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克里斯蒂娜的世界：

一只寄居蟹

拖曳著沉重而輕的殼，向那

極遠卻極近的歸宿爬行……——朱銳《無題》

2024年8月1日13時15分，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朱銳在海淀醫院安寧病房闔上雙眼。三天后，他的骨灰安葬于家鄉安徽安慶蓮花山公墓，墓碑上，父親題寫的“哲學家朱銳墓”六個字在夕陽下泛著微光。

這方墓碑濃縮了一個思想者的一生：出生于1968年的朱銳，從安徽大學到北京大學，從美國杜蘭大學博士到森林湖學院終身教授，最終于2018年放棄海外教職回國，投身哲學與認知科學的跨學科研究。而真正讓公眾記住他的，是生命最后一年——直腸癌晚期化療期間，他堅持開設《何為恐懼》《藝術與人腦》等課程。在生命最后的365天里，這位56歲的學者拖著化療后羸弱的身體，完成了一場哲學史上罕見的“生命實驗”——將死亡本身化作教材，用肉身驗證思想的力量。

朱銳著《哲學家的最后一課》

翻開這本由臨終十日口述整理而成的著作《哲學家的最后一課》，震撼讀者身心的并非艱深的哲學論證，而是字里行間噴薄的生命力。書中引述的古希臘哲人恩培多克勒的詩句：“我曾經是，一個男孩，一個女孩，一叢灌木林。我是一只鳥，一條躍出海面、沉默的魚。”（?δη γ?ρ ποτ? ?γ? γεν?μην κο?ρ?? τε κ?ρη τε θ?μνο? τ? ο?ων?? τε κα? ?ξαλο? ?λλοπο? ?χθ??.）恰是朱銳哲學實踐的隱喻。從美國終身教授到病房里“一只拖曳著沉重而輕的殼的寄居蟹”，朱銳用最后七年時間踐行著回國時的誓言：“哲學是可以安身立命的。”他用身體力行的實踐，直觀呈現了“哲學家何以不懼怕死亡”的命題。《哲學家的最后一課》實則是把自己對象化的身體化作了一種不可復制的生命讀書會。正如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副教授劉暢在導言中揭示了全書的核心命題：“真正的生命教育必須得到生命力自身的見證”。作為朱銳的學術伙伴，他通過兩人共同開課的經歷，展現了一位真正哲學家的精神肖像——“道成肉身”的朱銳以癌癥晚期的軀體實踐著蘇格拉底"哲學就是練習死亡"的箴言。

“希望大家以后無論在哪里，在中心還是邊緣、是高還是低、是大還是小，都可以找到屬于自己的一片天空。”這是2024年6月中國人民大學畢業典禮上，朱銳留給學生的最后寄語。而他自己，用從確診到離世的700余天，在課堂、公園和病房構建起一片獨特的哲學天空——那里沒有悲情敘事，只有思想的自由翱翔。而今，這部以病痛為紙、哲思為墨寫就的《哲學家的最后一課》，恰似他留給世界的最后一束光——不是悲壯的挽歌，而是穿透死亡陰云的啟蒙火炬。“死亡不是終結，而是生命作品的蓋章認證。”

“對話就是最好的告別”

2024年8月1日13時15分，最后的時刻降臨了。

在海淀醫院安寧病房，朱素梅一邊輕輕按摩他的胳膊，一邊在他耳邊低語，“朱銳，我是姐姐，你能聽得見嗎？”

此前姐弟倆已約好，在其彌留之際，姐姐會跟他說話，不會哭泣。朱銳很滿意，“這樣再好不過，對話就是最好的告別。”

“你可以朝著光的方向去尋找光明，萬一有短暫的黑暗，也要堅定地往前走。你的前面是任你翱翔的天空，那里有你歡躍的海面。如果你聞到了芳香，向前走，那兒是你精神的花園。”直到看他慢慢闔上雙眼，姐姐依然在他耳邊呢喃，“姐姐心安了，你是笑著離開的。眼前的你就像是小時候我們看到爸爸熟睡時的樣子。”

“就像一只‘寄居蟹’，他如愿卸掉了自己重重的殼。”姐姐朱素梅回憶，“朱銳不是孤獨地離開，而是在很多很多愛的包圍中離開的。”

