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中國高校接連曝光的論文抄襲事件，如上海交通大學副教授鄧某和華南師范大學副校長的“翻譯式生產”，以及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李力教授的“考核不合格”風波，揭示了學術評價體系的深層矛盾。在“唯論文”導向下，C刊（核心期刊）論文數量成為衡量學者價值的唯一標尺，迫使教師陷入“發表或毀滅”的生存困境。

據統計，近五年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申請者的年均論文數量增長47%，但論文引用率中位數卻下降28%。這種“數量與質量倒掛”的現象，印證了量化考核對學術生態的扭曲。 以李力教授事件為例，盡管其作為二級教授在法學領域享有盛譽，卻因聘期內僅發表1篇C刊論文和2篇報紙文章被認定為“考核不合格”。這暴露了當前評價體系的荒誕性：學術貢獻被簡化為論文計數，而教學、社會服務等多元價值被邊緣化。正如某長江學者所言：“我們不是在搞研究，而是在玩指標拼圖游戲。”

在高校推行教師退出機制的背景下，量化考核的矛盾更加凸顯。清華大學、南京江北新區等地已試點“非升即走”政策，試圖通過動態管理優化師資隊伍。然而，若退出機制僅以C刊論文數量為門檻，可能進一步加劇學術內卷。青年教師為通過“短聘”考核，不得不將研究切割為“模塊化論文”，甚至依賴“學術經紀人”團隊包裝成果；資深教授則需要與青年教師爭奪C刊版面，陷入“發論文多被質疑搶資源，發論文少則考核不達標”的困境。
這種機制設計表面上提升了競爭強度，實則助長了學術功利主義。例如，寧夏和貴州貴陽的實踐經驗顯示，僅靠淘汰末位教師無法根治問題，反而可能催生“為生存而造假”的惡性循環。真正的優化應建立在多元評價基礎上，而非單一量化指標的“末位淘汰”。

中國科學報曾呼吁高校應有“養懶人”的氣度，即給予學者更寬容的成長環境，允許“十年磨一劍”的深耕。這一理念與民國時期西南聯大的學術傳統不謀而合——華羅庚在牛棚中完成《堆壘素數論》，吳大猷培養出楊振寧等諾獎得主，彼時教授年均論文僅0.8篇，但影響力指數是當今同行的3.2倍。
李力教授的遭遇不僅是個人悲劇，更是制度性缺陷的縮影。若高校繼續以C刊數量為硬性標準，類似事件將層出不窮。反觀民國時期的中央研究院院士選舉，無論文數量要求，僅憑學術貢獻定奪，反而篩選出81%的院士著作至今仍在再版。

或許，“一年只能發表一篇C刊論文”的設想可以多少緩解量化考核的弊端，制止學術論文為求快速發表而造成的抄襲現象，同時重建學術評價的理性尺度。而唯有打破“唯論文”枷鎖，才能遏制抄襲亂象，讓教師退出機制真正服務于隊伍優化而非加劇內卷。如梅貽琦所言：“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 當高校能以“養懶人”的胸懷包容學者，以多元標準激發創新，中國學術方能擺脫“論文GDP主義”的桎梏，迎來真正的繁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