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近代史上有這樣一個特工,在戰火紛飛的年代只身潛伏在敵人身邊,敵人至死都沒有發現危險就在自己的最高層。
李時雨,一個漸漸被淡忘的名字,在戰亂的年代他經歷了什么?擁有高智商、高學歷,在敵人和友軍之間斡旋的他做了哪些令人驚嘆的事跡?
李時雨
一、三次運出電臺
李時雨,1908年出生,是個地地道道的黑龍江小伙。但是他的原名叫李亭芳,實在不符合東北小伙的氣質。他喜愛讀英雄故事,“李時雨”這個名字便是出自《水滸傳》。
“及時雨宋江”,李時雨十分崇拜宋江,于是他主動改名“李時雨”。
1926年在天津南開中學讀書,他在第二年考入北京法政大學(好的學歷是入社會的敲門磚,在那個年代高素質人才也是政府所需要的)。北京法政大學放在今天也是一等一的名流高校。
在李時雨后期平步青云地發展過程中離不開他法學院學生的身份。
1939年,李時雨的“頂頭上司”給 他布置了一個相當棘手的任務,在租界地向外面運送電臺。此時的李時雨還是個地位普普通通的官員。李時雨想這個電臺可不是一般的東西,如果被查出來必然是入牢獄的結果。
此時,李時雨想到了自己的新婚妻子,靈光一閃。
“長官,我這出來也有小幾年了,家里人都盼著我光宗耀祖回去,我怎么得也得有個氣派的車子,”李時雨一邊遞煙,一邊笑著和自己長官說。
年輕人都有那點虛榮心,誰還沒有年輕過呢?這樣一個以年輕人長面子的想法和法院長官要租車,看起來非常合理。
李時雨乘坐著高級官員的專屬車,自然避開了日軍檢查站軍警的檢查。李時雨長舒一口氣,因為那時私帶電臺甚至比現在私帶毒品還要嚴重。
第三個箱子的運出充分看出李時雨的冷靜和機智,因為前幾次租用長官的汽車,第三次時已經沒有合適的理由調出小汽車了。李時雨決定冒險一試,他花錢雇了一輛人力三輪車就去運了!最危險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當他走過檢查點的時候,李時雨一手舉著自己的“派司”(相當于現在的通行證,是一種象征身份的東西),另一只手提著裝有電臺的手提箱。他面部放松,表情淡定,腰板挺直,步伐輕盈,看起來自己的手提箱就是幾件書本,非常輕松。
在李時雨的“虛榮心”租車直達和坐人力車淡定路過檢查下,他成功把電臺交付給共產黨在河北的轉運站。
在危機下臨危不懼,在檢查中淡定自然,這樣冷靜超脫的心理素質是常人很難具備的,卻是一個優秀特工所必須具備的素質,他面對這樣的事情還有很多,例如營救在監獄的共產黨人馮驥。
二 、二度獄中救人
馮驥,天津淪陷被捕的共產黨人員。那時只要沾上共產黨三個字,基本上是死刑了,即便不是死刑也是重型無疑。成功營救的難度極大。
李時雨面對這個任務,他明白這只能險中求穩,只身涉險。他憑借著天津市高等法院書記官的身份,潛入其中,找到馮驥的檔案卷宗,他偷偷把全部資料帶回家,一把火全部燒毀了。
沒有了卷宗,馮驥就難以被定罪。管理此事的康書記官發現卷宗沒有了,著急忙慌地找到李時雨。“馮驥的卷宗都丟失了,這個怎么辦啊”,康書記官一臉為難地說道。
李時雨先是假意責備了康書記官一番,把責任推到了康書記官身上。隨后李時雨表示,卷宗已經沒有了,有很大可能是在日軍轟炸天津的時候被炸毀了。康書記官害怕受到上級責備,又確實找不出,就連忙稱贊這個方法。
最終馮驥無罪釋放。生死攸關之息,是李時雨給了馮驥二次生命。
李時雨救出馮驥是為一次,另一次便是救出了李一鳴和楊樹田。
一天,同是底下共產黨的范紀曼來找李時雨。此時此刻李時雨在汪精衛偽政府已經位居高管,只有他可以做到在敵人的監獄里提人,并且不傷一兵一卒,這是來請求李時雨營救楊樹田和李一鳴。
李時雨眉頭一皺,計上心頭。他準備直接“正大光明”地去監獄要人。