逝前一個月，“孩子們”（朱銳帶的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碩博研究生）來看望老師，他們給老師送來了帶著郊野氣息的鮮花。他們圍在床前，屏聲斂息聽老師最后的叮囑。“要善良，要勇敢！如果決定了要做一件事，就要堅持，當仁不讓！要關心他人，為社會作貢獻！”22級博士趙海若回憶道，“說這話時，老師的眼睛依然炯炯有神，面帶笑容。”

2024年7月26日，海淀醫院安寧療護科醫護團隊為朱銳送來一條寫滿祝福的橫幅。（受訪者供圖）

“生命是自我探索的旅程”“每個人的人生都是值得一讀的小說”“Know thyself”（認識你自己）……去年7月26日，朱銳在與本書中的“年輕人”記者解亦鴻完成關于死亡的全部對話，安寧病房的醫護團隊特地為他送來一條橫幅，上面寫滿了大家想對他說的話。

“認識你自己”是刻在希臘德爾斐阿波羅神廟門前的第一條箴言。朱銳終其一生恪守這一箴言。“我覺得一個人應該學會做一個孤獨的思想者，讓自己安靜下來，不帶任何幻想和猜想，去‘冷面’地而又熱情地看待這個世界。”

2023年秋天起，還在治療中的朱銳就堅持給本科生開課。他的碩博生和“戰友”——人大哲學院副教授劉暢一直陪著他。一次課，朱銳只能獨講四十來分鐘。剩下的時間，他請劉暢或其他人代講。有時，他會在課堂上閉眼稍事休息，十幾秒鐘后才從病痛中緩過神來。

還在治療中的朱銳堅持給本科生開課

“為什么還要堅持上課？”姐姐起初有些不解。

“上課能給我養料，是我身心能量的重要補給。”朱銳對姐姐解釋，上課對他而言不只是一種哲學上的探索，更是一種身心的療愈。

秋季學期課程講授的主題是“何為恐懼？”跟隨朱銳碩博連讀的胡可欣回憶，以電影《殺死一只知更鳥》的故事為例，老師區分了人類不同成長時期的幾種恐懼形式：兒童時期的恐懼主要發生在對未知的探索中，恐懼中既有不安，也有興奮、喜悅；而成年人的恐懼卻是怎樣在自我與他人之間樹起屏障，把未知和不確定排除在外。對此，劉暢引申道，“問題的根本也許不在于怎樣戒除恐懼，而在于怎樣以兒童式的積極恐懼取代成人式的消極恐懼。”

朱銳拍攝的長城雪景

翌年春季學期，他開設的課程是“藝術與人腦”。碩士生雷沐春對老師課上講生命與死亡的轉變記憶猶新。“哲學本質上是一種死亡訓練。”朱銳引述蘇格拉底的話，并結合道家“一氣流行”的思想，提出了“死之為化”的觀念：“個體生命不過是大自然生生不息、循環往復的一環，一種生命的形式的消亡，恰恰意味著他可能回歸到了氣的流動的狀態之中。因此，真正的哲學家是不懼怕死亡的。”

“卑鄙比死亡跑得更快。”博士生張宇仙回憶，“老師的意思是，人的精神比肉體對于人來說更重要，精神的死亡才是真正的死亡，因此要時刻警惕精神的死亡。如果當精神的高貴和肉體的死亡發生沖突時，要毫不猶豫地選擇精神的高貴。”朱銳曾說：“我喜歡登山，各類名山大川我都曾游歷過。在思想上，我們同樣需要這種高崗上清冽的空氣。”

“如果我一直在說話，你們就沒機會說話了，我也沒機會從你們身上學到東西了。”朱銳一直鼓勵學生敢于袒露自我，在他心中，學生是與他全然平等的對話者。他的學生路文博士回憶道，“對老師而言，課堂似乎不是一個要完成的教學任務，而是一次師生間的對話，一場共同的哲學探尋。”

一堂堂哲學課，既是朱銳與學生之間思想與能量的碰撞與交互，也是其盎然生命力的別樣呈現。疾病可以讓他疼痛，卻未曾戰勝過他——他仿佛把自己當作一具生命教育的標本，一面治療，一面自我洗滌，一面向學生呈現自我本真的生命狀態。哪怕面對“死亡”，朱銳也要以自己主宰的方式，親自為其生命落幕。

