的理解與敬意。這般筆意,正如金剛怒目震懾邪魔,卻始終心懷慈悲,意在展現禪宗佛法雄渾包容的境界。

匾額上枯筆縱橫之處,自有一種古樸蒼勁之美。這種不事雕琢的筆墨質感,與禪宗返璞歸真、直指人心的修行境界不謀而合。無需繁復修飾,僅憑質樸線條,便能直抵觀者內心,傳遞出震撼人心的力量。

這方匾額與寶光寺的氛圍非但不違和,反而相映成趣。寺中屋頂的瓦將軍威風凜凜,鄧錫侯的書法匾額與之遙相呼應,二者皆以剛健之姿,默默守護著佛門的莊嚴與神圣,共同構筑起一道獨特風景。

接武重陽

筆韻中的劍氣縱橫

高峰山又名高鳳山,雄踞于蓬溪縣城之北。清末年間,全真道傳人范云峰于此大興道觀,自此聲名遠播,轟動天下。眾多軍政要員紛紛慕名而來,虔誠皈依。在這座道觀之中,懸掛著一方由鄧錫侯所題的“接武重陽”匾額,尤為引人注目。

從匾額內容看,“接武重陽”與高峰山全真道觀的淵源高度契合。眾所周知,全真教由王重陽所創,“接武”二字意為繼承與追隨。這短短四字,既表達了對重陽祖師的尊崇,也彰顯了傳承全真道統的決心,字里行間無不體現出對道教文化傳承的深刻理解與敬重之情,堪稱應景佳作。

再細賞其書法藝術,行草交融,靈動灑脫之態躍然匾上。運筆之際,既有行書的行云流水、婉轉自如,又有草書的豪放不羈、肆意灑脫。每一筆畫皆力透紙背,千鈞之勢暗藏其中,淋漓盡致地展現出鄧錫侯將軍豪邁雄渾的氣魄。整幅作品氣脈沉穩,字體結構嚴謹精巧,莊重之中不失靈動之美。

不知是有意為之,還是自然天成,此作一改鄧錫侯榜書的莊重肅穆,用筆起伏跌宕、變化多端。筆畫間的牽絲映帶,如劍氣般游走穿梭,精妙絕倫。細品之下,“接”字如武者扎穩馬步,內蘊勁力蓄勢待發;“武”字的斜鉤曲折多變,恰似長劍輕顫,鋒芒若隱若現;“重”字的長橫似太極運勁,起筆落墨間暗藏雄渾之勢;“陽”字下方的兩短撇,猶如凌空飛踢,剛勁迅猛、干凈利落。

久久凝視這方匾額,文韻與武氣相映成趣,情景交融,帶來極為奇妙的視覺享受?；秀遍g,仿佛置身于金庸筆下的俠客島,眼前文字似有靈韻,肆意穿梭。又好似目睹劍客舞劍,寒光閃爍、一氣呵成,盡顯颯爽英姿,恰似“翩若驚鴻,宛若游龍”之態,神韻十足,令人回味無窮。

后 記

事了拂衣去,深藏功與名

在民國四川軍政舞臺上,鄧錫侯與田頌堯、劉湘、劉文輝并稱為“四大巨頭”。

筆者曾客居龍泉十載,走訪過田頌堯留存的故居別苑,青磚黛瓦間仍透著昔日的氣派;也踏入過大邑劉氏莊園,被其宏大的規模震撼——雕梁畫棟的建筑群落里,陳列著琳瑯滿目的珠寶玉器與書畫珍品,奢華至極,讓人不禁遙想當年主人的煊赫。

然而,當我試圖尋找鄧錫侯將軍的故居時,卻只尋得零星的歷史碎片。營山縣鄧家花園雖承載著他對父母的孝思,卻未曾留下供人瞻仰的深宅大院。與其他三位巨頭相比,鄧錫侯好似刻意褪去了世俗的光環,他征戰沙場,率川軍出川抗日;心系文教,捐資助學修繕縣志;周旋軍政,為和平解放西南奔走。在功成名就后,他選擇“事了拂衣去”,將半生榮光化作對家國的默默奉獻。

這樣一位戎馬倥傯、心懷天下的將軍,不僅在軍政舞臺上成就卓越,更在筆墨之間展露才情?？v觀他筆下的書法,無論是寶光寺“一代禪宗”匾額的剛猛沉雄,還是高峰山“接武重陽”的靈動灑脫,亦或是營山萬里橋題名的雄渾自然,每一幅作品都似其人生的縮影,將武將的豪邁氣魄與文人的細膩情思熔于一爐,在墨香之中訴說著獨屬于鄧錫侯的傳奇故事。

(本文史料及相關資料由營山縣政協文史研究院提供)

來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辦公室

作者:鄭 波(中國民主促進會會員。1985年1月生于四川營山,字溪山,齋號梧廬。自幼習書,臨池三十余年。從事書法普及教育十余年,主導理論與實踐并重。喜歡古典文化,好讀書,偶作詩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