李時雨協同“重慶國民黨少將軍官”來上監獄要人。“這是天上飛下來的少將軍官直接下來調查,需要立即帶走李一鳴和楊樹田”。監獄長沈冠三是與李時雨是好友,只是表示要有個憑據,不然實在不好交代。
“日本人投降了,日本人抓了我們的人,你還要什么收條!你們這些漢奸,還想幫日本人嗎?””范紀曼面露慍色,佯裝生氣。監獄長沈冠三點頭哈腰、唯唯諾諾地說:“是、是、是,長官說得是,可是,要是沒有手續,上面人來問我,我實在不好交代啊”最后李時雨不得不表示自己出具一份個人提人的收條,表示不會給監獄長帶來麻煩的。
李時雨打圓場對沈冠三說:“我個人打一個提人的收條吧,將來有什么事情你可以交代。”沈冠三是個膽小怕事的宵小之輩,看到李時雨出具收條便放心地放人了。
偌大的監獄就兩個人幾句話就帶走了監獄里的人,事后李時雨也曾擔心這樣是不是太過不謹慎,日后牽連出來難以辯駁。李時雨暗中自行準備了一套說辭,好在之后無人追究此事,此事便不了了之了。
電影橋段出現在現實,李時雨和沈冠三唱的雙簧戲,成功救出監獄中的兩人,并且不傷一分一毫。
多年以后,李時雨才知道楊樹田是我黨東北最早的抗日武裝游擊隊政委,化名為楊君武,在上海的共產國際情報系統里工作,是個響當當的英雄人物。李時雨聽到這些,為自己救了這樣的同志感到高興。
三、智取情報
1939年,汪精衛投敵叛國,開始謀劃建立自己的新政府(就是后面人所稱的汪偽政府)。為了順利召開國民黨“六大”,汪偽政府在地方四處拉拽“會議代表”,朱晶華先生便是其中一個。
蔣介石
朱晶華見李時雨學識淵博、談吐文雅,言語間透露著隱忍和不屈。他主動邀請李時雨參加到即將召開的國民黨“六大,”這是一種形式的象征有效利用可以立即加入到汪偽政府核心。朱晶華甚至交代自己的底細,坦言自己是國民黨國際研究所特約派遣,打入到汪精衛政府內部進行暗地情報工作。從內心并不認同汪偽政府的做法。
李時雨表示對朱晶華的邀請會好好考慮,他們兩人高談闊論,共同暢言對未來的暢想,而實際上李時雨內心若有所思。
黨組織對李時雨參加國民黨“六大”,做國民黨參會人大代表表示支持,處在敵人內部才可以更容易獲取高級機密。李時雨參加會議時便認真記錄,到天津后第一時間整理出一份詳細資料,這份資料是汪偽政府投敵賣國的第一手資料。
李時雨,在國民黨里又多了一個國民黨“六大”代表的外衣,加上李時雨自身是法律專業畢業又在法院工作過,學識淵博,經驗豐富,李時雨很快被任命為汪偽立法院立法委員,并得到了陳公博的賞識和器重。
陳公博,男,早期是共產黨員,后意見不統一,思想決裂,與共產黨斷絕關系,加入國民黨。
陳公博多次對李時雨進行考察,他多次邀請李時雨去自己的辦公室討論問題,但只發現李時雨是個成熟穩重,謙卑有禮并且文化功底非常深厚,于是決定將李時雨作為自己的親信進行培養。
陳公博
李時雨,出了陳公博的辦公室也沒有閑著,他一眼就注意到陳公博的私人秘書莫國康。莫國康,長相出眾、為人聰慧,是陳公博的親信。李時雨早在之前就調查知道莫國康之前在北京上學,初次見面便稱之為“學姐”。莫國康也對李時雨比較欣賞。
有了莫國康在陳公博的耳根子里吹噓,陳公博甚至要求在處理文件都與李時雨先生先過目,征求李先生的意見。這樣,李時雨在此時對國民黨的一些重要信息都了如指掌。
陳公博是個文化人,他深知知識分子是聚集人心的關鍵。他非常想拉攏社會上的中立知識分子,希望他們可以加入自己的陣營。
李時雨,自然讀懂了陳公博的想法。“我覺得我們可以建立一個報刊,拉攏這些文人墨客寫文章,”陳公博對這個建議非常滿意,兩人一拍即合。陳公博表示,經費一切不用擔心。陳公博怎么也不可能想到,自己出錢籌資建立的刊物竟然成了別人收集處理情報的根據地。
李時雨擔任社長,辦公場所就設立在上海大西路153號李時雨家的二樓。
四、潛伏
1949年,日軍徹底投降。中國進入暫時的和平狀態,但是國內的局勢尚不穩定。李時雨在暗暗等待上級的指示,直到有一天一個叫余祥琴的人找到了他。