最后一堂課，朱銳感謝維持課堂的師生們，他說：“君子之交淡如水。”結課后，學生們陪著朱銳走到校門口，目送他打上車，獨自離去。

“翼裝飛行的追風少年”

收錄Die Gedanken sind frei的專輯

“Die Gedanken sind frei, wer kann sie erraten, sie fliehen vorbei, wie n?chtliche Schatten.”（德語：思想是自由的，誰也猜不中她。她悄悄地溜過，像午夜的陰影。）

“我覺得這首歌很能彰顯朱銳深層的氣質，他的思想始終是自由的！”在劉暢眼里，朱銳真摯而純粹、熱烈又朝氣蓬勃，他的靈魂是學院哲學中少見的“豐沛、靈動的感性與生命力的交響”。

“朱銳的意義，不僅僅是值得表彰的‘一位哲學教授不懼怕死亡，癌癥晚期仍堅守課堂，啟迪學生心智的優秀教師’的故事。”朱銳生前的同事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劉曉力教授鄭重地說：“于我而言，朱銳還是一名跨越多學科邊界研究哲學的思想者，是神經科學、哲學和藝術前沿交叉事業的探路者和播種者，更是以具身性的實踐學習死亡、練習死亡，并自覺向中國大眾轉播死亡哲學的一名覺醒者和先行者。”

2019年中秋傍晚，好友梅劍華帶著一位面目清秀、有著追風少年般氣質的“小伙子”來聚會。自我介紹后劉曉力才知道，原來眼前這位年過半百的“年輕人”就是田平（朱銳在美國讀博士的學姐）幾年前向其推薦的那位師弟。

在師姐田平眼中，朱銳是一個“有著豐富光彩可以燭照別人的人。”

“朱銳首先是一個幸福的人，其次才是一名哲學家。”姐姐朱素梅回憶，朱銳小時候個小、淘氣，骨子卻是柔情的。一個大雪夜，姐姐受委屈離家出走，朱銳一直緊跟著。雪天路滑，他摔了爬起來，爬起來又摔。不論姐姐怎么勸，就是不回家。“你不回去我就一直跟著你。”姐姐心疼頑固的弟弟，只好一起回家。

“有時候我覺得，做朱銳的姐姐，是一種幸運，甚至是一種奢侈。”朱素梅說，“是他慢慢教會我該如何真正地思考人生、看待人生。當我們看待問題的視野比較窄時，他會開解我們，‘很多事你把小我放下，它就有解了。’”

在姐姐的印象里，朱銳小學時吊兒郎當不用功，初中了依然坐不住，老師稍不留神他就溜出教室去玩。相比被迫的灌輸，他更愿意自學，一部《三國演義》讓青春期的他讀得滾瓜爛熟。直到上大學后，有了圖書館，他才收起那“野牛”般的心，飽飲書中甘露。

在美國讀博時，朱銳（左）與導師和師姐合影。（受訪者供圖）

從安徽大學到北大外哲所，再到美國杜蘭大學，朱銳一直以飽滿的熱情探索精神的“自由”。1997年取得博士學位后，他相繼受聘于得克薩斯州立大學哲學系、森林湖學院哲學系與神經學系，并于2016年受聘終身教授。2018年回國，入職深圳大學哲學系任特聘教授。2020年8月調入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任“杰出學者”特聘教授以及哲學與認知科學跨學科交叉平臺首席專家。“老師常說，哲學是可以安身立命的。”在趙海若看來，哲學和祖國就像是朱銳的雙重歸宿。他堅定選擇回國，是為了把他的平生所學貢獻給生他養他的故土。

他的心中自有丘壑。一次聚會，朋友梅劍華問朱銳：“深大已經給了這么好的職位和待遇，為啥你還要選擇調來人大？”朱銳笑笑：“我喜歡山，北京有山。”梅劍華打趣道：“我覺著北京不只有山，還有人。是城里有人，城外有山。”

