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華僑報》總主筆 蔣豐

4月的松戶浸在雨里，不是那種傾盆的暴雨，也不是那種疏落的微雨，而是綿密如織的春雨，纖細的雨絲織就一張朦朧的紗幕，把日本最大的市民靈園——八柱靈園籠罩其中。我們踩著濕漉漉的石板路前行，鞋底與青苔覆蓋的地面發出細微的摩擦聲。這座始建于明治時期的靈園，在雨幕中顯得別有韻味。

園中的染井吉野櫻已過了最盛之時，殘存的花瓣在雨中飄零，像無數褪色的信箋，輕輕落在墓碑與石燈籠上。我們撐著傘，在迷宮般的墓區中穿行，雨水順著傘骨滴落，在腳邊濺起細小的水花。幾經詢問，終于在僻靜的“5區1種5側13番”的轉彎處，尋到了那塊墓碑——日本“柔道之父”嘉納治五郎的長眠之地。

雨水沖刷著墓碑上“嘉納治五郎之墓”幾個陰刻的文字，使其在昏暗的天光下顯得格外清晰。我們靜靜佇立，任雨水打濕褲腳。其實，此刻吸引我們前來憑吊的，不僅是這位將柔道推向世界的日本武道家，更是那個在近代維新的浪潮中，為中國留學生敞開大門的日本教育家。在這方寸之地上，歷史與現實、日本與中國、武道與教育，種種看似不相干的元素，因這位長眠者的生平而奇妙地交織在一起。

那塊巨大的“頌德碑”嵌刻著嘉納治五郎的生平。透過雨絲讀碑文，我們看到甲午中日戰爭結束后的1896年（明治二十九年），嘉納治五郎出任東京高等師范學校（現在的茨城大學）校長，恰逢大清政府派遣中國第一批13名官費留學生赴日學習。當時的日本，對外國留學生的接收體系尚不完善，嘉納治五郎受日本文部大臣西園寺公望的委托，承擔起了培養他們的責任，成為日本有組織性對留學生進行日語教育的先驅。1899年（明治三十二年），為了深入對留學生進行語學教育，嘉納治五郎又創辦了“亦樂書院”，其實就是“日語速成班”。1902年（明治三十五年），擴招后的“亦樂書院”改名為“弘文學院”，遷到東京的牛込。外國留學生超過500多人。1904年（明治三十七年），魯迅從“弘文學院”畢業，他的畢業證書上寫著“大清國浙江省周樹人，從明治三十五年4月至本年4月，在本學院學習日本語及普通速成科畢業，以此作證。明治三十七年四月三十日。大日本弘文學院院長嘉納治五郎（章）”。

魯迅曾在回憶文章中提到：那時“每日清晨，我們這些留學生都要和日本學生一起練習柔道，摔得渾身是汗。”嘉納治五郎認為，體育是消除文化隔閡的最佳方式，因此他要求所有留學生必修柔道，并在訓練中與日本學生混合編組，促進交流。

有趣的是，魯迅最初對柔道并不熱衷，甚至曾在書信中調侃自己“每日被摔得七葷八”。但多年后，魯迅在《藤野先生》一文中回憶日本留學經歷時，卻特別提到：“那時的訓練雖苦，卻讓我學會了如何與不同文化的人相處。”

雨勢漸歇，幾只濕透的麻雀跳到墓碑上啄食花瓣。我想起弘文學院其它畢業生：陳獨秀在此初聞德先生賽先生，黃興在此結識日本志士。這座僻靜的墓園，竟連著東亞近代史的經脈。墓碑旁不知誰放了一束新鮮的白色馬蹄蓮，花瓣上還凝著水珠。

離開八柱靈園時，櫻花與雨水仍在進行最后的告別。回想嘉納治五郎當年培養的7000多中國留學生，后來都成為推動中國近代化的重要力量；回想起他的柔道精神，至今仍在全球范圍內影響著無數人；感覺到他“精力善用，自他共榮”的理念，在當今這個充滿隔閡的世界里，顯得尤為珍貴。這里，不僅是日本一位教育家的安息之地，更有一座跨越國界的精神豐碑。（2025年4月24日寫于千葉豐樂齋）