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句話說的很好，絕對的權力易導致絕對的腐敗，在東南亞國家政治中，絕大多數國家受到了家族政治的影響。這其中又尤其以柬埔寨更為嚴重，可以說經過這三十多年的發展，洪森家族已經深入到了柬埔寨官場各個方面，把持著軍政到經濟大權。

也正因為如此，柬埔寨社會治安也陷入了一片混亂之中。反思柬埔寨的現狀，我們不得不說，對于一個領導人來講，大公無私真是一個難得的品質，有之，則國民幸福，反之則國民愛苦。

一、柬埔寨獨特的洪森家族政治

柬埔寨洪森家族政治與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尼這些國家有所不同，洪森作為柬埔寨的首相執掌大權三四十年，光這絕對的權力是東南亞任何一個家族都無法比擬的。

同時，由于柬埔寨有國王，而且西哈努克國王以及繼任的西哈莫夫國王在國際與柬埔寨民間廣受尊重，所以就形成了一個柬埔寨的特色。

洪森家族利用選舉制度而獨掌大權，與此同時又由于對失去權力的擔心，將很多關鍵位置都給了自己家人或者盟友。比如洪森雖然已經半退了，但現任首相卻是他的長子洪馬內。

除此之外，洪森的其他幾個兒子、女婿甚至倒侄女婿或者出任軍隊要職，或者執掌警察、特務系統。可以說從上到下，在柬埔寨這個面積不大、人口不多、重要“官缺”有限的國家之中，洪森家族占據了主導地位。

為了維護自己的權力，洪森如此作為有其合理性，畢竟家族的穩定同時也是國家的穩定，然而正如許多任人唯親的王朝一樣，家族的統治不僅沒有保證社會穩定、人民幸福，反而卻成了整個社會最大的不穩定因素。

當雖然小規模的犯罪行為被打擊之時，更多的違法犯罪行為僅僅是因為當事人是洪森家族成員或者盟友，卻被輕輕放過。在這種情況下，柬埔寨也成了東南亞社會治安相對混亂的地區。不僅游客不敢輕易涉足那里，就連投資商也是非常謹慎，生怕有來無還，血本無歸。

二、警察的選擇性執法與系統性腐敗

在家族化權力結構下，柬埔寨執法呈現鮮明的“雙重標準”：對權貴犯罪網開一面，對平民與反對派則嚴苛鎮壓。

洪森家族成員犯罪往往通過政治干預逃避懲罰。除洪杰案外，洪森長子洪馬內在擔任陸軍司令期間，其下屬部隊被指控多次暴力鎮壓農民土地維權運動，但涉事軍官均未受調查。與之形成對比的是，反對派領袖金速卡因“叛國罪”被長期監禁，而證據被國際觀察員質疑為捏造。

警方對賭博、電詐、毒品交易等黑色產業采取默許態度。例如，西哈努克港的賭場和電詐園區雖被國際刑警列為犯罪溫床，但地方政府以“吸引外資”為由拒絕整頓，實質是為家族關聯企業保留灰色利益空間。

2025年3月，洪森雖成立“打擊網絡詐騙委員會”，但由長子洪瑪內掛帥的舉措被批評為“作秀”，因洪氏家族本身深度參與相關產業。洪森家族權力網絡延伸至地方后，基層執法機構的功能從維護公共安全異化為服務洪森家族利益。例如：

根據國際組織報告顯示，柬埔寨超60%的土地糾紛案件涉及洪森家族關聯企業。失地農民維權時，地方警察常以“擾亂秩序”為由暴力驅散，甚至逮捕維權領袖。

在2018年大選中，洪森政府解散主要反對黨“救國黨”，逮捕其領導人，并動用警察和憲兵封鎖投票站，確保家族權力平穩過渡至洪馬內。

根據亞洲民主動態調查（ABS）數據，柬埔寨民眾對警察信任度從2010年的58%降至2022年的19%，低于東南亞均值（35%）。民眾既依賴警方提供安全，又恐懼其暴力濫用，這一步加劇了柬埔寨基層治安機制的失效。

三、國際監督的失效與體制性困境

柬埔寨的治安混亂，本質上是權力壟斷與社會正義斷裂的縮影。洪森家族通過近四十年的經營，將國家機器異化為維護家族特權的工具，其政治世襲、經濟掠奪與暴力管控的三重邏輯，共同構成了治安惡化的結構性動因。

洪森家族通過操控選舉、打壓反對派和收編司法系統，使國際社會難以推動實質性改革。盡管西方國家多次譴責柬埔寨的人權與法治問題，但洪森利用地緣政治博弈（如在中美之間保持平衡），弱化外部壓力。

例如，2025年2月洪森宣稱挫敗針對其住所的無人機刺殺圖謀，借機強化國內安全管控，進一步鞏固家族統治的合法性。

洪森家族的權力壟斷本質上是將國家機器私有化，其后果是法治體系的全面潰敗。當軍隊、警察和地方政府成為家族統治的延伸，治安問題便不再是單純的社會治理失效，而是權力結構失衡的必然產物。若不打破這種“家天下”模式，柬埔寨的治安困境將難以從根本上解決。

結束語：

柬埔寨社會治安的混亂，歸根結底，與柬埔寨的家族統治密不可分。

洪森家族的統治模式或許能維持短期穩定，但其代價是社會的持續撕裂與民眾希望的湮滅。柬埔寨的未來，取決于能否在陣痛中孕育出新的政治契約——一個以法治而非血緣、以公利而非私欲為基石的社會。

唯有如此，“治安”二字才能超越暴力管控的狹隘定義，成為社會公正的真正守護者。

參考資料：

云南警官學院學報：“一帶一路”背景下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綜合治理對策探析

東南亞研究：東南亞家族政治與新自由主義之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