相較于“山”，他確乎更看重精神上的契合和交流。“爸爸我要去理發，我要和你在一起。”剛上大學的兒子得知朱銳要開始化療后，決定與父親“同行”，并與哲學家父親展開一場遠隔重洋的“生命讀書會”。父子二人約定每天定點視頻通話——兒子會提前學習父親的論著，以便向其一一請教疑難和困惑；朱銳則會提前溫習兒子的課程和所涉及的領域，提前端坐客廳，靜待“上課鈴響”。“那可能是朱銳治病期間最愉快的一段日子。對一個病人來說，或許最幸福的時刻莫過于和自己最親近的人活在同一個精神世界。”朱素梅說。

“一場為了告別的聚會”

“今天是我們新學期第一次讀書會，也是一場為了告別的聚會。大家談談各自印象中的朱銳老師，以及他的思想和精神品格——就像朱銳老師講的，越是最深的體驗越能調動我們自身的記憶和情感……”

去年教師節前夕，朱銳教授生前同事和學生在中國人民大學校園中進行了一場特別的“生命讀書會”。而當天，正是朱銳離去一整月的日子。午后的人大哲學院樓前，碧草如茵。和往常一樣，劉曉力和朱銳的學生們，約定在開學前找個地兒和老師促膝談心，聊一聊過往、當下和未來。不同的是，這次朱銳不再會到場，但大家還是默默地為他留了一把空椅子——一把他平時愛坐的帆布椅。

“他是一個行走的思想者。很多思想都是在星空下、在穿越大山徒步的過程中形成的，他把那些洞見記錄在隨身攜帶的平板電腦上，然后再用最自然的語言傳達給我們。”朱銳在人大哲學院的學生路文博士首先推開回憶的閘門，“對他而言，課堂似乎不是一個要完成的教學任務，而是一次師生間的對話，一場共同的哲學探尋。”

“朱老師是把自己活成了一首詩，他確實是一位詩人哲學家。老師曾說，詩歌就像你走到外面去看星星。我特別認同這句話，我覺得這是一個真正有‘詩心’的人才能這么說出來——詩歌就像是某種純凈而澄澈的東西，突然降臨到你身上。”胡可欣回憶剛入學時，她和詩友們籌劃著成立一個名為“實影詩社”的新詩社團，想請老師為詩社題寫寄語。朱銳特地選了恩培多克勒的詩句并化用其中，寫下這么一句：在如波光的火焰中消失的影子，也曾經是男孩、女孩、灌木叢，和躍出海面的沉默的魚。

“朱老師其實就用一個非常簡單的道理說，‘我們生他者之死，死他者之生。’舊的個體死亡恰恰能夠滋養新的生命個體。而我們之所以一直能夠延續下去正是因為這種生命與死亡之間的循環。朱老師也在課上反復談及道家的‘大化流行’的思想。莊子強調‘一氣流行’，宇宙中真正唯一存在的就是流動不止的氣，生命個體不過是一氣流行中的暫時狀態，而氣有一個特征就是要不斷地物化。一種生命的形式的消亡，恰恰意味著他可能回歸到了氣的流動的狀態之中，是為他的新的生命形態做奠基。”雷沐春說。

當大家聊完起身的時候，一束天光正好打在那把空椅子上——“我相信老師并沒有真正離開！”多年以后，回望這片綠草地，他們一定會想起，那個松影斑駁下午的那一瞬間。

“哲學家留在公園的帆布椅”

“老師常說，哲學是可以安身立命的。”在趙海若看來，哲學和祖國就像是朱銳的雙重歸宿。他堅定選擇回國，是為了把他的平生所學貢獻給生他養他的故土。

一次老友相聚，酒過三巡，朋友梅劍華問他，“深大給了這么好的職位和待遇，為啥你還要選擇調來人大？”朱銳笑笑說“我喜歡山，深圳沒有山，北京有山。”梅劍華打趣道，“我覺著北京不只有山，還有人。正所謂城里有人，城外有山。”

生活中，朱銳同樣以自己獨特的方式展現出一種盎然的生命力。疾病可以讓他疼痛，卻未曾戰勝過他。他甚至把自己當作一具生命教育的標本，一面治療、一面自我洗滌、一面向學生們呈現自我本真的生命狀態。哪怕面對“死亡”，他也要以自己主宰的方式親自為其生命落幕。