余祥琴是汪精衛偽政府軍統上海滬郊情報站站長。他為人圓滑,擅長拉攏人才。余祥琴說:“時雨兄,以后你就跟著我干吧,我保你大有作為”余祥琴向李時雨拋來了橄欖枝,但是李時雨故作寵辱不驚。
“祥琴兄,我愿意跟著你干,但是最近聽說軍統要嚴肅軍紀,而我是陳公博的人,軍統容得下我嗎”李時雨表面表示出畏難之色,實際上為自己即將進入軍統感到將大有作為而暗中自喜。
這時余慶祥表示,我當以為是什么大事,我既然愿意推薦你,自然有辦法保全你,這個你可以放心。李時雨當天晚上就與黨組織取得聯系,詢問是否可行。黨組織表示,打入軍統就相當于進入了國民黨的心臟位置,處處小心,伺機行動。李時雨在余祥琴的幫助下,憑借著黨國特遣情報員的身份,成功進入軍統,成為一把直插敵人心臟的利刃,不斷為黨組織提供情報。
“哪一個是李時雨先生”,在“上海辦事處紀念周會上”,戴笠當著大家的面詢問,全場參會人員都保持安靜。李時雨心頭一驚,非常淡定地說“我是”,大家尋聲望去,等待著發生什么。
戴笠,尋聲望去說到:“我知道你,余祥琴說過,這些年你在汪偽政府為黨國做了很多事情。”李時雨笑著說道:“這都是戴先生領導地好”。
戴笠對李時雨表示很贊賞,他是非常信任李時雨,覺得這是一個有魄力、有眼界、有膽識的可塑之才。
戴笠的賞識對李時雨來說非常關鍵,很多人認為他是戴笠的親信,這大大方便了李時雨的行動,也直接救了李時雨一次。
一切都順風順水,危急時刻也在此時來臨。軍統特務對軍內人員進行資料肅清,當查到李時雨資料時發現沒有李時雨進入汪偽政府的記錄產生了懷疑。
于是,軍統上海去軍法處處長沈維漢寫了一封信致電戴笠,戴笠看到哈哈大笑搖頭表示不可能。原來沈維漢要舉報逮捕的這個人便是李時雨。戴笠表示“李時雨我很了解,工作相當出色,不能逮捕”。
有了戴笠充當李時雨的保護傘,李時雨在軍統內的活動更加隨意自如,傳遞的情報也越來越多。
戴笠
后來,戴笠因飛機失事墜落身亡,戴笠至死都不知道自己力保的人是共產黨人員。
有了戴笠在會上的喊話,李時雨在很長時間被別人認為他是戴笠的親信,這讓李時雨在行事方面很方便,不斷為我黨提供軍統的機密情報。
直到有一天,李時雨收到上海市副市長劉方雄的邀請。李時雨感感到情況不妙,這一次去怕是兇多吉少。
他對跟隨自己很長時間的司機阿根說:“一個小時后,如果我不出來,你就回家。在家門口等上兩三天,但凡有人來找我的,就說我被捕了!”
李時雨,被逮捕了。
在獄中,軍統用一些特殊手段,逼迫李時雨說出共產黨的情況。李時雨心中明白,只有咬緊牙關,一口否認,才有生還的機會。如是承認了自己是共產黨,剩下來就是死刑了。
李時雨始終沒有承認自己是共產黨,更沒有暴露我黨任何名單。
尾聲:
李時雨被捕后的3個月,被轉押至上海提籃橋監獄。后來,隨著國民黨和共產黨直接的內戰越來越激烈,軍統也就顧不上他了。
1949年2月,國軍迫于財正窘困,不得不釋放一批監犯。被軍統淡忘的李時雨,也在其中。
李時雨常年在國民黨潛伏,導致很多黨內人并不知道李時雨,李時雨一度處于失聯狀態,曾經的潛伏英雄被埋沒,成為一個默默無聞的人。
直到有一天,劉少奇見到李時雨,劉少奇緊握著李時雨的手,一邊說到:“你是一個人頂三個師啊!”
15年的臥底生涯,面對數不清次數的鋌而走險,數不清的死里逃生,李時雨堅持下去的勇氣和魄力是什么?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每個人的生命都是短暫的,在戰亂的時代總有一些人高舉理想的旗幟,為我們的美好生活奮斗。我想我們的盛世繁華,離不開李時雨這樣的革命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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