“對朱銳而言，經典不只是文本，而是一種響徹身心的能量；身體也不只是實存的肉身，而是他精神與實踐知行合一的道場。”朱銳去世后，梅劍華對亦師亦友的他有了另一番認識。

“我曾是一名登山高手，許多名山大川我都游歷過。在思想上，我們同樣需要這種高崗上清冽的空氣。”朱銳在課上告訴同學們，生病初期，他依舊延續著平日運動的習慣，經常在公園一走就是十幾公里。2023年5月，朱銳照例到奧林匹克公園跑步，趕上下雨，他臨時起意買了把椅子和傘，并聯系了幾名學生，在公園開起了臨時的課程會議，和學生們暢聊了一個多小時。當時已經畢業的孟楊，也加入了會議旁聽。會議結束后，朱銳突然問她：這個地方有沒有什么儲物的地方？他想把椅子留在那里，說不定下次下雨時還能派上用場。孟楊開玩笑：你要是藏不好的話，我就把椅子悄悄“偷”回來。第二天，孟楊果然找到了那把折疊的椅子——打開，里面放著的是一包咖啡和一本書。

出于禮貌，孟楊問老師：書要不要再寄還給你？朱銳說，書是特意送給她的。此前聊天時，孟楊隨口提到自己喜歡維特根斯坦，沒想到老師記在了心里。

“有次和老師聊到歐洲藝術三杰，他說藝術中的光充滿著哲學和意義，而繪畫中的內生光對心靈有一種治愈作用。”孟楊回憶說，“老師告訴我，所有的物質世界的光都是外生光，而內生光則是一種精神概念，是一種神秘、非科學的光。從視覺經驗上講，人對內生光的感受很切實。比如一個偉人、一個良善的人、一個充滿愛的人，我們能夠感受到他們身上散發出一種太陽般的溫暖和光芒。這是一種非常宏闊的宇宙之光，會讓我們生發出一種‘心升明月’‘月印萬川’的感動。”

“朱銳是一位真正行走的思想者，他用具身性實踐為‘何為生命’‘何為存在’以及如何鑒真、求善、審美的哲學探索提供了一個絕佳的范例。”劉曉力告訴記者，“‘穿越于山川之間的哲學家留在奧森公園的帆布椅’這一意象本身就是對傳統的觀念哲學和流行的‘扶手椅哲學’（書齋哲學）提出的深刻挑戰。”

“生命樂章尾聲的撼人魅力”

在朱銳看來，哲學不是對古圣先賢過往智識的羅列，而是一種身體力行的實踐智慧。人大哲學院院長臧峰宇認為，盡管朱銳做的是西方哲學的研究，但他骨子里同樣浸染了中國傳統哲學的體悟。在2020年一場名為“生命復制的雙重含義”的講座結尾，朱銳提出，“生命復制這個技術性的概念……也有中國版，即所謂‘劫劫長存，生生不息’。把這種生生觀和中國人的宇宙哲學結合起來，我們就有所謂的‘一花一世界，剎那即永恒’。”

朋友袁園回憶，朱銳最后一次線下講座是在人大明德講壇做的一場名為《“鱷魚之眼”——從身體角度看生命時間》的講座，他引述了日本導演黑澤明拍攝的《生之欲》。“當主人公意識到他只有半個月可以活的時候，他突然意識到在這種必然性之下，他唯一能做的就是他現在手頭在做的事兒。當地有一個臭水溝需要去處理，但是市政廳花了一年半時間一直都沒有人去管這個事兒，他就說在我剩下的時間里，我就把這條臭水溝改善好就可以了。”朱銳在課上繼續闡述道，“當你身體要離你而去時，你將不再存在。你已經不再只是考慮自己的價值和自由，而是和他人的視線交織在了一起。你唯一能做的就是不再沉淪，把手頭的每一件事做好，也許它能夠改變別人的生活。”

同在現場的朋友藏策說，“這種燦爛的精神之光會照耀我們的靈魂，或者就像是巴赫的管風琴音樂在教堂的穹頂盤旋，然后發出一種向上的轟鳴，那種轟鳴會縈繞在我們每個人的心頭——這個‘轟鳴’太可貴了，人的生命是需要這種神圣性的。”

在學術論壇上發言的朱銳。（受訪者供圖）

“真正的‘自由’，是對必然的認識和追求。”最后一課謝幕時，朱銳如是說，“一個人必須要在實踐行為中實現自身，才能算作真正的德性（?ρετ?，古希臘哲學概念，意謂一種純正而卓越的品質）。”

“對朱銳而言，經典不只是文本，而是一種響徹身心的能量；身體也不只是實存的肉身，而是精神與實踐知行合一之地。”朱銳逝后，梅劍華對這位亦師亦友的哲學家有了新認識。臨終前幾日，朱銳聯系臧峰宇院長，拜托他代為安排一些有關哲學與認知科學平臺建設的交接事務。“我聯想到《斐多篇》中蘇格拉底的遺言：‘咱們該向醫藥神祭獻一只公雞。去買一只，別疏忽。’一位哲人最后交待的竟是‘一只公雞’——也許這只公雞的意象，在有些人看來只是件趣事。但對朱銳來說，他把死生契闊和那只象征具象現實的‘公雞’等量齊觀。”臧峰宇感喟，正因為朱銳諦視并領悟了真正的自我本性，才能用一種更博大的胸懷去關愛、去給予、去奉獻。

朱銳著譯編的部分學術成果

正如朱銳在最后對話中所言：“死亡是融入生命的洪流，是生生不息。”這部融合哲學思辨與臨終記錄的作品，實現了海德格爾“向死而在”理論的具身化演繹，為當代生命教育樹立了知行合一的典范。

“生如夏花之絢爛，死如秋葉之靜美。”劉暢說，“我在朱銳的人格中感受到一種‘嚴肅性’——不是那種鄭重肅穆的‘假深沉’，而是一種游于物外的勃勃生氣。”朱銳把生命的尊嚴一直保持至最后一刻，他讓自己活成了一部作品。就像朱銳的另一位朋友鄧文初所說，生命樂章尾聲的撼人魅力，正在于“他們無不是以身體為響器，以生命為琴弦，奏響命運的神曲”。而這一“神曲”所帶來的“轟鳴”將會在一代又一代人心中震蕩和綿延下去，回響在那些年輕的靈魂深處，永不散去。

朱銳走了。如果按自己的意愿，他更想用生態堆肥的方式，“化作春泥更護花”。但為了尊重年事已高的父母，他最終接受了魂歸故里，把骨灰葬在家鄉。

夕陽將下，微飔吹衣。清明前夕，姐姐朱素梅再次來到朱銳墓前，心中又一次憶念著弟弟翻譯的美國詩人瑪莉·弗萊的詩句：

不要站在我墓地上哭泣

我不在那，我沒有歇息

我是萬千逸動的風

是雪片晶瑩的流送

我是太陽，駐留在低垂的谷物

是溫柔纏綿的秋雨。

當你從靜謐的早晨醒回

我是小小鳥的振翼急飛，

悄悄在空中盤旋。

我是夜空里閃亮的星辰微軟。

不要站在我墓地上哭泣

我不在那，我沒有歇息

瑪莉·弗萊的詩句被鐫刻在朱銳書稿的末頁，這既是他翻譯的最后一首詩，也是留給世界的哲學遺囑。“對話是最好的告別，因為真理永遠在主體退場處顯現。”在安慶蓮花山公墓，姐姐朱素梅默誦這些詩句時，更深切地明白弟弟的深意：“他說學哲學后不再恐懼死亡，其實是想告訴我們——只要思想還在對話，生命就永遠在場。”

趙海若回憶，送別老師后，他們一起去了師門最后一次聚餐地。“他仿佛還在我們身邊，未曾離開。或許當我們未曾覺察時，他已經深深地影響了我們，并化作了我們的一部分。”這種“在場性”正是《哲學家的最后一課》的終極啟示。

當暮色浸染蓮花山公墓，墓碑上的六個字逐漸隱入黑暗。距此1000公里外，太行山深處的一所學校里，幾名七年級學生正圍坐著閱讀《哲學家的最后一課》的試讀本。燈光下，恩培多克勒的詩句再度響起：“我是一只鳥，一條躍出海面、沉默的魚”——這或許就是哲學向度的生命教育最本真的模樣：它不需要殿堂，只需一群愿意思考的人；它不畏懼黑夜，因為思想的自由本就是最恒久的光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